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視野看疫情──美化歌頌還是正視反思？

經過中華書店，翻開一本於2021年出版的《圖說中國抗疫史》，一段「本應」激動人心的話語映入眼簾：「中醫在歷次抗疫中鍛煉了自己，並得到了自身的發展。古代人民、政府和無數優秀的中醫先輩與瘟疫進行了不懈鬥爭，取得了輝煌的抗疫成就。」（《圖說中醫抗疫史》，2022年）

為何說「本應」呢？因為這類盲目拔高，不符合史實的「歷史」論述，看似往中醫臉上貼金，但卻很可能會混淆傳統中醫的本來面目，導致我們難以從歷史中獲得啟發及反思，更無助解決現實問題。

如此評論看似大煞風景，卻合乎現實。因為連國家中醫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中醫防疫權威仝小林院士，也坦承中醫防疫學依然處於發展階段，其中的「含糊、矛盾和衝突」，比想像中得大得多。

故此，在新一波疫情正在醖釀之際，我們需要的是反思及改良，而不是套話式的盲目歌頌。

基於如此態度，本文將分析篇首引用語中的三大誤導。

政府與瘟疫進行了不懈鬥爭？

將古代政府之性質等同現代國家，這是常識上的誤解。我們該如何看待古代政府與瘟疫的關係呢？那就要參考疾病史專家的相關研究，這裏包括南開大學的中國瘟疫史權威余新忠教授，以及因研究中醫史而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梁其姿教授。

根據長時段研究，他們發現歷代政府在面對疫情時，基本上都處於「無心」也「無力」的狀態。在治理能力上，政府既缺乏能力，也無心規劃；在施政理念上，瘟疫因並不會導致社會動亂，影響政權，故此在歷代荒政文獻中，雖有大量關於水、旱、蝗災的制度記載，卻極少治理瘟疫的相關資料。

可以説，在中國古代疫情史中，「國家缺位」和「國家失靈」才是常態。因此學者一致認為，「在民國之前，中國社會並沒能集腋成裘，總結和發展出一套制度性和系統性的疫病防治舉措。而擔起應對瘟疫的主要力量，是來自民間社會，而並非官方」。（宋朝是例外，在此不贅）

如此來説，「政府與瘟疫進行了不懈鬥爭」是現今狀況，而非古代事實。將之混淆，是常識性的錯誤及誤導。至於原因何在，那就很可能不是純醫療因素可解釋得了。

人民與瘟疫進行了不懈鬥爭？

好了，既然政府無力抗爭，將負擔推給民間社會，那廣大人民是否就可以「勇於抗擊疫情」呢？很明顯，這也是屬於近乎假大空的歷史論述。

我們不妨想想，就在不久之前的新冠疫情中，現代人是惶恐無助還是氣定神閒？既然連科學如此昌明的時代，人們面對疫情都如此方寸大亂，謠言四起，那又何況是醫療知識及資源無比匱乏的古代呢？

就拿發生在19世紀嘉道時期的江南大疫來説，諸多文獻中極少療效及救濟記載，卻處處流露出整個社會和民眾之惶恐及無助，「人人恐懼，訛言四起」，「傳聞已甚一時，竟視為豐都地獄」。

惶恐的原因眾多，包括對疫情的模糊認知。在傳統社會，人們對於瘟疫成因的認知只有兩個，一是訴諸神鬼的「鬼神司疫」，二是訴諸疫氣的「疫氣致疫」。而有關瘟疫的定義繁多模糊，難有規範。這在治療用藥上產生極大難度，肯定難以普及化。

故此古代人民在面對疫情時，主要是養內避外，鞏固元氣等消極個人行為，遠遠沒有去到現代意義上的大規模主動的防疫舉措。

更值得留意的是，即使民間出現了大量躲避、隔離乃至檢疫的行為，但如此做法，一直沒有得到主流社會的鼓勵和支持，在理論和實踐上難以取得發展，例如南宋大儒朱熹就相當反對防疫隔離思路，認為「傷俗害理，莫此為甚」，至於染病與否，乃基於「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概論也」。

