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口罩供應和封關看特區政府管治

在香港真是一罩難求，它的重要性已提升到如食糧。作為小市民，希望從政務司司長在2月2日的網誌中提及口罩的供應情況及解決此問題。看罷該文，令我更為擔心。為此撰文與讀者分享一些分析和看法。第一個最想知的是每人每日可以有多少個口罩。該文提及了一大堆數字，只欠這個最重要的數字。更多的數字可能意味着更多隱藏，因為當關鍵資料被數據包圍時，沒有人能獲得關鍵資料，甚至忘記了找尋它。當一個推銷員不停報告見過多少客而不是帶回多少生意，就是有問題。

逾3000萬口罩陸續運抵 港人能分多少？

為方便討論，我把重點放在「零售數據」。司長説：「政府與內地部門合作，促成接近800萬個口罩運抵本港，……即合共有3200萬個口罩將陸續抵港應市，作零售用途。」他又説：「政府聯絡本地一些創科公司，每月增加生產160萬個較高規格的口罩。」先看數字，總供應是3360 （ 3200 + 160）萬個口罩。香港700萬人，如果「萬一」分得平均，則每人每月「最多」只得4.8個。因此，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與每月獲得30口罩的澳門居民相比，每個港人得到的要少得多。這個數字真的令人擔心。在2月8日的記招，這一方面也沒有進展。

懲教管廠不合理 只為邀功無責任

在增產方面，司長説：「懲教署的口罩生產線將會24小時全日運作，生產量會由每月110萬個加至180萬個。另外，署方會盡快在羅湖懲教所開設多一間口罩工場，進一步提升生產量，以增加供應。」我真是既歡迎，又不明白。口罩生產線放作懲教署作更生的作用，完全明白。但從增產的角度，真是匪夷所思。第一，我們要大廠，不只是一兩條生產線；第二，要懲教署管廠，更不合理；第三，大量生產用的設備，是很不同的。政府應找做廠最好的人來管，香港大有人在。我們是從「家中有廠，廠中有家」的年代渡過窮困而快樂的少年。以我所知，司長是前任工業處長，為何不以工業角度而以懲教署的角度來處理，這有點奇怪。香港四大商會，三個以廠為主，為何不誠邀他們幫忙？司長又説：「有工商界及政界人士主動聯絡我們，提供各式各樣的途徑，在全球採購口罩；另外，令人鼓舞的是，不少有心人表示有意回港設立或重設口罩生產線。政府會積極協助他們落實計劃，令我們能有穩定而長期的本地供應。」政府是很被動的。鼓勵和進展皆欠奉。數日前有些新數字。小心一看，原來主要重點是只是供應政府，至於市民，似乎不是他們的工作範圍。可邀功而沒有責任。

有關全面封關，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林鄭和一些團體的隔空討論是沒有意義。雙方的共識當然是「是對方錯，我是對的」。其實封關有不同的程度和理念。先從分類別來看，過關的人可從與港關係來分。人分三類，香港人（因有居留權，香港不能不收），香港外的中國人（澳門人歸納在這裏，他們是中國國民從中國一地去另一地）。第三種人是其他人（簡稱外地人）。香港對這三類有不同的處理真是理所當然。香港曾以「過去14天去過武漢」作為標準，只改了一次為「是否來自內地」。林鄭要求對所有人同樣處理，否則就是「歧視」，簡直是荒謬。她還借世衛過橋。我在最新版本的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找到的説法是簡單而原則性：

PART VIII – GENERAL PROVISIONS

Article 42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measures

Health measures taken pursuant to these Regulations shall be initiated and completed without delay, and applied in a transparent and non-discriminatory manner.

