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職業觀|程介明

周前因為教育2.1一個論壇，引起關於大學收生的討論。議論似乎集中在收生的公平問題，更有提到教育公平的大問題。其實，當時提出的大學收生，只是希望大學收生這支「指揮棒」，略為放寬，讓學生在考試成績以外的表現，也得到考慮。一則讓更多類型的學生可以進入大學，二則讓中小學多類型的學習活動，得到鼓勵與空間。

學用錯配已是常態

背後的理念，並不是老生常談的反對「一試定終生」。社會變了，對於教育的期望也變了。這裏把這個理念，在今後幾周闡述一下，請讀者耐心賜讀。

不難看到，今天的年輕人，他們的職業途徑，與二十世紀的典型職業途徑，很不一樣。今天，「對口就業」──也就是「學什麼做什麼」──已經不是常態。在香港，除了醫學院以外，即使是非常專業的法學院、工程學院，畢業生也有相當一部分沒有「對口就業」，也就是沒有入行。

有些朋友，想當然地認為這是「他們找不到職位」，又或者「香港的工程師沒有出路」。但是問問年輕人，他們會覺得工作的天地非常寬廣，不需要局限在一個特定的專業。而看看他們從事的「不對口」的工作，又並非「落難」性質的「屈就」。

社會上的工種已經變得非常多，大學畢業生有限的傳統專業種類，已經顯得狹窄。這又有幾種不同的情況。

第一、有些專業，往往受到另類專業的垂青，例如物理畢業生（尤其是博士生），往往成為新興金融技術的物色對象。這也許不是大多數，但卻是理直氣壯的「不對口」。

第二、不少行業，表面上技術性很強，但是實際上，或則需要的技術在工作中比較容易上手，或則在大學所學迅速陳舊，又或則工作所需超乎技術。專業知識，並非工作上最重要的；或者說，這些專業知識的準備，並非入行的前提必須。香港的金融行業，大部分如此。

一位大會計師行的合夥人，在香港接受訪問時說：「不要誤會，以為我們做審計就是會計。論會計的技術，我可以在幾個月內讓一位新手拿到公證。但是我需要的一是誠信（integrity）、二是敏銳（sensitivity），那是我對大學生的期望。」

第三、有些專業，本身課程的設計太狹，反而不符合專業的現實需要。已經有會計的大行，宣稱他們不會聘用只學會計的畢業生。十多年前，由於教育改革，訪問金融行業的某專業公會，請對方真誠建議，大學裏面應該教些什麼、如何教；對方的答案不無震撼：「別教！（Don’t teach）」。哥倫比亞大學出名的J School（新聞學院），多年前就有學院的課程建議書被教務會議打回頭，「只有30%的新聞課程，怎麼可以稱為主修？」曾經是著名報紙主編的院長反駁：「要是畢業生只懂得新聞學，誰會聘請？」

工作期望超乎專業

第四、有些工作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是新興的、非傳統的、沒有先例可援的，需要工作者自己不斷去學習、探索和創立。這些看來是挑戰，卻是不少年輕人所嚮往的。他們嚮往掙脫、突破、常新……

上述的「對口就業」，只是指大學畢業後第一份工。之後，轉工轉行，已經是家常便飯。本欄不斷提到過人們轉工轉行的頻率。2016年，澳洲一個匡算，一名公民平均一生會經歷15份工；2006年，英國同樣的匡算，13份工（jobs）；同年美國勞工部的匡算，10.4份工。2002年，同樣是美國勞工部，匡算一個人一生會經歷4.2個行業。

香港似乎沒有這種統計。但是在教育界以外談到這種情況，聽眾都會表示也許香港更厲害，只不過不同的年齡段，會有不同的情形。最近有幾次接受媒體訪問，在香港，訪問的人員，包括攝製隊，自動報稱每個人都經歷了5、6份工，但都是不到30的年輕人。在上海，也是攝製隊，這已經是他們的第3、4份工，也都是年輕人。這幾個星期在深圳、在哈薩克斯坦的Astana，在莫斯科，反應都是一樣。

