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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民以逞」並非中國作為霸主的理性選項。

有人預期，即使再過兩三代，亦沒法消化掉這些已經興建出來的樓宇。

下一代子弟在教室中得到更實用的教育，遠比旅客在車廂中找到一個座位更重要。

我一向的說法是，如要倒下，中國將會倒在最後。

日本垃圾分類，對全社會的乾淨整潔，起到什麼幫助呢？

擴大對外開放千頭萬緒，近期可從若干重點領域做起。

在當下社會矛盾日漸尖銳，步入轉型周期的關口，馬克思在中國，強勢「回歸」，忽然再度紅火，大有重返「神壇」的架勢。

對於美國而言，維持全球自由貿易與投資體系，職位外移，經濟活動轉向他國都將繼續困擾美國。

「正稅清費」是理性選擇，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應該從稅費總量與結構著手，切實降成本。

生產力提升的速度，其實就是和時間競賽。

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世界處於一個｢不確定性｣（或者通俗地說是｢亂世｣）狀態。地緣政治面臨急劇的變動。英國脫歐、南中國海、朝鮮半島、中東和敘利亞、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與美國、美國與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所有的變化是地緣政治變化的產物，也反過來重塑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世界經濟也是如此。 西方引導的全球化開始出現逆轉，儘管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終結，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國在領導全球化方面，已顯得力不從心，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領頭羊。對崛起中的中國來說，所有這些變化應當被視為正面和積極；如果中國能夠抓住機遇，便是崛起的好機會，在｢不確定性｣中崛起，重塑區域甚至是國際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在論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為時，專門討論了｢運氣｣或｢命運｣的作用。其實，在國際舞臺上，一個國家的作為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確定性｣可以解讀為中國崛起的｢運氣｣或｢命運｣。因此，人們首先不應當悲觀地把｢不確定性｣視為負面。 所謂的｢不確定性｣只是一個客觀的局面，是時勢變化所致。任何國家都要根據時勢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國際角色。不管怎麼說，中國崛起也是當今世界｢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根源。 中國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運氣｣和｢命運｣呢？這些年來，中國的確在努力這樣做。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因為涉及中國所明確規定的｢核心利益｣問題，中國冒了很大的風險，有所進步。今天南中國海局勢基本穩定，而且中國掌握了主動權。在國際經濟上，中國也在努力繼續推動自由貿易，通過｢一帶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角色。 但是，人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也在竭盡全力、非常算計和理性地｢規避｣風險。然而，規避短期風險反而招致長期的更大風險。這尤其表現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韓朝沒有一方會考慮中國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做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情。 儘管外界認為中國對朝鮮半島有影響力，但實際上沒有一個受中國影響；不僅如此，中國反而變成了韓朝的｢人質｣。面對這些較小國家，中國除了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式的抗議，似乎什麼辦法也沒有。對朝鮮半島缺少影響，並不是說中國缺少能力，而是中國選擇不去使用可以產生影響的能力。 在國際經濟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中國一方面加入國際經濟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導國際經濟發展，但同時對現存國際經濟體制（明確地說是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體系）抱着深刻的懷疑態度，總覺得這個體系是一個｢陰謀｣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認為，中國在國際體系裏面是個｢半心半意｣的角色。 中國在放棄促成崛起的機會 中國的作為和俄羅斯的作為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前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一蹶不振，直到總統普京執政之後，俄羅斯才穩定了政局。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俄羅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輝煌。儘管俄羅斯到今天為止仍是軍事強國，但主要還是前蘇聯的功勞。經濟力量遠不如以前，經濟結構單一，看不到明確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圍繞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儘管目前強勢，但未來仍然很不確定。 不過，俄羅斯不愧為一個戰鬥的民族，明明沒有能力做大國了，但不僅在苦苦支撐着其所認為的大國地位，而且時刻尋找機會復興俄羅斯的輝煌。如果得到機會，俄羅斯一個也不會放棄。在這一點上，俄羅斯人還是很驕傲的，認為當今世上能夠和美國爭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羅斯。中國則不一樣，明明出現了很多能夠促成其崛起的機會，但在一個接一個地放棄機會，不管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 這個現象使得人們擔心，今天中國的崛起是否會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沒有真正崛起之前開始衰落。這裏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國成為海洋國家的機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時代的開始，當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海洋力量皆為世界第一。如果鄭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東南沿海一帶｢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動，則反映了民間力量。 不過，正如人們日後所看到的，僅僅因為朝廷的意識形態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礙，中國在此後數百年時間裏把自己｢封鎖｣起來，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陸地國家，最終成為西方海洋國家的｢階下囚｣。 