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台灣需要二種腦袋

（一）面對大陸經濟實力，腦袋非變不可

英國《金融時報》根據IMF與Consensus Economics預測，列舉了2015–2020年間，十個國家對全球經濟成長貢獻度的排行榜。前三名的貢獻度為中國大陸，接近30%；印度近15%；美國10%。其餘七國包括了印尼、墨西哥、南韓、巴西、尼日利亞、英國及土耳其，都在3%以下。德、日、法等傳統大國均已被拋棄在十名以外。

我要對那些「抗中」的、「親美」的、「媚日」的政治人物建議，看到此一大陸經濟獨領風騷報道，為了台灣的長期發展，你們自己最迫切需要的是「換腦袋」以及「借腦袋」。

（二）「換腦袋」

「改變」可以產生好與壞、成與敗、善與惡、是與非的二種結局。1978年鄧小平如果沒有換自己的腦袋，哪裏會有它今天的經濟大國態勢？傅高義教授在他《鄧小平改變中國》大書中敘述鄧小平，很清楚地「換過」三次腦袋：1949年之前是一身是膽的「革命家」；1949年中共建國後成為三起三落的「改革家」；1978年後更是敢作敢為的「實踐家」。

台灣的政治領導人李登輝至少換過四次腦袋。

（1）在1998年接任總統前是「反對台獨，追求統一」；（2）擔任總統任內的1996年，倡導「兩國論」，引發台海危機；（3）2000年任滿後，四處散發「媚日反中」言論；（4）2015年7月訪日時更說：「日本佔領時，自己是日本人。」、「不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釣魚台是日本的」。

如果國力與領導人腦力有關，那麼比一比鄧李二位的腦袋，就可以猜測兩岸今天的處境及國際地位。

共產制度下的洗腦不可取；在民主社會中，唯有靠進步觀念及借別人一流腦袋來改換落伍的腦袋。

（三）「借」腦袋

此刻兩岸都面臨新的挑戰：台灣陷入「新平庸」；大陸追求「新常態」。陷入「新平庸」的台灣，在不確定的大氛圍中，政府不敢做大決定，產業不敢做大投資，民間不敢有大作為。所幸馬政府在兩岸關係上有建設性的貢獻，穩住了和平、安定、人心。

台灣怎麼應變？政府如何對付？明年一月選出的新總統，必先要提出：台灣急需二種腦袋，才能救台灣。

過去四十年來，世界上用「借腦袋」的策略，最耀眼的例子應屬杜拜。不到三十年時間，一個落後的沙漠漁港成功地轉型為全球度假、購物及金融中心，每人所得已超越三萬五千美元。杜拜政府憑想像力與執行力，訂定願景及藍圖，以開放策略吸引國際人才及資金，推動突破性與炫耀性的大計劃，產生了跳躍式成長，使杜拜獲得了「化不可能為可能」的「沙漠奇蹟」。

台灣也曾有過輝煌的紀錄：在經國先生主導經濟政策年代（1969–1987），平均年經濟成長率為9.0%，平均年出口成長率為26.0%，平均失業率為1.7%。那群廉能的官員如尹仲容、孫運璿、李國鼎，當年就是勇敢地「換」自己腦袋，走向開放；同時務實地引進外來人才，「借」他們的腦袋（如：張忠謀），參與投資與建設。

二百年來的美國，更懂得用友善開放的移民政策，吸引全世界人才。想想如果美國沒有愛因斯坦、熊彼德、杜拉克、貝聿銘、馬友友……美國社會的面貌會變得多麼地蒼白！

一定使人驚訝的是，香港大學的校長馬斐森（Peter Mathieson）是英國人，英倫銀行行長卡尼（Mark Carney）居然是加拿大人，而且是擔任過加拿大中央銀行的總裁公開徵聘來的。《紐約時報》形容這是三百餘年來英國政府最破格的任命。台灣公部門的決策者及「人才」清一色是自家人—黃面孔、熟面孔、老面孔。

三位總統候選人，請告訴選民：你們要用什麼方法來「換」那些僵硬、膽小、短視的腦袋？再如何來「借」世界一流的腦袋，加快地把台灣融入世界？

想想總統就職時，前後左右全是大圈子裏的熟面孔、小圈子裏的老面孔，這樣的場景，是使你興奮？還是緊張？

注：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將於2018年1月離任，由張翔繼任。

原刊於遠見華人精英論壇，獲作者授權轉載。

高希均

南京出生，童年經歷過抗日戰爭，1949年到台灣。先後在台北商職與中興大學畢業，並獲兩校傑出校友獎。1964年獲密西根州立博士後，一直在威斯康辛大學（河城校區）執教逾30年。曾任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海基會董事、國統會研究委員、行政院顧問及經濟部顧問。近年又擔任國內外民間基金會董事。1980年代在台灣與王力行、張作錦創辦《遠見》雜誌和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創辦《小天下》、2010年創辦《未來少年》。現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及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持續推動進步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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