那何時才開始主動抗疫呢？那要去到民國時期，因西方現代衛生系統和傳染病學的傳入，傳統社會的衛生防疫觀念才逐漸由消極轉向積極，政府的角色由被動轉為主動。

這已經是1910年之後的事情了。

中醫與瘟疫進行了不懈鬥爭？

傳統社會的中醫成分複雜，研究進路也相當多。故此首要大忌就是將之視為鐵板一塊，用簡單論述概括複雜現象，用臆測美化代替史實真相。

大多數來自中醫學院背景的醫史研究，就熱衷於「聖賢史學」或「歌功頌德」式論述，令人們幻想每到疫情，就有神醫橫空出世，解救世人。但這肯定不是事實，且以兩例説明之。

第一，名醫與瘟疫是先後次序的關係，但何者為先呢？所謂「大疫之後，必有大醫」，那些治療瘟疫的理論及方藥，都是在疫情肆虐，生靈塗炭後，痛定思痛後的治療方略，例如東漢張仲景的《傷寒論》及明代吳鞠通的《溫病條辨》。連這兩本醫學巨著都是大疫之後的總結論述，又何況其他抗疫論述呢？

更值得留意的是，這種歸納後的解決方案，未必適合下一波的疫情，這裏既涉及對醫學典籍的理解及應用，也與新型疫情的性質不同有關。

第二，名醫和庸醫的比例。根據歷史記載，每當疫情爆發，也是庸醫輩出的時機。在明清史料中，有關庸醫治病的記錄，遠超良醫，所導致的醫療意外，也比比皆是。

故此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這些醫學典籍陳述方式如何？如何治理疫情？如何流傳？人們又是如何詮釋？庸醫泛濫的原因何在？他們的論述方式又是如何？

這類思路，應該好過對現實毫無裨益，且空泛空洞的「中醫與瘟疫進行了不懈鬥爭」式論述。

不需過度敏感的自信

如此説來，似乎貶低了中醫的成就和能力。這也未必，認清問題所在並不等於貶低思考對象。我們無須如此敏感。

無須敏感也來自對歷史事實的正視，例如傳統中醫在治療疫情上，肯定比西方傳統醫學優勝得多，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傳統中醫來自民間，形成了繁複的醫學體系，也在抗疫歷程中，也積纍了豐富的經驗。這和以宗教為主導，國家和民間基本失靈的傳統西方醫學很是不同。而神學光環下的治病思路，主要是誠心祈禱，以及否定其他療法。如此思路，療效可想而知。

第二是生活習慣，中國民間向來有飲用熟水的習俗，但傳統西方社會卻無此習慣。水源污染向來是為傳染病的溫床，例如霍亂，所導致的人命傷亡，也相當慘烈。

可以說，在19世紀細菌學產生之前，傳統中醫的總體療效肯定是超越西方傳統醫學。即使在如今現代生命科學如此昌明的時代，中醫的整體觀及辨證論治，依然能夠治療疾病，發揮無法取替的效用。

這就是自信之基礎。

而在面對疫情時，傳統中醫具備成熟理論和豐富經驗，無論在治療或理念上，都是現代生命科學及西式防疫觀之外的另一選擇。故此，我們更加不能用簡化或誤導模式，來回顧中醫瘟疫史。

對於這類簡化或誤解現象，作為中醫瘟疫史的權威，余新忠教授是如此看的：「要知道，中醫理論和方法，都是從歷史長河中眾多史料中『精選』和『集萃』出來的，並不是古代社會一遇到瘟疫，就會普遍使用」；「今天很多人在考察和評估中國古代的防疫舉措時，實際上是將不同時空中發生的經驗彙集到一個平面來進行的，由此得出的認識，難免會有失偏頗」。

為何需要基於歷史真相的的中醫史學？

如果以上論述尚算合理的話，我們就要問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麽需要基於歷史真相的中醫史學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中醫本就來自傳統，一脈相承，很多問題的啟示及解答，需要從歷史中去尋找，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的中醫抗疫政策及診治思路。中醫在該次疫情中雖有重大效用，但依然存在一些難以解決的現實問題。

這方面論述頗多，包括國家中醫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仝小林院士在文章中，也發出了如此聲音：「（中醫界）對於新冠肺炎初治手法依然模糊不清，寒溫互相矛盾，各執一詞。目前對於新冠肺炎的疾病過程認識還不統一，辨治方法也不統一，還缺乏更多治法之間的療效對比等，這些都需要我們在今後的研究中進一步總結、完善。」

「寒溫互相矛盾，各執一詞」，「對於新冠疾病過程的認識還不統一」，「辯治方法也不統一」等，這些都是中醫臨床上長期難以解決的紛爭，而答案也只能從真實的歷史中去一一尋找。

現在還真不是歌功頌德的好時候。

這是我對這本由西醫科研背景的北京中醫藥大學校長牽頭編寫，參考書目中卻沒有幾本嚴謹中醫史論著的《圖說中國抗疫史》的簡單書評。

附件：該書的部分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