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中華書店,翻開一本於2021年出版的《圖說中國抗疫史》,一段「本應」激動人心的話語映入眼簾:「中醫在歷次抗疫中鍛煉了自己,並得到了自身的發展。古代人民、政府和無數優秀的中醫先輩與瘟疫進行了不懈鬥爭,取得了輝煌的抗疫成就。」(《圖說中醫抗疫史》,2022年)
為何說「本應」呢?因為這類盲目拔高,不符合史實的「歷史」論述,看似往中醫臉上貼金,但卻很可能會混淆傳統中醫的本來面目,導致我們難以從歷史中獲得啟發及反思,更無助解決現實問題。
如此評論看似大煞風景,卻合乎現實。因為連國家中醫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中醫防疫權威仝小林院士,也坦承中醫防疫學依然處於發展階段,其中的「含糊、矛盾和衝突」,比想像中得大得多。
故此,在新一波疫情正在醖釀之際,我們需要的是反思及改良,而不是套話式的盲目歌頌。
基於如此態度,本文將分析篇首引用語中的三大誤導。
政府與瘟疫進行了不懈鬥爭?
將古代政府之性質等同現代國家,這是常識上的誤解。我們該如何看待古代政府與瘟疫的關係呢?那就要參考疾病史專家的相關研究,這裏包括南開大學的中國瘟疫史權威余新忠教授,以及因研究中醫史而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梁其姿教授。
根據長時段研究,他們發現歷代政府在面對疫情時,基本上都處於「無心」也「無力」的狀態。在治理能力上,政府既缺乏能力,也無心規劃;在施政理念上,瘟疫因並不會導致社會動亂,影響政權,故此在歷代荒政文獻中,雖有大量關於水、旱、蝗災的制度記載,卻極少治理瘟疫的相關資料。
可以説,在中國古代疫情史中,「國家缺位」和「國家失靈」才是常態。因此學者一致認為,「在民國之前,中國社會並沒能集腋成裘,總結和發展出一套制度性和系統性的疫病防治舉措。而擔起應對瘟疫的主要力量,是來自民間社會,而並非官方」。(宋朝是例外,在此不贅)
如此來説,「政府與瘟疫進行了不懈鬥爭」是現今狀況,而非古代事實。將之混淆,是常識性的錯誤及誤導。至於原因何在,那就很可能不是純醫療因素可解釋得了。
人民與瘟疫進行了不懈鬥爭?
好了,既然政府無力抗爭,將負擔推給民間社會,那廣大人民是否就可以「勇於抗擊疫情」呢?很明顯,這也是屬於近乎假大空的歷史論述。
我們不妨想想,就在不久之前的新冠疫情中,現代人是惶恐無助還是氣定神閒?既然連科學如此昌明的時代,人們面對疫情都如此方寸大亂,謠言四起,那又何況是醫療知識及資源無比匱乏的古代呢?
就拿發生在19世紀嘉道時期的江南大疫來説,諸多文獻中極少療效及救濟記載,卻處處流露出整個社會和民眾之惶恐及無助,「人人恐懼,訛言四起」,「傳聞已甚一時,竟視為豐都地獄」。
惶恐的原因眾多,包括對疫情的模糊認知。在傳統社會,人們對於瘟疫成因的認知只有兩個,一是訴諸神鬼的「鬼神司疫」,二是訴諸疫氣的「疫氣致疫」。而有關瘟疫的定義繁多模糊,難有規範。這在治療用藥上產生極大難度,肯定難以普及化。
故此古代人民在面對疫情時,主要是養內避外,鞏固元氣等消極個人行為,遠遠沒有去到現代意義上的大規模主動的防疫舉措。
更值得留意的是,即使民間出現了大量躲避、隔離乃至檢疫的行為,但如此做法,一直沒有得到主流社會的鼓勵和支持,在理論和實踐上難以取得發展,例如南宋大儒朱熹就相當反對防疫隔離思路,認為「傷俗害理,莫此為甚」,至於染病與否,乃基於「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概論也」。
那何時才開始主動抗疫呢?那要去到民國時期,因西方現代衛生系統和傳染病學的傳入,傳統社會的衛生防疫觀念才逐漸由消極轉向積極,政府的角色由被動轉為主動。
這已經是1910年之後的事情了。
中醫與瘟疫進行了不懈鬥爭?
