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特首李家超的述職會上明確提出，香港要「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並將此與「完善行政主導」、「推動高質量發展」、「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並列為四大要求。這是香港回歸以來少見的清晰訊號：香港不能再停留於口號式的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而是必須以制度改革、功能重塑和城市更新為抓手，提出一套能真正承擔國家任務的「香港方案」。
這一訊號的意義在於，香港的角色定位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
過去20多年，香港在國家規劃中的位置往往是被動跟隨。在許多人的眼中，香港似乎只是中央提出什麼，香港便配合什麼；中央強調大灣區，香港就喊融入大灣區；中央推動創科，香港就建幾個園區。
問題在於香港未能真正理解國家戰略發展的深層意義，始終缺乏主動性，也缺乏一套能夠回應國家戰略需求的制度化方案。如今，中央要求香港主動對接，意味着香港必須回答一個更深刻的問題：香港能為國家做什麼？
治理能力：授權制度 戰略規劃
要對接「十五五」，香港首先要解決的是治理能力問題。中央強調行政主導，並不是重提老話，而是要求香港把行政主導制度化、現代化。當前香港的政策制定碎片化，跨局協調往往依賴個別官員的個人能力，缺乏大局觀和前瞻性。這種模式在處理日常行政尚可勉強維持，但在承接國家級任務時就顯得力不從心。
香港必須建立更清晰的行政長官授權制度，重構政策流程，並設立城市級的「戰略規劃委員會」，把國家規劃與本地施政真正接軌，形成香港自己的五年規劃和行動綱領，甚至是15年的長遠規劃願景和策略。這不僅是行政效率的問題，更是制度自信的問題。香港要展示的不只是「能跟隨」，而是「能規劃」、「能承擔」。
香港的獨特角色：制度型開放與國際化功能
在國家「十五五」的科技自立自強與高質量發展大局中，香港必須找到自身不可替代的角色。香港的優勢從來不是複製深圳的硬科技，而是制度、規則與國際化。這也是筆者在過去多篇文章中反覆強調的觀點：香港的核心價值在於「制度型開放」。
香港完全可以提出三項具體的國家任務：打造「國際科技規範與標準中心」、建設「海外科研合作樞紐」、發展「國家級專業服務平台」。這些功能是國家需要的、是香港能做的、也是其他城市難以做到的。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國際科研合作網絡、國際資金與專業服務能力，正好能填補國家在制度型開放上的缺口。這也是香港在新時代保持獨特性的關鍵。
北都發展規劃須適度調整
香港在「十五五」的定位主要是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戰略，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重要支點、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人民幣與綠色金融樞紐，以及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創新試驗場，非常明確。如果香港原來優勢獲得鞏固和優化，能抓緊國家戰略發展機遇，香港的前景是光明。無奈，這些良好的發展勢頭卻受到土地制約、規劃僵化、基建滯後、建設遲緩的阻礙。
國家到2035年，在許多領域都會有長足的發展，包括成為科技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但香港北部都會區內與創科園和大學城相關的八成土地，平整和基礎設施最快都要2034年才完成。試問，香港又如何可以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呢？
然而，這些問題不是沒有辦法解決的。目前河套區香港園區的一期工程和二期規劃都進行得如火如荼，擬建200萬平方米的建築樓面，容積率高達2.3。筆者建議用好緊貼福田區和羅湖區的已建科創園和新發展區域，河套區東、西側深圳河以南約6平方公里的土地，發展「深港雙城特區」，提供土地作創科園延伸和北都大學城之用。
