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學可佩，其心可敬──悼念傅高義教授

今晨陳方正兄傳來傅高義教授於12月20日在美國逝世的消息，令我驚憾不已。今年（2020）1月，中大出版社甘琦社長在疫情未烈之際，還安排了一個我與傅老的對談，為慶祝傅教授China & Japan: Facing History中文本出版的發布會開道。這是傅教授的《鄧小平時代》一書後，第二度與他同台對談了。會後，我還對他說，等他下一部大作（他計劃寫《胡耀邦》已有多年）問世，我期待第三度與他同台對談。我不是隨口說的，因傅高義雖已九十高齡，但仍能寫成大書，並為中文本的出版，萬里迢迢來港，節目一個接一個，身體卻一直保持良好狀態。以他的健康判斷，我真信他可以再有新著問世的。但如今，一切戛然終止，傅老的中、英話音已成絕響。我得此「壞消息」後，隨即WhatsApp給方正兄：「傷感、痛惜、愴然，捨不得傅高義離去。」

我與傳高義（Erza Vogel）教授認識應該逾40年了，他今年九十，我亦八十有五，真可說是「老友」了。我已記不得何時何地與傅老第一次見面。在未認識他之前，我曾讀過他1963年的Japan’s New Middle Class，印象深刻，很幫助我認識二戰後的新日本。之後，他出版了第一本有關中國的書，Canton Under Communism（1969），此書對共產中國作了很細緻的社會學的分析，在眾多研究「中共」的著作中佔有一席地位。1979年，他的Japan as Number One橫空出世，聲名大振，讀者已遠越學術社群，隱然成為日本研究之大名家，此書令他名利雙收（他曾對我笑談，此書未能使他富有）。又十年，他的研究對象又轉回中國。1989年他出版了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他特遠道自Harvand寄贈我一册，扉頁上寫：To Ambrose “One of my teachers about Hong Kong. For many years of friendship.”，讀後我在致謝中讚他此書是“one step ahead in China studies”，讚他洞識機先，看到並掌握到中國在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政策下，十年中所發生的歷史性變化。

1989年六四大悲劇之後，傅高義沒有停息他的研究與出版；1990年出版的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e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與Deborah Davis合著）、1992年出版的The Golden Age of the Us-China-Japan Triangle 1982-1989（與Ming Yuen、Akihiko Tanaka合著）與1997年出版的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中國和日本的彼此關係，進入到傅高義研究領域重心。

誠然，2011年傅高義出版的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hina一書，無疑是他中國研究的一個新高點。此書對中國30年改革開放下的變化作了一全景式的觀察，並充分闡明了鄧小平作為一位總設計師，在中國大轉型中的歷史地位與意義。傅高義這本書出版後，洛陽紙貴，中文本就銷逾一百萬冊（他將版稅盡數捐贈給他的母校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受到的關注度與影響力，與他的《日本第一》一書，足可相提並論。一個美國學者，能分別在當代中國與日本研究中都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就，當世未見有第二人。

傅高義期望中、日二國，各美其美

《鄧小平時代》一書後，又以十年的時間，傅高義教授以90歲高齡，再完成500頁的China and Japan:Facing History大著，實不能不說難能而又可貴！《中國與日本》（中文本）是傅高義第一次運用歷史社會學的觀點，第一次以同一書論述中、日兩國1500年的交流史。此書之作，起因於他見到近十年來，他鍾情心儀的中、日兩國的關係日見惡化，兩國的政治劍拔弩張，兩國的人民對彼此之惡感升至二戰後歷史新高。作為中、日兩國的一個朋友，傅高義深感他有一種「特殊的責任」，應該為兩國關係的改善，盡一己之力。傅老盡力之所在，便是寫了《中國與日本》一書，他之勸善之道，便是要中、日人士「直面歷史」（facing history）。他認為從中、日1500年的交流史來看，中、日兩國之對立，甚至敵對，不必是歷史的常態，更可以說是不正常的。他指出在1500年中日的交流歷史中，中、日正多彼此當師徒，彼此互相欣賞、互相敬重的歷史畫面。老子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傅高義老教授相信中、日人士能從歷史中認識自己（自知者明），也認識對方（知人者智），從而他覺得中、日兩國對於對方，應道歉的道歉（日對中），應感謝的感謝（中對日）。鑑往知來，傅高義期望中、日二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開啟和平合作的新起點。

傅高義教授一生從事中國與日本的研究，由於他的勤勉不懈，深厚學養，虛懷若谷（他每事問，永感不足），更由於他對研究對象（中、日）的敬意和極大的同理心，使他成為東亞研究的一位權威學者。我認為他最大的滿足應該是親眼看到中、日兩國都是他研究的過程中，由窮困的國度轉變的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而他的最大希望則是中、日兩國能和平合作，都成為構建亞洲，乃至世界新秩序的正能量。

傅高義這位社會學界老友，其學可佩，其心可敬，我有生之日難忘二度與他同台對談之樂。

金耀基

2020年12月21日初稿

2020年12月22日定稿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新亞書院院長、社會學系講座教授。著述眾多，主要包括《尋求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從傳統到現代》、《大學之理念》、《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國的現代轉向》、《社會與與中國研究》、《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敦煌語絲》、《學思與生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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