今天的中國會否再次像明朝那樣，主動放棄真正崛起的機遇呢？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因為中國面臨着諸多促成自己放棄機遇的因素。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中國已經沒有大國的記憶。中國從秦朝統一國家，到漢唐不僅在地域上大擴張，而且建立起當時最強大的政治體制，所建立的國家制度被西方稱為｢開放的帝國｣。之後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滿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儘管在疆域方面有擴張，但在制度建設方面沒有什麼創新。 明清之後，中國王朝變得愈來愈封閉，最終被近代西方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主權國家打敗。近代以來，中國人受苦受難，到今天為止，中國人有太多的弱國記憶、苦難記憶和受害者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難理解今天的中國人祈禱國際和平與國際公正。不過，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階層）的｢受害者｣心態過於強烈，缺少自信，不僅認識不到機遇，有了機遇也抓不住。沒有人會懷疑中國人對和平與正義的訴求，但國際和平與國際正義等諸多價值絕對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要鬥爭出來的。 第二，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意識形態束縛。對敘利亞、朝鮮、美國、俄國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識形態影響。｢意識形態化｣表明人們已經不能實事求是地去看一個問題或事物，而只能從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角度去看它們，結果看到的不是事實的真相，而只是基於｢偏見｣之上的幻影。 這裏僅以美國為例。在很多中國人的眼中，美國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即｢敵人｣。很多人不滿於美國把中國視為｢敵人｣，但忘記了自己也把美國視為｢敵人｣。一旦把美國視為｢敵人｣，自然就不能對美國作科學理性的分析。 結果，美國做什麼，中國就要反對什麼；美國不做什麼，中國就要做什麼。這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失去太多的東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國從道義出發，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結果中國反對，自然得不到很多國家的支持。實際上，作為大國，美國和中國擁有很多一樣或類似的道德價值觀和國際責任。 兩國國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這些分歧不能簡單地用意識形態來看待。對美國的態度，中國本該支持的就支持，該反對的就反對，但因為美國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結果既看不到一個真實的美國，也看不到自己在處理和美國關係中的真實利益，處處陷於被動。 中國領導人應有實事求是精神 第三，錯誤理解毛澤東。毛澤東時代中國是弱國，針對美國和西方列強的圍堵和遏止，中國發展出強大的民族主義。（實際上，這種民族主義至少自孫中山先生開始就已經在塑造）。不過，毛澤東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毛澤東發展出｢三個世界｣理論，為很多國家所接受。這主要是因為｢三個世界｣的理論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上，而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原則上。例如毛澤東把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擁有對立意識形態的國家列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國家列為｢第二世界｣。 這種實事求是的分類，使得毛澤東正確和精確地看到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從而為中國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間。在和美國打交道上，毛澤東的現實主義表現得更是充分。在意識形態上，毛澤東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國打交道時，他明確表示喜歡美國的｢右派｣，因為｢右派｣比較接近實際，講利益。 他不喜歡和美國｢左派｣打交道，因為｢左派｣講意識形態，講價值觀。在代表美國的｢右派｣（即共和黨）總統尼遜執政期間，中國和美國順利恢復邦交，這和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精神分不開。客觀上說，毛澤東是有意識形態的，但這種意識形態並沒有妨礙他的實事求是精神。 第四，錯誤理解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是現實主義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人們只關切｢韜光養晦｣，忘記了｢有所作為｣。正是｢有所作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抓住了所有機遇，既避免國家危機，也實現高速發展。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1990年代初的｢南巡｣和後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背後都是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精神。 在對美國的態度上，鄧小平永遠旗幟鮮明，尤其表現在其對美國在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憤怒；另一方面，鄧小平也把美國看成中國學習的對象。在內部發展上，他更是把人們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市場經濟｣，視為一種發展的工具，一種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沒有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精神，很難想像中國能在1970年代後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內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1990年代的與世界接軌。 ｢韜光養晦｣和｢永不稱霸｣應當是永恆的原則，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不要作為，不要鬥爭，更不是用各種方式來論證變相的｢不作為｣。現在有一些人把｢韜光養晦｣解讀成｢不用作為｣，這是完全的錯誤，這僅僅是對自己不作為的低劣辯護。 在國際關係上，經驗告訴人們，如果一個國家抗拒自己的｢命運｣，最終會受到｢命運｣的懲罰。正如內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樣，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會把自己從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來，才會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國的｢命運｣在招呼中國，但如果繼續受制於意識形態、受制於眼前的局部利益，將很難看到已經降臨的｢命運｣，也很難實現真正的崛起。

