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中國崛起不可承受之錯》與刪百名學者《新年感言》

當危機出現，人們習慣地期望「英雄」出現，救黎民百姓於水火，最終一切得以化險為夷，社會再次回復「正常」，這是我們深受電影情節影響的「英雄」形象，與此同時，對於那些預視危機，在危機未到來之前，提出預警和應對之策的人士，則往往被冠以杞人憂天稱號，在社會集體記憶變得愈來愈短暫的今天，類似的現象，屢見不鮮。

相對於對非官方不同意見的忽視，猶有甚者，是限制社會上不同意見的表達與討論，將管治國家和人民的所思和所想，定於一尊，不容妄議，但最終卻往往要黎民百姓承受錯誤政策造成的惡果。

《中國崛起不可承受之錯》出版於2016年3月，該書的副題是中國「內政、外交十大顛覆性錯誤的可能性與應對之策」。作者是出身內地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以及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楊麗君。

該書出版時，整個中國正陷入了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經濟增長速度世界第一、汽車製造和銷量世界第一、大國崛起、中國夢，以及「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其後加上去的「文化自信」等鋪天蓋地的宣傳。在這種歇斯底里式的大環境下，提出中國的崛起有可能中斷的說法，不啻令很多人感到掃興，對其提出的中國可能犯上的「顛覆性錯誤」，不予重視，進而產生抵制情緒，不難理解。

對美國衰落的錯誤判斷

到底書中提出了什麼「顛覆性錯誤」，會成為使中國崛起不可承受之錯？在外交領域方面，最主要的是：「對美國衰落錯誤判斷，新型大國關係被中斷」，見附表。可以說，作者是準確地預示了此危機。其他的「顛覆性錯誤」可歸類為其性質在今天已變得激化，萬一處理不善，極有可能變成難以駕馭的局面，這包括：南海問題衝突升級，民族主義演變成排他主義、台灣和香港問題演變成國際化問題，以及「西進運動」不當而深陷中東衝突。至於中國需時刻警惕的則包括：與崛起的印度和印度民族主義發生衝突，中日發生嚴重衝突，以及沒有有效機制防範國際「資本帝國」，導致重大經濟危機。

在內政領域方面，居首位的是意識形態問題。原因是在民主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選舉制度和程序上，而在專制國家，政權合法性建立在意識形態上，書中提出，鄧小平在這方面的貢獻在於一方面倡導「不爭論」，一方面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概念，將「姓社姓資」這個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概念轉化為一種手段工具概念，從而大大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飛躍性發展。

反之，若意識形態掌控不當，或出於人治的偏差和社會上缺乏糾偏機制，就會容易造成顛覆性的錯誤，一旦極端的意識形態全面影響政府決策，失去制衡，「那麼就出現犯顛覆性錯誤的真實的可能性」。

外交領域應避免的十大顛覆性錯誤：

1. 民族主義演變成排他主義
2. 軍隊腐敗，執政黨不能有效控制軍隊
3. 對美國衰落的錯誤判斷，「新型大國關係」被中斷
4. 中日發生嚴重衝突，中斷現代化進程
5. 南海問題衝突升級，超出中國的控制
6. 與崛起的印度和印度民族主義發生衝突
7. 「西進運動」不當而深陷中東衝突
8. 過分輕信或恐懼西方而造成受制於西方的局面
9. 沒有有效機制防範國際「資本帝國」，導致重大經濟危機台灣和香港問題演變成國際化問題

內政領域應避免的十大顛覆性錯誤：

1. 意識形態的回歸
2. 黨權和政府權力的失衡
3. 黨內民主制度得不到確立
4. 反腐敗演變成社會運動，有效反腐制度得不到確立
5. 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實施或者流產
6. 整體官僚體制的不作為甚至消極抵制
7. 寡頭經濟轉型成為寡頭政治
8. 社會改革失敗，社會暴力化並陷於無政府狀態
9. 少數人壟斷發展成果，社會高度分化導致革命
10. 社會大動亂或者發生「廉價革命」

黨權和政府權力失衡 今天尤甚 

內政領域排第二位的，是黨權和政府權力的失衡。如何處理黨政關係是鄧小平時代主導中國政治改革的一項最為重要的課題，他提出了「黨政分開」，主要是針對文革時期曾經出現過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情況，文革時期的「革命委員會」，令政府和社會處於癱瘓狀態。正因這樣，在實行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把黨政關係作為政治改革一個重要課題。該書作者的建議是「在黨政之間劃一個比較合理的邊界，並且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在法定邊界基礎之上，實行黨政分工」。

誠然，我們不需要認同作者對上述問題的分析和建議。但不變的是容許不同意見的表達、辯論和集思廣益的重要性，亦因此，中國近期對輿情收緊和打壓，窒礙不同意見表達，情況令人憂慮。

限制不同意見表達 應列為具顛覆性錯誤

在歲末和新年交接之際，內地網絡傳出一份「百位公共知識分子（簡稱「公知」）關於改革開放40年的真實感言」，呼籲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還權於民，期待人權不會成為改革禁區，走憲政民主之路，讓人人敢說話，讓中國融入於國際社會。部分人士表示希望經濟繁榮全民分享，不僅限於少數人掠奪斂財。也有人希望中國能與正常國家、文明社會看齊。

署名人士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共中央黨校教授，以及法律界和媒體界的人士等。但他們的感言迅速遭到當局封鎖和刪除。無數歷史事例說明，「限制社會上不同意見的表達和討論」的弊端，更應被加入成為當前一項具顛覆性的錯誤，妨礙着中國的崛起。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尹瑞麟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士，早年任職新聞傳媒、經濟政策研究及派駐新加坡。80年代初獲總部設於東京的國際政府組織 –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 委聘為國際公務員，在日工作11年，並取得上智大學（Sophia University）碩士學位，懂日文。回歸後回港任職「四大」之一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大中華區業務拓展總監，期間獲委任前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多年來在香港、新加坡及日本多家傳媒發表時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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