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衝突下的香港角色

中美在南海對峙，假若中美或中日擦槍走火，香港應如何自處？這個問題的關鍵因素是：第一，中國會否忍讓，不忍讓的話，必然帶來中美對抗。由於不會開戰，最惡劣的情況是中美日互相封鎖，並進行制裁。美國已減少從中國進口的依賴，最厲害招數是仿效對付俄羅斯、伊朗那樣，對華金融制裁。一旦美國金融制裁中國，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功能必受重大打擊。

第二，中國會否借勢，以武力統一台灣，從而突破太平洋西岸航運和美國在島鏈駐軍基地的限制。兩岸統一，中美互相制裁，香港的反華勢力便失去奧援，美商及親美人士必撤離香港。香港不但失去全球第一航運轉運港的功能，空運也會受挫，內部經濟信心受撤資移民影響，將會大跌。金融打擊與實質經濟功能退減，市場的信心與心理預期亦會大挫，香港將遭遇1949年工業化以來最大的經濟衰退。穩定香港經濟的方法只能是北京出手，使香港金融經濟及相關政策更與內地結合。

因此，中美矛盾惡化的最大受害者，除了台灣，便是香港。現時香港內部的眾多紛爭，例如反共反中、本土獨立等，都會失去支持力。政治上受強制，社會上失去民心，香港最大的問題便是怎樣渡過難關，但解套的決定因素在中美政府，在國際政局變化，香港絕無任何自決的能力與機會。

這樣的前景未必不可能，香港社會着眼的應該是怎樣幫助中國克服美國的攻擊，而不是作為反華基地。

危機四伏香港如何自處

中美矛盾隨時會激化危機，香港有何自處之道？一是防止成為外國反共反中基地；二是保障基層生活，堅持社會穩定；三是經濟國際化、多元化，從倚靠歐美，轉為面對「一帶一路」亞非拉的廣大國際市場與社會；四是與內地聯手，特別是珠三角，擺脫過於依賴金融地產的風險。而自保有餘之外，香港還可借國際化和本身的國際資源，來幫助中央政府拉攏各種國際關係，例如借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吸引日本金融機構重回香港，與新加坡爭作東南亞的中心，後者更可利用「一帶一路」中國的投資與貸款。

香港在未來政治變局中不可能懵然無知，不作應對的準備，或坐視金融經濟受到衝擊，使香港人的性命財產受損。能移民的當然可移民，但移民代價極大，甚至禍延下代。而香港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移民，政府與社會要考慮的是他們的利益，不是已取得或將取得外國護照與居留權的所謂精英的利益。

9月立法會選舉，我擔心的是各方的候選人都不會從大局着眼，而是不擇手段地爭奪議席。無政綱，也不尊重政綱；有政綱也相信絕大部分無視香港當前的結構困難和宏觀的危機與挑戰，這正反映香港社會與政治的無知和只顧眼前蠅頭小利。香港的社會與政治無知，卻不會把中美矛盾和可能衝突帶來的風險消除。威脅仍存，真正關心香港與國家的人不能不作思考、準備，推動未來和現在的應對。居安應思危，更何況危在旦夕。

穩定政治經濟與內地互補不足

在中美矛盾衝突激化之下，香港自處的前提是，香港作為中國的領土，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當然，在個人層面當有選擇，去留均可。不過，在政治對立中，便不易騎牆或左右投機，更不可能像這兩、三年那樣，拿着外國護照，在港搞佔中、反政改、本土港獨等，或在加拿大等地資助香港的反政府、反中國活動。這樣的政治空間肯定會收窄，甚至被禁制或取消。

這個前提並不是要香港變成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中美衝突主因是美國霸權主義容不下中國各方面的復興，但這也不等於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對立。無論作為中國人或從世界着眼，或從中國與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機會出發，我們要求、追求的是和平與發展，天下老百姓安居樂業，世界生態平衡。任何軍事衝突乃至貿易戰、貨幣戰都是破壞和平與發展，傷害社會的大多數。

中美衝突，是中國以戰或備戰來止戰，不是中國建立帝國，或替代美國做亞洲霸主、世界霸主。如習近平提倡的絲路精神，在和平與發展、創造包容與共享的環境下，讓各種文化並存，共同演進。香港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也最有國際視野與關係，正可彌補內地的不足，與內地合作，推動和平與發展的活動，以制約美國以至日本的所謂精英的霸權主義活動。香港的貢獻是作為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和游說者，並以國際化的發展來減輕中美、中日衝突的機會。在打擊霸權主義的同時，尋求互信互諒，拉攏更多人為和平發展努力，以和避戰。

（圖片：亞新社）

陳文鴻

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1992－2016年為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2010年兼任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曾任世界銀行顧問，中國政府的港事顧問，香港中央政策組珠三角研究小組成員、香港新機場諮詢委員會委員及香港規劃遠景及策略研究小組的專家顧問。2013年2月開始為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經貿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近年研究重點為中國的發展戰略，從歷史、全球化以至地區和產業。並從中國出發，聯繫至中國與歐洲發展的比較，以及東亞地區的產業和經濟競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