編按：香江文化交流基金會於2017年3月28日舉辦香江論壇：特朗普上台後的中美台關係。講者包括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陳一新、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朱衛東、民進黨前黨員沈富雄和香港中文大學及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教授林夏如，五位學者博古通今，妙語如珠，聽眾皆獲益良多。以下為現場討論和答問環節的摘要：   江素惠： 陳一新教授除了研究兩岸關係，也是國際戰略專家。特朗普上台先是不承認一中，到現在轉折回歸到承認一中，當中轉折的原因是什麼？   陳一新： 特朗普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現在還不能斷定他一定好還是壞。其實我覺得國際關係本來就是利益交換。而對於中國，倘若特朗普的一中政策回歸正軌，就是獲利。在別的地方，中國可能承受一些損失，但利益本來就是互換。   美國的新軍事方針 我更早就觀察到，亦寫了文章，特朗普會在最近攻打ISIS（伊斯蘭國）。世上已經開戰了，只是沒有公開宣戰而已。美國是要總統允許打仗，國會才能宣戰，但是跟ISIS宣戰好像有點損美國的面子。ISIS雖然叫伊斯蘭國，但不是國家，而是恐怖組織。美國何時派陸軍？再過一段時間應該會的。事實上一個多月前，特朗普就要國防部在一個月內針對恐怖組織提出作戰計劃，包括ISIS、阿爾蓋達組織。 特朗普手下有兩名大將，一是國防部長Mattis，外號Mad Dog（瘋狗），善於打仗。另一位大家可能會忽略，就是國務卿Tillerson。他的名字是Rex Tillerson，Rex就是暴龍，因為暴龍名字太長，所以縮寫成rex。這兩位都會打仗，加上新的國安顧問McMaster也是以陸戰起家的。別人都說奧巴馬政府只派出過特種部隊，沒有真正把地面部隊放進戰場，現在的美國則非常有可能真正派出地面部隊。 很多人不了解特朗普的旅遊禁令。但如要打仗，當然不能讓恐怖分子透過各種身份鑽進來，因此一定要有旅遊禁令。禁令從人道、人權、人性的角度來看都是不對，但從軍事和戰略方面看是合理的。   研究特朗普切勿操之過急 特朗普很多政策都有待公評，不見得都錯，也不見得都對。我們要研究他個別之間的連接性，也不能忽略整體性。別人說特朗普上台時的民調是38%，很低，的確沒錯，但可能是開低走高。也有情況是開始很高，但之後跌到30%，開高走低。我們看特朗普要全面地看，他八年前想參選，四年前參與沒成功，現在成功，那他的理性算計一定存在。   江素惠： 朱衛東老師研究台灣30年，他任職的中國社科院，我們都知是最高的智囊機構，他們知道北京的調子在哪裏。有人希望民進黨跟共產黨能建立新共識，因為九二共識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所架構的，沒有道理迫民進黨承認九二共識。所以我要請教一下朱衛東老師，民共之間有沒有可能在未來創立新共識？   朱衛東： 幾乎不可能。1986年9月28日，我在民進黨成立之時就研究黨外運動。民進黨比較特別，我們說他是台獨黨，一點也沒有冤枉他。這個黨的黨綱從1991年的第五屆全代會通過，就是台獨黨。有這個了黨綱，而且不承認九二共識，這兩點基本上都跟中國的政策完全對立。因此目前的環境條件下，我看不出任何可能。   北京堅持九二共識的原因 為什麼中國如此堅持既定的原則和方針？我們現在向蔡英文提的就是一個條件，必須承認九二共識，繼續捍衛兩岸同屬一中，我們並沒有提出新的要求。 九二共識不僅是1992年兩會達成的共識，也是國共兩黨達成的共識。它亦是習馬會期間兩岸當局達成的共識。這不是簡單的兩黨共識，不是民進黨說的「九二共識是共產黨跟國民黨達成的」。如果我們不堅持這個共識，台灣四年換一次政黨，換了馬英九就不認，再換了就再不認，那還有底線嗎？我們是對事不對人，如果國民黨不承認九二共識，不承認兩岸同屬一國，我們不會跟國民黨打交道；民進黨現在承認，我們現在就跟民進黨打交道。   