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生命教育,相信不少人會聯想到正向、積極、樂觀等性格特質,目的在於提升年輕人的抗逆力,甚至視之為防止學童自殺的萬應良方。
可是,香港學生需要的生命教育,是否僅此而已?
生命教育涵蓋的內容既深且廣,不但要讓學生認識自己、反思生命的意義,亦蘊含價值觀及品德的培養,乃教育的崇高理想。
全球不少國家及地方起初推行生命教育時,的確是為了回應社會議題,如美國及澳洲是為了抗衡年輕人濫藥及濫交風氣,台灣則與校園暴力及青少年自殺個案頻生有關,故大眾若認為推行生命教育是針對社會問題,無可厚非。
不過,筆者所理解之大中華地區的生命教育,並非完全是一個回應式舉措(reactive approach),其核心理念應以仁愛為本,並建基於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如儒家思想強調的「孝、悌、禮」等美德,以及尊師重道等道德價值(moral values)。近年香港流行正向心理學,其應用性及客觀指標則較強。香港作為中西薈萃、文化交融的城市,正好兼收並蓄,以中國傳統價值取向及思想為主軸,輔以西方的概念和實踐方法推廣生命教育,相得益彰。
台灣推動方式多元化
據悉台灣推動生命教育的框架圍繞「天、人、物、我」,而本港一些關心生命教育的團體,如全人生命教育學會,則提出「身、心、社、靈」四個面向,包含各種人生境界。以「身」為例,生命教育的內容包括控制物慾,欣賞自然,協助青少年建立正確的環境觀及理財觀;「社」則是倫理教育及公民責任,即人際關係,包括與家人、朋友及社群的相處。
生命教育可以很簡單。猶記得去年超強颱風山竹蹂躪香港,不少校園內的樹木倒塌,各區滿目瘡痍,不少學校藉此機會,召集師生合力善後,亦有家長帶同停課的孩子,自發清理風災後的海濱長廊。凡此種種,足證生命教育並非抽象的學術理論,可在生活中找到許多實踐機會。透過「知、情、意、行」,認知客觀事物而產生獨有的情感,從而影響意志及行為,令生命教育得以有效發揮。
在台灣,生命教育的推動方式相當多元化。據傳媒報道,當地有學校以落葉為題,自製繪本,讓低年級學生明白生命的周期,思考死亡的意義;亦有以生命教育為主題的製衣工廠,讓小朋友穿上特製孕婦裝,體驗母親十月懷胎之苦,明白生命得來不易。
要將生命教育融入教育體系,需要用心經營教學環境、建立校園文化,當中教師的角色至為關鍵。筆者深信,教師在推行生命教育時應以身作則,擔當變革促進者(change agent)之角色。若需有人統籌,則可考慮以班主任為切入點,因他們與學生關係密切。
生命教育講求言教身教,作為本港唯一一間專注教師教育的高等學府,教大責無旁貸。現時所有教大的本科生均需修讀佔3個學分的「正向及價值教育」課程;同時,本校亦透過不同捐款項目,為本科生籌辦具生命教育元素的社會服務、文化體驗及教學實踐,有助教大學生內化生命教育的價值。
除教師外,塑造年輕人整全的道德觀及價值觀,家庭的熏陶亦十分重要,家長角色毋庸置疑,尤其幼小的基礎教育時期,正是關鍵階段。因此,教大將致力促進家校合作,令生命教育可應用於家庭層面,例如透過親子活動,讓家長與幼童都有機會領略生命教育的意義和真諦。教大一直與本地學界合作無間,透過雙管齊下的策略,相信有助全方位落實生命教育的理念。
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單靠知識及理性,已不足以應對各種前所未見的挑戰。正因如此,筆者於不同場合,均強調未來5年,教大將重點推動生命教育,並已撥備1000萬元,循學校教材及師訓兩方面着手,設計「貼地氣」的教學資源。要擴大生命教育的工作,教大除了要集思廣益,更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為此,筆者已邀請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學界領袖及教育專家等持份者,出席本月稍後舉行的「教育沙龍」聚會,共同探討如何推展生命教育。
培育Love Quotient
科技發達,人工智能日漸普及,不少刻板重複的工作已被先進機械逐步取代。當電腦的智慧,即其運算速度及效率、解難能力都在人類之上,那麼我們的下一代,又有何優勢呢?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博士曾於不同場合,多次提出要培育”Love Quotient”,即對未來、對社會、對人之間的愛心。他認為,我們必須向年輕人傳授那些機器無法做得跟人類一樣好的東西,皆因機器沒有心、沒有信仰,而人類有靈魂、有價值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亦於2017年提出「教育2030」的願景,特別強調「調和緊張和困境」、「承擔責任」等能力,認為這些特質有助現時的學生,在未來的世界保持競爭力。
教育的真諦,不僅是授業、解惑,更重要的是讓莘莘學子學懂做人的道理,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態度,面對未來的世事變遷。
其實,我們的學生不一定要聰穎過人,更不必一定要贏在起跑線,除了學業成績,更重要的,是品德素養、精神與心靈健康,懂得珍惜自己,了解生命的意義,活出生命的價值。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