我真的不知道她是真的相信「人人平等」，還是高智慧到以為可以以此為藉口來支持她的説法。

制定政策乏數據 副作用多不勝數

當我們討論封關之時，我常有一問題，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會「冒死去過關」。政府應先分析數據。以我所知有幾種人會常北上。我見過的例子是「家在深圳，工作在港」。如果這人暫時在港，根本找不到地方和負擔不起。我當然明白有內地人因為香港有比較好的醫療而南下。究竟可能有多少？我覺得缺乏數據的情況下制定政策，一定會有很多副作用。其實，林鄭經常見到的，往往是政府高層和商界的友好。這些人當然不能將民間疾苦反映。我極之欣賞醫學教授叫高層去前線。這是何等重要。最近政府提出回港要留家檢疫14天，兩地家人相聚更少。以人道為理由，可否為這些家庭發出一些可留港長一些（如三個月或半年）的居留證？減少過關是共同合理的目標，全面封關是可行手段，不要把目標和手段弄錯，更不應只談手段，而不退一步看清楚。

政府不能令民眾安心 再多口罩也搶光

最近又有人説，不封關會令香港醫院不乘升負荷。口罩不夠的時候就要冒死救人。我會從兩個角度看這個問題。第一，什麼時候會用盡口罩？醫管局的做法有點似我們儲米。安排了一個很大的儲備，正常情況是當知道儲備開始下跌到某一水平，便會補倉。最近醫管局也擔心送貨的問題。形勢當然極為不妙，因為內地放了長假，生產大受影響。以淘寶為例，新年前訂的貨，杳無音訊，但到2月10日內地全面開工已有改善。希望醫療產品生產線很快回復正常，甚至大量加產。之前中國政府已公開地保證如產量多了的話，合乎水平的國家全要，他們便會全收。現在直接應付疫情要用的資源，只佔整體一個小部分。但間接用的，數量激增。如果有大爆發情況就會有更不同。正常情況下，要達到用盡口罩，我估計我這一世也看不見。反而全世界因擔心而用，不需要而用，反而一定會用得盡。

第二，是處理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假設性問題鼓勵思考。處理得好更令人安心。很多人問，這問題是萬一真是沒有口罩，去不去救人？根據四大醫學宣言，「似乎」當然要救，我不敢苟同。一個重要原則我從來沒聴過，就是「不會送死去救人」，就是沒有口罩，真的不應以犧牲一個人去救另一個人。病人是人，醫生是人，護士是人，生命同等重要。長遠來說，有能力救人的人，留他的命可以將來救更多的人，如果我是這病人，只能認「命」。

整體來說，很多政府的做法是與大眾的看法很不同的。為什麼政府常常都是振振有詞？我也相信在他們的立場，他們相信他們的説話是對的，政府高層當然也討論過，再三思量後有一結論。政府不知民情，他們沒有排街症，他們沒有同事和朋友每日來往香港深圳兩地。他們接觸的人也沒有60歲到65歲找不到工作的。雖然這些人有能力工作，但極之難找工作。他們既不知，也不理，只關心政府和與政府有緊密關係的組織，如醫管局，廣大市民真的是局（政府）外人。

以民為本不能離地 實事求是方可解難

筆者有幾個建議：第一個建議是要「聽」市民的聲音，也就是以民為本，建立和市民同一方向的目標。這些政策市民不會覺得奇怪，反會更加支持。我們要大家的政策，而不是要不停聽解釋、市民意料之外但不同意的政策。從市民角度看口罩供應，處理應是很不同的。政府理應找口罩，找物料、找機器、找廠家、找地方和找人。

政府缺乏與業界溝通，因此政府應與業界多合作。

第二個建議是「廠」。目標很簡單，最短時間為香港做最多合乎水平的口罩。穩定的供應是要靠工廠。但須注意以下幾方面：

• 由廠家創立和管理。
• 工廠的位置不一定要在香港。很多廠家不單只有內地有廠，甚至越南或馬來西亞都設有工廠。我建議將產品運到香港，倒不太關心製造地點。
• 引用合適科技，來料和機器決定生產模式。
• 懲教署的口罩生產線放在其他地方，運作就會容易得多。
• 全世界買口罩並不足夠，可經三大商會聯絡廠家。最近政府在記招中提過生產力促進局和香港科技園，絕對是一個不錯的方向。