台灣遠離一中政策的害處 目前狀況下，蔡英文當局調整的動機不是很強，但吃虧在後面，這種政治僵局，時與勢在中國一邊，不在台灣一邊。正如林夏如教授所言，全球化浪潮出現一股逆全球化的民意，對台灣和香港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模式來說，必然受到很大衝擊。台灣老百姓現在只關心小確幸，不關心GDP的增長，不關心把餅做大，而想如何和你公平地分餅，於是格局愈做愈小。   江素惠： 沈富雄先生，你認為民進黨為何不承認九二共識，當中的困難在哪？這個困局應如何破解？   沈富雄： 答案其實很簡單。說到九二共識，是我們這邊的人發明，但北京卻當成定海神針。我很感謝朱教授不說歷史的過程，這些都沒有意義。我覺得九二共識也有北京的善意，因為他沒有講得很明白，民進黨如果願意的話，也可以容易地混過去。但是講得不明白也不行，因為民進黨的人在這方面非常計較。陳水扁執政的第三年，總統府開了個兩岸協調小組，我是成員之一。我們費了好幾天的時間，最後決定三個原則，四個主張，而北京就說那是不三不四。北京嘴巴很利害，我還能說什麼呢，對不對？   九二共識的意義 九二共識骨子裏頭就是剛剛朱衛東所長說的兩岸同屬一中。一中沒有問題，全世界的人都同意有一中，台灣也沒有人主張兩中。所以問題不在一中，問題是一中以後，台灣跟一中的關係是什麼。朱所長的解釋是同屬，兩個都同屬一中，這亦是一種解釋方法。那到底台灣跟一中有什麼關係？民進黨講不出口，絕對講不出口。所以我懸賞新台幣500萬，任何人能想出兩岸關係的新說法，我給新台幣500萬。但大家不要以為我很有錢，我告訴大家，目前為止連一個認真的案子都沒有，一個都沒有。   國民黨和民進黨如何處理一中政策 馬英九有沒有表態？有，他講「各表」，但是他的「各表」，其實表過頭，因為北京很信任他，他不用講半句話，北京也信他不會作反，不會獨立，那你何必表呢？但馬英九這人就是笨，一直講一直講，講到它沒有價值。我借這次機會跟朱教授報告，一中各表在台灣幾乎破產。本省人不用說，在新一代也是。 大選前，國民黨一直以為兩岸政策是強項，我說絕對不是，因為你這個強項已經破產。他不相信，繼續賣這不是強項的強項，本來兩岸政策是民進黨的弱項，因為這樣而變成相對不是弱項，所以民進黨才贏。所以馬英九可以不表態，不需表態，卻不斷表態。那蔡英文是怎樣呢？她是不能表態，卻一直被迫表態。今天如果蔡英文表態，她的支持度連20%都沒有。現時的民調中，同意蔡英文兩岸政策立場的有40%以上，大概40%到45%左右；而同意她的政治表現，國民黨說26%，差不多30%上下，大概加減5%。   如何解決「一中」的困局 下一次大選，如果北京把民進黨迫得緊的話，理論上2020年選民不應再給民進黨機會。但問題是國民黨也不行，我在這保證，國民黨在2020年的選舉推任何一位候選人，絕對不會當選。那蔡英文會不會當選？有可能，而且說不定民進黨會換人。但是北京的政策不會改，台灣因此一直陷入民進黨執政而不承認一中的困局。這個困局能不能解？很難解。   朱衛東： 民進黨現在的戰略是只要沒有對手，未來四年還是我來執政，所以從現在來看，蔡英文滿意度的下滑不能有效地轉為對國民黨的支持，這是很可悲的。我想回應沈富雄，好像有一把解決未來兩岸關係僵局的鑰匙，我們沒找到，有一個按鈕我們沒找到，一按下去就柳暗花明。以我30年專門研究台灣的經驗，我認為沒有這樣的按鈕。   中國台灣統一的進程 我相信統一不只是一個目標，還是一個過程，不只是一個名詞，還是一個動詞。中國領導人並不焦急，我們的對台工作是服從於國家的整體戰略目標，也就是現在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要拖住台灣，而不是被台灣拖住，我們希望兩岸關係和平穩定，不希望台獨的冒進打亂我們的進程，中國這種狀態是真正為了實現中國夢而存在的。 從台灣的角度講，台灣老百姓也是現實的。陳水扁的台獨是激進台獨，走不通，他自己也說做不到就是做不到。馬英九走的這條路，台灣老百姓又認為可能跟中國過近過快，所以他們不同意。那現在蔡英文走的，本質不變，姿態百變，希望蒙混過關，我們不會讓她蒙混過關，你必須要表態，不願表態也要表態，不表態，什麼都沒有；表態，什麼都有，這就是兩岸關係。   林夏如： […]

