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與城邦建構

為甚麼人類社團的發展或成長，到了這「小國寡民」的地步，亞氏就說這是「最終」的形式了？你固然可以說，因為那是人群組織能攀上自足的最小單位。可為甚麼停在那裡？如果你有個城邦，比現時的大三倍，你不是三倍更自足嗎？一個地區要自足自給，人多地大不更方便？希臘半島不要比雅典一城來得自足？小城邦的自足，帶來不少問題。為甚麼他在亞歷山大大帝身旁，看不到學生統轄的馬其頓帝國，可能更為自足？為甚麼到這裡，就「遊客止步」了？也許先看下去，看他怎樣介紹城邦，然後能明白他的用意。 

 

另一個問題，大家也不難想到的，也和上題有關，但指向不一樣：你怎麼知道你有了城邦？你怎樣知道你在甚麼條件下，才踏進那情況？固然你可以說，當我達到相當自足時，就可以了。這答案不太好，暫時且不用它。暫且把問題稍轉一下。 Polis ——城邦（名詞）； political ——政治的（形容詞，原意指屬於城邦的）。我們問：甚麼是「政治的」？也就是問：你怎樣形容城邦本身？用一個大家熟悉的背景，試着看，看看能否有多少啟迪。 

 

 

不少人都愛說「辦公室政治」，「學院政治」。甚麼叫學院政治？一所大學，有不同學院，院下設不同系別。每個系，都有自己的利益；系這個組織，都想爭取資源，促進系的發展。在系的成員說，對系有利的，就是對自己有利。很自然的，大家都想推展系務向前。怎樣推展？最佳資產就是權力；擁有權力，就能辦事，使系蒙利，也就是使各成員蒙利。為了你自己切身利益，你會願意見到系能獲利。那麼所謂「學院政治」，不外是院系間為了爭利而爭權，為了爭權而「各出奇謀」而已。可見「政治」所牽涉的，是權力，是利益。最簡單的結論：政治就是用上某種力量來求得到某種利益。力量有合有不合，利益有善有不善。我們只在概念上討論，先不下任何判斷。所以「政治的」就是指：用你的資源，行使某種力量來追求你的利益。小到一個社團，大到一個國家，這定義都派得上用場。 

 

美國的政治學者，都愛用上比較「中性」的說法，說政治像分資源的遊戲，看誰在甚麼時候，用甚麼方法，在甚麼場合，能拿到甚麼。歐洲人看，是誰擁有那些強制性的工具，又怎樣擺佈和運用那工具；也就是誰能行使甚麼權力的「遊戲」。 

 

亞氏的表述，很不一樣。讀亞氏書，可見古今之別。身處他那個時代，見着人的爭權奪利，用暴力、壓迫手段來達到目的，是平常事。他全看在眼內；他不可能不知道，城邦中人在幹甚麼。可是，他說城邦（國家），說甚麼叫「政治的」，重點並不在那裡。他說人組成最簡單的社團，是為了生存；但人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有美好的生活。他看城邦的特徵，是個能使人民活得好好的政治社團，並不只是使大家僅能活着。驟聽上去，他像個作夢的，或者是浪漫主義者。不然的話，怎麼會眼見一切的暴力、卑劣、計算等，還可以用「美好的生活」作城邦的界說？然而，頭腦清晰、滿有智慧與政治經驗的亞氏，卻告訴大家，甚麼叫政治生活。 

 

站在這個點上，可以看到古今政治哲學的比較。看來，古代哲學家——起碼說亞氏吧——清楚知道政治生活的陰暗面，又不只是為了教誨，卻認為政治本質上叫人有美好的生活，不光是維護生存而已；起碼那是可能的。他不錯是那樣強調，可同時也告訴我們，自然之道，並不一帆風順的；自然的推移，有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人要生存，也得費勁，也得掙扎。從大方向上說，自然之道，總又好像「導人向善」的。現代政治哲學的看法，很不一樣。幾百年來，現代哲學家看自然之道，是個很不友善的傢伙，必須要克服她，因為她是個大問題。她也不會與人為善。要追求人間的事，人必須「戰勝」她；自然之道於人無助。 

 

我們不必遽下判斷，說孰優孰劣。甚至可以說，亞氏的學說，某程度上是「隱惡揚善」的。說隱惡揚善，也不太準確。他的《倫理學》和《政治學》上下一體，他的政治論述，也是道德考慮先行。在後面要看到，他對敗壞的批評，和他的倫理思想一以貫之。但在一個善惡難分，邪可勝正的世界，倒值得大家想想，揚善舉正，是不是對世人較有利？就理論說，如果事物的真相，毫無保留和慎慮地傾瀉出來，會使惡更形彰顯，那對人有甚麼好處？有點像修辭學的藝術，其實是政治想像的一環，都是政治哲學引申出的思考。 

 

 

