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與音樂的對話

 

最近在台北買了一本書，名叫《巴哈蓋房子》，讀來饒有興味。兩位作者可謂珠聯璧合：李清志是一位建築設計的教授，高晟是長笛演奏家和電台節目主持人，兩人文章的結集成了該書的附標題：「建築與音樂的對話」。

 

建築是我的「新歡」，音樂是我的「舊愛」，我既喜新又念舊，所以願意延續這本書的精神寫這篇雜文，不過卻只能作獨白式的「自我對話」。

 

該書對我最有吸引力的是前半部的幾篇重頭文章，從巴哈音樂和歌德式教堂、馬勒的第九交響曲和日本建築師北川原溫的死亡意識、美國作曲家柯普蘭（Aaron Copland）和建築大師萊特（Frank Lloyd Wright）的本土風格，一直論到「普普」（Pop）建築與貓王搖滾、爵士樂與 Art Deco 的時代關係，內容豐富，讀來振奮不已。

 

如果倒過來從建築來思考和音樂的關係又如何？建築設計是否受到音樂的影響？他她們是否也熱愛音樂？當蓋瑞（Frank Gehry）設計洛杉磯的狄斯尼音樂廳時，他的構思有多少來自音樂？表面看來，他特有的那種捲蓋式的弧線似乎更是「立體畫」（Cubism）的變形，但我卻想到現代「非調性」（atonal）的音樂。當法國名建築師波贊巴（Christian de Portzamparc）設計巴黎的「音樂城」（Cité de la Musique）時，是否和作曲家布烈茲（Pierre Boulez）討論過？談的是什麼？

 

 

這一系列的問題又引起我的胡思亂想，甚至開始買些建築文化的書籍來讀。2008年9月我到意大利參加威尼斯的建築雙年展，路過羅馬旅遊，偶然在一家書店中見到一本小書，作者是鼎鼎大名的意大利建築師庇亞諾（Ranzo Piano，日本大阪機場就是他設計的），或許他的姓氏Piano和鋼琴或音樂上的「弱音」是偶合，但我猜他也喜歡音樂。在這本名為《建築師的責任》的書中，他提到有一次到巴爾馬城的音樂廳聽阿巴多（Claudio Abbado）指揮馬勒的第三交響曲，大為驚嘆，他說這不僅是一首純淨的詩，而且更認為和好的建築一樣，「都是為了尋回同樣的願望：一種精確性、一種數學原則或幾何圖案，同樣的精準，或同樣的不馴」。這句話表面上說的是庇亞諾聽阿巴多詮釋馬勒交響曲的印象：既精準又有詩意，並非全指馬勒第三交響曲的樂曲本身結構。然而句中最後一個字卻令我思之再三：「不馴」（意大利文 disubbidienze 原意是「不服從」），它的意涵到底是什麼？對什麼「不服從」？

 

庇亞諾在書中又提到了另一位意大利當代作曲家 Berio 的作品，說他的作品在結構上既嚴謹又「不馴」，最愛講求肌理動態、和色彩，在本書同頁他又說：「建築是一種先鋒藝術，它在接受挑戰中成長，也不停地挑戰它得以存在的真實。」這句話令我思索了大半天，總算半知半解地悟出一個道理：原來「精準」和「動感」、「嚴謹」和「不馴或不和」之間的矛盾可以造成緊張的關係，這種「麻煩」，就是創意，音樂如此（甚至在巴哈的對位嚴謹的音樂結構中也潛藏「不和」的音樂），建築更是如此，建築大師的作品之所以能超越普通工匠的水準，就在於其受人委託設計的建築物中另涵他物——一種不按理出牌的想像空間，它並不完全按部就班，但這種想像力或創意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和建築師個人的經驗與人文知識的積累有關，有時候更要從其他藝術領域中找尋靈感。

 

 

至此我不禁又想到香港大部分的公屋和豪宅，有幾幢是富有「想像力」的建築？也許風格早已不在地產商考慮之列，蓋房子只不過是經濟實效的一環。所以不少香港建築師才認為自己是「服務」階級，作地產商的奴隸。講求實效的「工具理性」說法我早已司空聽慣，其實功能並不全然決定形式，反之有創意的形式照樣可以產生新的功能和實效。香港一般住屋的設計之令我厭煩，恰是因為它缺乏想像力和人文素養，看來如出一轍，一個模型：幾十層高樓的地基必是大理石圓柱（以表現豪華？），地下必是停車場或商場，地面上設計一個小花園（有什麼用？擺飾？排場？我看不見有人在此憩息），然後是走廊、玻璃門、電梯……進得房來，空間卻小得可憐，在設計上非但沒有好好利用「逼」出來的數百平方尺空間，卻偏偏加上一些庸俗而無用的大小門檻和陽台，外加兩三個廁所；廚房呢？小得可憐。一切都是為了生意，何來創意？一種設計成功了，其他的競相仿效。

 

我不相信香港建築師中沒有創意人才，說不定更有像蓋瑞和庇亞諾式的將來大師，問題是：他她們都是整套經濟和市場體系下的犧牲品，最多也不過是這個龐大地產機器中的一個小環鏈，談什麼創意？

 

原刊於《亞洲周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