由於所述的大部分屬於官地的位置緊貼目前的福田、羅湖和文錦渡口岸，陸路交通連接方便，亦有足夠交通設施強度去立刻應付新發展區的交通需求，毋需等待2034年及以後的北環線及其支線的完工投入使用。這些集中而不零碎的土地，必定能吸引類似南山區的騰訊、阿里巴巴、華為、大疆、中興等龍頭企業選擇落戶。如此，北都創科園和大學城的建設便能快速上馬。
深港雙城特區：用好鹹淡水交界
在區域協同方面，中央要求香港「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但深度不等於同質化。香港與深圳應形成「雙中心、雙平台」的分工：深圳負責研發與產業化，香港負責國際規則、資本與專業服務。這種分工不僅能避免資源浪費，更能形成互補優勢。
筆者在過去的文章中提出「深港雙城特區」的構想，正是基於這一邏輯。深港雙城特區的倡議是以「雙飛地、雙總部」概念，用好「鹹淡水交界」的兩地制度優勢和要素自由流通。雙城特區不應被視為地產開發區，而應成為制度型開放的前沿。跨境基建、數據流通、人才流動等制度型創新，必須在「十五五」期間取得突破。這不僅是深港合作的需要，更是國家制度型開放的試驗場。擬建位於羅湖/北都的深港雙城特區，勢必成為大灣區最重要的合作平台。
城市更新：治理型存量提質增效
中央今年《關於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意見》講得很清楚：城鎮化已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轉向以「存量提質增效」為主。但關鍵不是簡單「由增轉存」，而是要統籌增量擴展與存量優化，而不是割裂看。更重要的是，香港要把城市更新視為國家任務，而不是地產項目。
中央在四中全會後強調城市治理現代化，香港的城市結構老化、土地制度僵化、建設監管頑疾、交通基建落後等問題，已成為制約發展的核心瓶頸。香港需要一套城市級的更新總藍圖，改革土地儲備與收地制度，推動以治理、社區與產業為核心的「治理型城市更新」。這意味着城市更新不再是「建多幾棟樓」的地產邏輯，而是要支撐未來產業與人口結構的治理任務。這也是筆者在過去文章中提出的「去地產化」觀點的延伸：香港必須從地產依賴轉向制度型平台。
筆者所倡議的「市區重新3.0」，是基於目前市區重建局的運作模式已經走入死胡同。業權分散、強拍門檻維持在八成或以上、重建新增樓面不多甚至減少、「同區七年樓齡」賠償的緊箍咒，成為當前市區重建工作的三座大山；加上自負盈虧的魔咒，舊區重建工作可謂寸步難行。若不移走這三座大山，每年累積增加的舊樓數量，勢將對舊區更新構成重大壓力。
依照「市區重新3.0」的倡議，政府可以利用市場力量，以較貼近舊樓的真正價值收購這些業權，再以此換取北部都會區新發展地段的發展權益。當然，操作關鍵之一是必須給予發展商足夠的利潤空間作為誘因。
如此一來，一方面政府便可透過此機制，獲得舊區貴重地皮的業權，從而進行城市更新的土地重整，擴濶馬路、改善交通擠塞、增加社區設施，彌補舊區「規劃赤字」，並釋放土地整合紅利和規劃紅利，帶來正面的環境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另一方面，發展商則可快速在北部都會區重點開發區建設住宅和商業樓宇，聚集人氣。連同上述的口岸發展帶與深港雙城特區，北都新發展區第一期便可基本成形，並具備經濟效益和財務可行性。
在此基礎上，政府更可依據發展規模和快速進度，規劃好建設重點開發區的交通基建、市政管網以及社區配套設施的實施時間表，確保更新與新建同步推進。
香港方案：從融入到貢獻
總括而言，對接「十五五」並不是等中央寫什麼，香港跟着做什麼，而是香港要主動提出能為國家做什麼。這正是香港在新時代重塑自身定位的關鍵一步。
只有把治理現代化、產業功能重塑、區域分工深化與城市更新同步推進，香港才能在國家新一輪規劃中不僅融入，更能貢獻；不僅參與，更能承擔。「十五五」既是香港重新出發的窗口，也是檢驗香港治理能力與制度自信的試金石。香港必須主動提出「香港方案」，而「十五五」正是檢驗香港能否做到這一點的關鍵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