所以當亞氏提到，甚麼階段可以見到城邦的出現，他同時在帶我們去思考：甚麼是「政治的」？正規的答案是：當人的群體生活能攀上自足，能過美好的生活而不只是存活的時候，人就可以有合理的政治生活了。關鍵當然是：村落的群體發展到哪一點，才算是達到？他的答案不是要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條件；剛相反，他要的是（我們今天說的）「小國寡民」。讓我們先略談寡民。為甚麼要寡民？ 

 

假設你有個國家，人口二十萬。如是，你不大可能認得每個國民，你也不大可能鳥瞰全境。在《政治學》稍後，亞氏會談到一個要點：使公民要有美好的生活，人與人之間需要有某種情誼；如果大家相互不認識，那樣的情誼無從建立。設想你的國家有三億多人口（像美國），甚至十多億（像中國），情況會怎樣？二十萬也應付不了，遑論二億。有一點倒可以肯定的：差不多舉國都是陌生人。假如你要和他打交道的、和他共事的、和他合作的人，全都是陌生人，那在需要共同承擔、共同任事的情況下，主導你的很有可能是私利而不是公益。國家小——人少地小，同胞相互認識的機會高得多。遇有戰事，一個軍人殉職，很多人都認得他的家庭；三百軍人戰死，差不多像國殤，因為每個人都認得某些殉國的人。這反映了甚麼？國家的凝聚力很強，相互扶持的心意也強。

 

現代社會的以色列，情況頗有相似，儘管她不是個斯巴達。她的凝聚力強，軍士擅離職守的絕無僅有；如果有個軍人做了逃兵，那會是人人驚愕的事。而這個社會，是個多元混合體。亞氏的想像，不是這樣的；他心目中的城邦，人數相當少，最低限度要使同胞間真能多少認得大家，但仍能保有多元的社會。他說的多元，不是我們一天到晚掛在嘴邊的「多元社會」，而是針對柏氏強調的「一體式」、「齊一」的國度。孟子嘗謂「天下之大孰能一之」；固然，孟軻的天下，並不是「國家」，更不是城邦。這點在下一卷會清楚見到。 

 

剛才說，他看城邦，是個能使大家過美好生活的社團。他可能認為，只要你有個小規模的國家，人民能相互認得大家，能共富貴、共患難，又能認識整個地域，那建立好的城邦，真有可能。任何人到過雅典城，到過城中小山丘上的衛城，從那裡遠眺，可俯覽全境，包括雅典的外島，和海洋。衛城像個「聖地」，往下望，教人歎為觀止。沈浸在那樣的環境下，人人都有同等權利，參與城邦的事務。公民的生活，沒有甚麼異化，或者說疏離感。這樣描繪，是不是浪漫化了？一定程度上，是的。任何社會，都會有不滿的人。亞氏自己就很清楚，他在後面要討論派別或革命的問題。他明白，沒有疏離，社會是全面和諧，那根本不會有派別。 

 

倒不是完全的浪漫化形容：亞氏必須先在原則上述明，城邦有甚麼可能，然後解釋何以原則受到腐蝕，何以出了問題。如果連原則上可行的都不成立，那不必談任何理論。他的表述也不複雜：最初的組織是家庭，那是為了基本的生存；然後漸漸擴展，到了原則上可以自足時，人的追求就不只是生活，而是美好的生活。那是隨着城邦出現而來。所以城邦是那麼自然而然地開展出來的；每個城邦都按自然而成，因為從一開始的最基本組織單位，是家庭，而家庭，是自然推移的產物。 

 

可不可以停下來問：就哲學上說，一物之組件按自然而生，則一物之整體亦因自然而立？組成事物的部分，是自然的，那事物本身就必然是自然的？表面上看是這樣：家按自然而生，村從家而引申，國不也是一樣？樹由自然而生，鐵礦來自自然，所以房舍是自然的，因為它是木頭與鐵釘合組而成？因為木頭與鐵釘是自然的產物？你一定不同意。組件屬自然，並不必然使全物也屬自然。很明顯，樹砍成木，鐵磨成釘，不是自然的。有了木和釘，也得把屋蓋起來。那不是自然推移而成的；雖然，世上倒確有情事，從部件到整體皆能自然而成。 

 

城邦也是那樣「自然而成」的？不見得。很快我們就會見到，他說城邦不錯有自然的基礎，但給人最大恩惠的、有最大功勞的，是把眾人團結一起創立城邦的人。自然，是個基礎，但須靠人力成事。這樣推斷，「自然」並不會生成城邦。看來，把一切美事一股腦兒推到自然之道上，說從開始到中間過程到結尾，都是自然的軌序，並不妥當。事情顯然較為複雜。讀亞氏書的一個困難，是不只要找出他究竟說了甚麼，更是他為甚麼那樣說。他說自然很細緻，說人為也很細緻；而這兩點，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