第三個建議是「求」。國家領導人已作出很好的示範：「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求歐盟為中國採購醫療物資提供方便。」他的要求極為合理，也不亢不卑。還要留意的是他提出了「醫療物資」和「方便」。當然不單是「口罩」這麼短視。「方便」是指出入口和其他可能問題。歐盟的回應是「各成員國目前已調動12噸防護裝備運往中國，今後歐盟會繼續向中方提供幫助。」對中國來說，已是幫了大忙。香港來説，林鄭應請求各國在港代表幫忙。舉例來說，在日本船上長期病患者要用的藥，就算香港找到，如何送到船上，特別是藥物入口是有程序的。在湖北的香港人，也不了解政府做了什麼。外地人回外地比香港人回香港真是容易得多。就算這些香港人不在香港，香港政府就沒有責任嗎？要求特事特辦，就是兩地外交關係的工作。但林鄭月娥在2月2日給總領事的信中沒有這樣做。這封7頁長的信，目的只是叫其他國家對香港「不要封關」。我在網上查找，發覺立陶宛（Lithuania）在口罩供應方面可幫上忙，相信該國的產品沒有美國的那麼貴和那麼多人搶。可惜的是，他們沒有總領事在港，所以林鄭的信，就算求助，也不打算給立陶宛。

在這個高高在上的政府管治下，真的要「自求多福」了！

作者簡介：

教授、工程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曾在倫敦大學、北京清華大學、法國藍帶國際學院學習數學、國情和廚藝。以《滿漢全席在香港》的論文，成為香港第一個獲頒法國漢斯香檳阿丹尼大學品味高級學院大學文憑的人，也是香港唯一的註冊國際禮賓和外交顧問。

現在是國際禮賓和外交顧問、法國國際美食會副理事、香港酒業總商會顧問、悉尼協議（Sydney Accord）審查員、《美饌生活》和《酒誌》專欄作家。

曾為香港航空業協會副會長、職業訓練局第一批 「VTC專家（2006年-2019年）」。接受超過100次媒體採訪報道，包括「自由風，自由Phone」、「時事大破解」和「千禧年代」和各電視台和電台訪問，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估局兩個培訓範籌（工程和服務）的專家。

生性喜愛分析世間事物。信念是「不單看樹木，也看樹林，再看樹木間的事物，看得通透才可解決問題」。

專長及興趣極之廣泛，包括分子料理，飲食文化，課程認證，食品安全和科技，航空，鐵路工程，生活時尚科技及產品，電腦工程，音樂，術數和國學。

趙炳權

教授、工程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曾在倫敦大學、北京清華大學、法國藍帶國際學院學習數學、國情和廚藝。以《滿漢全席在香港》的論文，成為香港第一個獲頒法國漢斯香檳阿丹尼大學品味高級學院大學文憑的人，也是香港唯一的註冊國際禮賓和外交顧問。 現在是國際禮賓和外交顧問、法國國際美食會副理事、香港酒業總商會顧問、悉尼協議（Sydney Accord）審查員、《美饌生活》和《酒誌》專欄作家。 曾為香港航空業協會副會長、職業訓練局第一批 「VTC專家（2006年-2019年）」。接受超過100次媒體採訪報道，包括「自由風，自由Phone」、「時事大破解」和「千禧年代」和各電視台和電台訪問，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估局兩個培訓範籌（工程和服務）的專家。 生性喜愛分析世間事物。信念是「不單看樹木，也看樹林，再看樹木間的事物，看得通透才可解決問題」。 專長及興趣極之廣泛，包括分子料理，飲食文化，課程認證，食品安全和科技，航空，鐵路工程，生活時尚科技及產品，電腦工程，音樂，術數和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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