美國的對中政策是個交易過程。在過程當中，台灣、香港是潛在籌碼。

美國的軍事行動淪落為公關表演，恰可暴露特朗普政府的荒謬性

每一個國家都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來探索新的政商關係，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制度變革甚至重建是唯一的選擇。中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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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30多年的時間裏，城市化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38%達到現在的56%左右。如果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城市化的70%水平來計算，中國離高度城市化水平也只有14個百分點了。 也就是說，中國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歷程。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既強勁又脆弱，城市擴張很快，但質量低下，不僅過程充滿了風險，城市現狀也充滿着巨大的不確定性。 也正因為這樣，這些年來，愈來愈多人對國家的城市化現狀產生了諸多憂慮和焦慮。中共十八大前後，城市化曾經被界定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大來源，有關部門曾就城市化提出了諸多政策建議。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人們對城市化本身和城市化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抱有巨大的期望。不過，城市化已經逐漸在政府的議程中消失了，城市化的動力似乎已經不再。為什麼？ 中國城市化的動力為何不再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看看原來城市化的思路和城市化方式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簡單地說，今天的政策調整是對原來政策的一種反應。如果原來的政策不能為繼了，那麼就要進行政策調整。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檢驗原來的城市化所產生的問題。 第一、主導原來城市化的主要是GDP主義，即單純的經濟增長。投資、貿易和消費長期以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城市化不僅創造了巨大的投資空間，而且也帶動了其他消費和貿易兩個領域。在GDP主義的指導下，在各級官員那裏，城市化就變成了簡單的蓋房子和造城市。城市化的動力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有關，因為房地產是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各級官員大力推動城市化，很快導致了產能過剩，甚至在不少地方出現了「鬼城」現象。房地產領域的產能過剩到今天為止仍然是最嚴重的。 第二、城市化過程中的安全等因素經常被忽視，導致城市愈做愈大，也愈來愈不安全，不斷暴露出城市的無比脆弱性來，包括天津的大爆炸、深圳的山體滑坡、雨季洪水泛濫、危樓等等，更不用說是導致民怨沸騰的霧霾現象了。 第三、戶口制度改革沒有跟上，造成了城市的鄉村化。在今天的56%的城市人口中，持有城市戶口的人口只有40%左右，表明還有10多個百分點的城市人口是農民工或者農民。盡管他們長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其二代也已經成長起來，但他們還沒有被整合進城市。幾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着「城中村」和城市農民的現象。 所謂的「城中村」就是城市在快速過度擴張過程中，把原來的農村「包圍」在城市之中了，而之後又沒有解決所產生的現象。盡管經過多年的努力，「城中村」的狀況有所改善，但本質上「城中村」還是保留着農村生活方式，在就業、生活、安全等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隱患。 第四、城市規劃往往變成市長規劃。一般來說，中國的城市都有城市規劃。但現實中，中國的城市是最缺少城市規劃的，或者城市化根本很難根據城市規劃來進行，往往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城市的官僚性質，城市規劃演變成市長規劃。「一個市長、一個規劃」的情況到處存在，並且上下任市長之間沒有任何連續性，往往是下一個市長要不修正上一個市長的規劃，或者完全擱置而重來。更為嚴重的是，每一任市長的首要考量往往是GDP增長，而非城市規劃意義上的城市化。 所以，城市的一些基礎設施建了拆，拆了建，結果所謂的GDP上去了，城市搞得愈來愈糟糕。更為嚴重的是，在一些城市，拆和建的過程中包含了巨大的工程腐敗，因為很多市長必須通過搞市政工程才能找到腐敗的機會。 第五，城市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導致專業人才的缺失。在世界範圍內，只有中國的城市是有行政級別的，中國有首都、直轄市、省級（會）城市、半省級城市、地區級城市、縣級城市、鄉鎮等等。而且，在一個城市內部又分成多級政府行政級別，基本上都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 新加坡500多萬人口，但只有一級政府，即使算上市鎮理事會，充其量一級半政府；但人口不到200萬甚至更少的中國城市則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而且，城市內部幾乎大部分組織包括學校、醫院、國有企業等都有行政級別。這種高度官僚化的城市制度，導致城市專業主義的低度化，因為專業主義和官僚主義經常處於直接的對立狀態。 一個城市的文明有待於專業主義的充分發揮，但中國的專業主義（例如城市規劃）必須屈服於官僚主義（市長規劃）。