傳統社會的中醫成分複雜,研究進路也相當多。故此首要大忌就是將之視為鐵板一塊,用簡單論述概括複雜現象,用臆測美化代替史實真相。
大多數來自中醫學院背景的醫史研究,就熱衷於「聖賢史學」或「歌功頌德」式論述,令人們幻想每到疫情,就有神醫橫空出世,解救世人。但這肯定不是事實,且以兩例説明之。
第一, 名醫與瘟疫是先後次序的關係,但何者為先呢?所謂「大疫之後,必有大醫」,那些治療瘟疫的理論及方藥,都是在疫情肆虐,生靈塗炭後,痛定思痛後的治療方略,例如東漢張仲景的《傷寒論》及明代吳鞠通的《溫病條辨》。連這兩本醫學巨著都是大疫之後的總結論述,又何況其他抗疫論述呢?
更值得留意的是,這種歸納後的解決方案,未必適合下一波的疫情,這裏既涉及對醫學典籍的理解及應用,也與新型疫情的性質不同有關。
第二,名醫和庸醫的比例。根據歷史記載,每當疫情爆發,也是庸醫輩出的時機。在明清史料中,有關庸醫治病的記錄,遠超良醫,所導致的醫療意外,也比比皆是。
故此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這些醫學典籍陳述方式如何?如何治理疫情?如何流傳?人們又是如何詮釋?庸醫泛濫的原因何在?他們的論述方式又是如何?
這類思路,應該好過對現實毫無裨益,且空泛空洞的「中醫與瘟疫進行了不懈鬥爭」式論述。
不需過度敏感的自信
如此説來,似乎貶低了中醫的成就和能力。這也未必,認清問題所在並不等於貶低思考對象。我們無須如此敏感。
無須敏感也來自對歷史事實的正視,例如傳統中醫在治療疫情上,肯定比西方傳統醫學優勝得多,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傳統中醫來自民間,形成了繁複的醫學體系,也在抗疫歷程中,也積纍了豐富的經驗。這和以宗教為主導,國家和民間基本失靈的傳統西方醫學很是不同。而神學光環下的治病思路,主要是誠心祈禱,以及否定其他療法。如此思路,療效可想而知。
第二是生活習慣,中國民間向來有飲用熟水的習俗,但傳統西方社會卻無此習慣。水源污染向來是為傳染病的溫床,例如霍亂,所導致的人命傷亡,也相當慘烈。
可以說,在19世紀細菌學產生之前,傳統中醫的總體療效肯定是超越西方傳統醫學。即使在如今現代生命科學如此昌明的時代,中醫的整體觀及辨證論治,依然能夠治療疾病,發揮無法取替的效用。
這就是自信之基礎。
而在面對疫情時,傳統中醫具備成熟理論和豐富經驗,無論在治療或理念上,都是現代生命科學及西式防疫觀之外的另一選擇。故此,我們更加不能用簡化或誤導模式,來回顧中醫瘟疫史。
對於這類簡化或誤解現象,作為中醫瘟疫史的權威,余新忠教授是如此看的:「要知道,中醫理論和方法,都是從歷史長河中眾多史料中『精選』和『集萃』出來的,並不是古代社會一遇到瘟疫,就會普遍使用」;「今天很多人在考察和評估中國古代的防疫舉措時,實際上是將不同時空中發生的經驗彙集到一個平面來進行的,由此得出的認識,難免會有失偏頗」。
為何需要基於歷史真相的的中醫史學?
如果以上論述尚算合理的話,我們就要問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麽需要基於歷史真相的中醫史學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中醫本就來自傳統,一脈相承,很多問題的啟示及解答,需要從歷史中去尋找,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的中醫抗疫政策及診治思路。中醫在該次疫情中雖有重大效用,但依然存在一些難以解決的現實問題。
這方面論述頗多,包括國家中醫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仝小林院士在文章中,也發出了如此聲音:「(中醫界)對於新冠肺炎初治手法依然模糊不清,寒溫互相矛盾,各執一詞。目前對於新冠肺炎的疾病過程認識還不統一,辨治方法也不統一,還缺乏更多治法之間的療效對比等,這些都需要我們在今後的研究中進一步總結、完善。」
「寒溫互相矛盾,各執一詞」,「對於新冠疾病過程的認識還不統一」,「辯治方法也不統一」等,這些都是中醫臨床上長期難以解決的紛爭,而答案也只能從真實的歷史中去一一尋找。
現在還真不是歌功頌德的好時候。
這是我對這本由西醫科研背景的北京中醫藥大學校長牽頭編寫,參考書目中卻沒有幾本嚴謹中醫史論著的《圖說中國抗疫史》的簡單書評。
附件:該書的部分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