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風波趙薇馬雲受困

唐詩人白居易（772—846）體恤民疾，慨嘆貧富懸殊：「貴有風雪興，富無飢寒憂。……豈知閿（讀音「文」）鄉獄，中有凍死囚」（歌舞）；「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買花）。今日的貧富天淵之別，亦引起廣泛議論。

北京官方日前宣布，將實施第三次分配政策，縮小貧富差距，國民收入分配需兼顧公平，走共同富裕之路。

貧富差距大涉社會公平

據北京大學一個研究團隊的估算，在紅色中國（紅中），1%最富有的家庭擁有財富的35%；世銀2010年公布的數據是：5%高收入家庭，佔全部儲蓄量的50%^（註1）。

瑞士信貸〈2021年全球財富報告〉稱，百萬（美元）富翁的人數，美國最多約2200萬，佔全球近40%；紅中第2超過500萬，佔9%^（註2）。

有抽樣調查報告稱，在「重要的社會問題」問卷，貧富差距居第2位（首位是貪污腐敗）。

第一次分配指工資收入

官媒熱議三次分配的文章，多未能簡練解釋術語，而是在讀者難明的概念中轉來轉去。

本文試先通俗解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分配，把它們的意涵歸納為三組關鍵詞：一，工資；二，稅項和社會保障；三，公益扶助。

第一次分配，最初是指勞力報酬，即公職人員（公務員）、國企職工的工資，這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僱主與僱員的分配關係。

19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所有制（產權）有很大變化，除了國企的公有制，尚有私有制（民企、個體戶）、集體制和混合制。這些企業職工的勞力報酬亦是工資（僱主提供認股證一類的比例很低）。工資的確定，關乎市場因素特別是勞力價值、供求關係。

1980年代後，除了工資之外，還有資本投入的收入，即資本投入房地產、股票、外匯、企業等的回報。

1980年前無市場因素

1980年以前，收入分配、工資的確定，並不存在市場因素，勞動力並不視為「商品」的一種。

公職和國企人員包括黨政機關、教育界、文藝界、事業單位的人員，統稱「吃財政飯」，工資由財政預算撥付，受一套官方早就制訂的工資制規範。

公職人員的工資等級，最初分成30級，1993年改為15級，2006年再改為27級。

實行15級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1級幹部，政治局、書記處成員2至3級^（註3）；國家主席、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為1級幹部，其餘副職高幹為2至3級。

第二次分配稅項公共品

第二次分配，主要是指官方的稅項，包括所得稅、營業稅等。

官方以不同稅率徵稅，高收入者稅賦較高，以兼顧社會公平。把部分稅收以轉移支付方式，向弱勢群體提供一些補貼（例如最低收入保障即赤貧補助金）。

此外，官方向特定階層提供財政支付的補助即「公共品」，例如農村合作醫療補助，再如農民種糧等「四補貼」。這是均等化的「公共品」，如同香港的生果金、綜援，符合條件者均可得到同數額的福利補貼。

第三次分配捐款慈善業

第三次分配，是營利豐厚的企業、收入高的個人，自願參與公益（慈善）事業。這就是動員大款（大富戶）和大企業捐款，扶助貧困、上學等。

8月26日，官方發言人稱第三次分配不是強制性，不是「殺富濟貧」^（註4）。「劫富濟貧」說成「殺富濟貧」，似在強調比「劫」更嚴重的「殺」，反襯人們對強制性手段有顧慮。

民間的顧慮，與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有關。薄以政治局委員身份兼任重慶市委書記（2007—2012），仿毛文革（1966—1976）的鬥爭手段，推行「唱紅打黑」，把一批私企主稱為黑幫整治，或是坐牢或是沒收財產，釀成社會恐怖。

鄭爽和趙薇突遭到追查

現在的第三次分配，難免帶有政治動員的「勸說」、政治運動的外形，但諒不致走「重慶模式」老路。官方之強調非「殺富濟貧」，似正視「重慶模式」在民眾中的陰影。

第三次分配原應是公益事業及其機制的構建，但在官方統辦下，實際牽扯到政治的整治。

在第三次分配話題炒熱前後，平台經濟（網絡經濟）大企業、大財主馬雲的阿里巴巴被罰182億元人民幣；影星鄭爽被指偷稅數千萬，罰款接近3億；影星、大款趙薇也受追查，被稱處於「焦頭爛額」之困。

人們把這一連串事件聯想起來，懷疑是對大款捐款參與慈善事業的一種壓力。但官方說，不會「殺富濟貧」。

推三次分配未必能順暢

擁有大量財富的大款，如能自願參與持續的公益事業，把部分財富以慈善模式扶助弱勢群體，是有助於緩解貧富糾結的社會工程。

第三次分配的推行未必能順暢。其因之一，是官方須有相關的「政策配套」。例如，在第二次分配時，有參與公益事業的稅項優惠；再如，對私企和私人財產保護的法律、司法程序，要盡快「補齊短板」、多加改善，以免地方官用變相恫嚇、強制手段，逼私企、大款捐款。

其因之二，是缺乏真正的民間社會，官方對NGO（非政府組織）的壓抑取向，使民間的環保、慈善、維權團體受地方官排擠。

美國大富豪蓋茨的慈善事業發達，香港首富誠哥私人基金會的公益捐助社會效益強，與當地的民間社會活力有關。

民間社會中，大企業、大富豪的慈善事業，本人的解讀有「三自」特點：自願、自主和慈善項目的自由選擇權。有「三自」和行政中立，故能實現救助時效，避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之弊。由公權一方統管的公益組織，排斥NGO、不想大款主導，往往訊息不透明、監管不善，幾年前的紅十字會事件，就暴露了監管弊端。

註：
1，財新網2021.6.9張明文。
2，界面新聞2021.6.24。
3，中發［1993］8號文件。
4，新京報2021.8.26。

表，關於第三次分配的官方文件、言論

本文原題〈三次分配藥方大款捐助弱群〉，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