中國的城市即使硬件建設不錯了，但軟件（城市管理）遠遠跟不上，最主要原因就是專業主義沒有多少生存空間。 除這些問題之外，還有幾個重要的現象或者不言自明的政策議程一直不僅被忽視，仍在流行，主導着今天中國的城市化。這些現象不僅在阻礙城市化向深度發展，而且甚至在促成城市化走上錯誤的方向。 還沒有停止的大城市化現象 在種種現象中，最主要的就是大城市化。大城市化又包括兩種趨向，一是單個城市的趨大化，二是大城市群的建設。城市趨大化已經造成了中國的超大城市，即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人口已經超過了2000萬，並且還沒有停止的跡像，仍在繼續增大。如果不做城市體制改革，這些超大城市還會繼續增大，直至最後大危機的爆發。 如果超大城市是失去控制能力造成的，那麼特大城市群建設則是有關部門主動規劃的，已經規劃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十大城市群，並把十大城市群視為是中國城市化的主體形態。我們把這兩方面合稱為「大城市化」。 大城市化帶來怎樣的結果呢？首先要考量的是其所能帶來的正面積極的結果，因為這是城市化規劃部門的理性之所在。這裏最主要的是大城市化所能帶來的經濟發展和GDP增長。從經濟學意義上，城市化可以帶來GDP和經濟效益，這很容易理解。GDP就是經濟活動交易，交易愈多，GDP就愈高。因此，城市的GDP必然遠遠高於農村，因為農村家庭基本上是一個自足的單元，但城市居民必須通過經濟交易才能進行正常生活。 城市愈大，交易量就愈多，GDP就愈高。同時，無論是單個城市還是城市群的建設，從工程學意義上來說，也變得可以。無論是城市內部的交通還是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城市群）技術上不難解決。這一過程也創造經濟活動。 問題在於，這種城市化考量僅僅只是經濟學和工程學的考量，而較少甚至完全忽視了社會、政治和環保等方面的考量。在缺少對社會、政治和環保等因素的考量下進行的大城市化，最終必然會導致巨大的災難。這種災難性現在沒有人可以計算出來，也沒有人可以預測，但最終還是會出現。 第一，優質資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拖累了國家區域經濟的均衡和可持續發展。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優質資源也是集中在這些大城市的。多年來，人們希望通過擴大內需來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但在優質資源集中在幾個大城市的情況下，內需社會很難再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如同社會群體，中國的城市也呈現出強者愈強、富者愈富、弱者愈弱、窮者愈窮的局面。這個局面不改變，國家的發展必然是畸形的。 第二，如果城市結構因素不變，其他方面的社會變革和改革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今天，中國在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改革都遇到了瓶頸，因為改革都過於側重這些領域的微觀面，而忽視了城市結構問題。例如，如果只有北京擁有中國最好的醫院和學校（從幼兒園到大學），全國各地的人群還是會蜂擁而至，不管怎麼樣的政策都難於阻擋人群流入北京，也難以把已經進入城市的人口驅離。只有把優質資源分散化之後，這種情況才能得到徹底的改變。 第三，大城市化產生巨大的負面社會政治效應。一些大城市愈來愈富裕，而愈來愈多的城市則出現貧窮化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說，現在已經儼然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小城鎮包圍大城市」之勢。如果中小城市繼續被忽視，那麼它們必然成為中國民粹主義的基地。西方現在所盛行的民粹主義並非來自大城市，而是來自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鎮，因為中小城市和城鎮一直被忽視。 再者，城市愈大，執政黨、政府和社會、人民的不信任感就愈深層。社會對政府的信任來自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提供公共服務需要城市規模，城市過小，公共服務就很難提供。但是如果城市過大，政府更難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這些年來，中國很多城市出現反PX和建立垃圾處理工廠的社會運動。實際上，中國大多城市被垃圾所包圍，並且已經到了很危險的程度，建設垃圾處理工廠是當務之急。但因為社會不信任政府，政府很難作為。這樣下去，城市肯定會發生生態危機的。 第四，更為嚴峻的是，就國際政治來說，城市過大往往對國家造成不安全。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人們必須具有現實主義的思考。盡管今天和平是大趨勢，但很難排除戰爭的可能性。現代戰爭對城市的摧毀能力愈來愈強。毛澤東時代搞「三線計劃」就是為了戰備。當時政府把工業能力分散到地方，尤其是內地。毛澤東想把中國的各個地方建設成能夠「自給自足」的單元，以防戰爭的爆發。現在的形勢不同了，但並不是說城市化不需要考慮戰爭狀態了。 很簡單，美國如果華盛頓特區、紐約和洛杉磯等城市被轟炸掉，美國的整個體系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但如果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這些一線城市被炸掉，那麼整個國家就要完蛋。同樣，日本的東京一完蛋，整個國家就完蛋；韓國的首爾一完蛋，整個國家就完蛋。這是資源高度集中的劣勢與缺陷。在變幻莫測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城市化必須考慮到國家安全問題，否則就會鑄成大錯。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室內溜冰、滑雪市場，據產業報告顯示，中國滑雪人口現今估計過千萬，多數屬初體驗者，處在低消費階段，而他們佔市場75%。他們基數大，因此發展潛力驚人。

