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顧孟餘的清高》讀後

第一次得知有顧孟餘這個人物，是閱讀周德偉的〈五四運動與士君子的政治力量〉一文，當中提到周氏在1920年代初就讀北京大學經濟系時，顧先生是他在系內的老師。後來讀周氏前半生的自傳《落筆驚風雨》，提到顧孟餘在教授經濟學原理的第一課時問學生為何學經濟？當學生寂靜無聲，不作回答時，顧先生會說，學經濟不是去發財，而是經世濟民，並得高瞻遠視，全盤地了解人的經濟活動，因此也得認識社會學、倫理學、法學、哲學、史學等知識。

我拜讀周德偉的著作，是因為在學習Hayek與戰後中國自由主義的課題時，得知周氏是Hayek的第一位華人學生，在1933年留學倫敦經濟學院時，跟隨Hayek和Lionel Robbins習貨幣經濟學。當時周德偉己有很不錯的德文水平，對正在冒升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和著作很能把握，這在那個年代的中國是很不容易的事。

顧孟餘德文達母語水平

讀《落筆驚風雨》讓我知道，周先生在北大經濟系時，顧孟餘的指定參考書便包括了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始創人Carl Menger的著作（大概是德文版，因Menger的著作很遲才翻譯成英文，更遑論中文)，顧氏早年留學德國，據說德文達母語水平，在出任北大經濟系主任前掌管北大德文系，他所選編的《德意志科學論文選讀》便收有Fredrich Paulsen、Ritter von Bohm-Bawerk、Menger、Fredrich Wieser以及Max Weber等的論文。其中Menger、Bohm-Bawerk、Fredrich Wieser都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難怪周德偉在跟隨Hayek時，對其學術道統已有不錯的了解。

我因此估計，顧孟餘的學問水平必定不凡，對西方當時最前沿的社會科學知識有深切的認識，並通過北大開創性地將之帶來到中國的最高學府。讀畢黃克武的《顧孟餘的清高》，更知道顧孟餘早於1919年5月號的《新青年》，為紀念馬克思誕生101年，在李大釗主編的「馬克思研究專號」上發表專文，介紹馬克思學說，成為最早在中國專文論述此學說的經濟學人。

先後五次出任北大教務長

其實，顧孟餘不單是在蔡元培主理北大時成為北大的著名教授，他更先後5次出任北大教務長。顧先生經世濟民的志向，導致他於1924年在李大釗向孫中山介紹下，加入了國民黨。孫中山逝世後，顧孟餘成為汪精衛（兆銘）的左右手及國民黨左翼的思想領袖，他們與軍人出身、傾向獨裁統治的蔣介石及其支持者在黨內長時間分庭抗禮。

黃克武在書中說，和胡適這樣只是坐而論道、不參與現實政治(戰時出任駐美大使除外)的自由派學人不同，顧孟餘是屬於起而力行的一類。後者認為，「三民主義是共同的政治理念，國民黨組織力量則是最重要的政治資產，他們相信只有依附政黨才能實現其理想，而離開了政黨則無所依託。」(頁15)

這樣的一位近代人物，今天知道者有幾人？《顧孟餘的清高》的作者形容他研究顧孟餘是在「追尋一個忽隱忽現的身影」(頁1) 。黃克武也是到了2011年閱讀周德偉的《落筆驚風雨》時，才注意到顧氏的重要性。

當然，坐而論道和起而力行並非是對立的。任何人如果在其中一方面能作出貢獻，已是了不起的事情。只是，儘管胡適和顧孟餘都可以說是一生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努力不懈，但前者不論在名聲上和後人對其貢獻的承傳和研究上都是眾所皆知，後者卻是近於被遺忘。這代表了今人在近代歷史上缺乏足夠的認知。今天《顧孟餘的清高》出版，算是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這貧乏的局面。

也許，顧孟餘為人萬二分小心低調，他又沒有留下較詳盡和有系統的著作和記錄，因此便很容易被遺忘。

顧孟餘重要性超出立言的範疇

但就近、現代中國自由思想的發展來看，儘管胡適的地位和貢獻不能被取代，但顧孟餘在上世紀初對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深刻認識，以及他位處國民黨高位以公費派出當時像周德偉般的年輕學人到倫敦和柏林跟從自由經濟的大師學習，後來通過周德偉在戰後台灣的努力，先後影響到胡適、殷海光、夏道平等對Hayek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認識和接受，以至日後從1970年代至21世紀初海峽兩岸的自由思想的承傳和發展，卻肯定是近、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而被忽略的發展脈絡，是研究思想史的人必須努力補遺的，也是中國人在其自我認識中所不能忽略者。