所以數周前本欄提過：以往「一技傍身，一紙文憑，一勞永逸，一帆風順，從一而終」的典型職業途徑，俱往矣！

這種情況，其實已經不是今天才發生，一次參加大學某工程學系1971年畢業生的重聚，60多人中，只有4人還在做工程。不過，那時代，轉工轉行的頻率不如今天，而且似乎能夠轉行的都是「能者」。今天，轉工轉行已是普遍現象。而且幾乎到了某種程度，留在一個機構長久的年輕人，人們會有點懷疑，是否「滯」住了，轉不出去（不得不說明，公務員與教師，到目前為止，似乎是例外。全球如此，本文無意鼓勵他們離職）。

上面是講「就業」，已經不太準確。他們之中，不少不想打工，自己創業。或則三數人合夥做生意、設立NGO、創立一個不為人所熟知的新行業。這樣的機會愈來愈多。有朋友說，在中國內地，這種創業的空間，比香港要大得多。

聽過一項調查，問在大陸創業的台灣青年，為什麼選擇在大陸發展，而不是台灣。答案很簡單，「大陸隨便一個新項目，都可以有很大的市場」。

在就業與創業之間，還有幾個類別，可稱之為「職業形態」。

一類是間歇就業。往往是比較高收入的年輕人，打兩年工，賺夠了錢，去旅遊；再打兩年工，去非洲做服務……。總之，賺了錢，就去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對這樣的子女，家長一定擔心；但講到這種情形，不論在什麼機構、什麼場合，旁邊的年輕人都表示非常羨慕。

另外一類是個體職業者（freelancer），也就是沒有一個固定的僱主，而可以同時為很多人服務，但自己不屬於一個機構。比較簡單的如有關電腦的服務，比較尖端的如精算師。

職業形態多元難測

第三類是同時從事多種行業（multiple portfolios）。一個例子，是一位芭蕾舞畢業生，固然表演，也教學生。但是還會替人家做活動設計（例如設計演出場刊、設計婚禮）。但也做一點投資。又參加了一個NGO，偶爾到外國農村扶貧。

第四類是上述的混合：經常有一份「正職」，然後兼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也有些退休人士，也參加了這些行列。

不得不提，還有一類，是決定不從事任何工作的。日本叫「宅男」，北京叫「啃老」。有一些年輕人不願意工作，就在家裏閒着。他們有些是厭惡工作的機構，有些是不想面對複雜的人情世故，有些乾脆就是提不起勁去做一點什麼，也有嘗試了幾次終於放棄。

而現代的家庭，也往往可以容忍這種情況。有一次，談起這種年輕人，在座一位世界銀行的資深研究員，尷尬地說他家就有一位這樣的青年，不想在座一位OECD的資深人員說：「我家也有一名」。說明，雖不至於普遍，但到處都有。

以上種種，也許讀者早就很熟悉。但是綜合起來，就會得出結論，今天的年輕人，對於工作與職位的看法，已經與我們所熟悉的情形很不一樣。他們的職業觀、成功感、滿意感、幸福觀，都與在二十世紀長大的一代，很不一樣。

為什麼？下周談筆者的解釋。試圖解釋，是因為我們很多朋友會對這些現象看不慣，不以為然。筆者很想知道，是下一代「敗壞」了？還是我們落後了？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程介明

香港大學榮休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歷任教育學院講座教授、教育學院院長、副校長、校長資深顧問；並曾任學生宿舍舍監18年。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國家教育行政學院等客座教授；1996至2006年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任訪問教授。曾任中學教師、校長；1987年獲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哲學博士，專攻教育規劃與教育政策。歷年學術著作近千，另有數百在各類國際學術與政策場合的主旨報告。在香港《信報》、《上海教育》與西班牙Escuela撰寫教育評論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