顧孟餘的重要性，當然是超出立言的範疇。根據周德偉和黃克武的描述，在孫中山辭世後，顧孟餘和陳公博成為當時國民黨內三大領導之一的汪精衛最得力的助手。黃克武說：「事實上汪的重要思想與決策，包括他的革命理論之演變(如從肯定馬克思主義到否定『階級』觀念、否定『三大政策』[筆者按：即聯俄、容共、農工政策。汪、顧指出，這不完全符合孫中山公開的主張] 等) ，1927年武漢和平分共[筆者按：即非血腥清黨] 、1930年『太原約法』、1931年底汪蔣復合、1932年後汪任行政院長的政策與人事布局等，都深受顧的影響。」(頁xv)

此外，在1931-1938年汪蔣合作期間，顧孟餘於1932年起出任鐵道部長(顧在德留學時先習工程，後才學經濟) ，在出任部長三年間, 雖然一度被黨內敵對派系的人彈劾，但最終查無實據，顧氏對全國鐵路網絡的改革和建設，被認為是「奠定抗戰時期經濟建設與軍事行動的基礎」(頁159)。之後，顧氏於1935年底被任命為交通部長，於同年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主席團成員，這都代表了顧孟餘在汪蔣合作時期佔據著國民黨左翼的重要地位。

眾所周知，中日開戰後，汪精衛在1938年底決定從重慶出走，推行他對日本的「和平政策」，之後更在南京依靠日本的羽翼建立偽國民黨政權。在這關鍵時刻，作為汪氏左右手的顧孟餘公開和汪精衛決裂，他就是在1938年12月在香港的九龍塘多次向汪派的高層反對汪派在香港控制的《南華日報》刊登汪精衛出走前的電報聲明，堅持不可推行對日本的「和平政策」。

抗戰之後到國共內戰後期，不論是蔣介石還是後來短暫接任元首職位的李宗仁，都嘗試邀請當時在國內外被認為是國民黨內罕有清廉而有聲望的顧孟餘為政府組閣，務求力挽國民政府將倒的狂瀾。但顧孟餘大概認為這狂瀾是挽不住的了。他選擇了和既反共、但同時不支持國民黨黨國專政的人士組成第三勢力，其中包括軍人出身的張發奎和憲政專家民社黨的張君勱，先後在香港和日本推動海外華人和流亡人士進行宣揚自由民主和反共的工作。

但正如胡適當時跟張君勱說：「與共產黨鬥爭，計算的是兵力，你究有幾師幾團呢？在目前共產與反共產的激流中，不是共產，就應該澈底的反共，中間決無餘地，可資徘徊猶豫。」(頁256) 說到底，在這方面胡適是對的。

顧氏一生能仕能隱值得尊敬

顧孟餘1955年離開日本，隱退到美國。期間蔣介石多次請他回台灣定居，他都沒有答應。直到1969年8月，他身體已經不良於行，才坐著輪椅回到台灣，最後於1972年6月25日病逝台北。

黃克武在《顧孟餘的清高》的結論篇引述錢穆的評價，說顧氏能仕能隱，比起很多能仕卻不甘寂寞者是令人尊敬的豪傑。黃君又認為，就思想而言，顧孟餘一生都為中國盡量尋求現實可行的民主自由出路，出仕時盡力制衡威權，儘管往往得與當權者妥協；在野時通過輿論批評專制，為國家尋求國共以外的第三條路，可惜最終都沒有成功。(頁316-317)

事實上，像顧孟餘這樣的一位近代人物，今天我們卻這麼缺乏應有的認識，實在反映我們對歷史了解的貧乏以及對成王敗寇的功利。這真是很應該深切反省的一回事。出版《顧孟餘的清高》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在替這本書宣傳時，在其封面上的封帶寫道：「從勝利者強光中走出，才能看清歷史的灰度。」

的確，現實是複雜的。非黑即白，大多都是扭曲了的強光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