「搞新聞史離不開有關的史料。沒有必要的史料，新聞史的研究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難以為繼的。」

封面圖片：中國GDP增速持續放緩。（亞新社）   中國2016年GDP增速為6.7%，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連續6年下滑。背後原因是什麼？   林毅夫認為，要從全球變革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經濟的此輪下行，國際環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問題不可忽視。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內部動力主要在擴大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經濟藍皮書指出，在外需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時，國內投資、消費增長又遇到嚴重困難，使中國經濟面臨空前的下行壓力。由於國內外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中國經濟增速持續回落，預計2017年全年GDP增長率為6.5%。   以下為林毅夫演講節錄：   老師們、朋友們，大家上午好。非常高興能夠作為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一員，參加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的首屆國家發展論壇，那這次論壇的主題是全球變革時代下的中國。作為經濟學家，我想跟各位談的是全球變革時代下的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能否下滑至6.5以下   談中國經濟發展，那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海外，大家最關心的一個題目是我們能不能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在2016年到2020年間，每年平均增長6.5%以上。   6.5%以上的增長對中國來講非常重要，這是關系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時候，我們國內生產總值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我們的城鄉居民收入到2020年的時候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   這對世界來講也非常重要，因為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後，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現在全球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中國是不是還可以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對6.5%這個指標非常關心的原因。   從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長6.5%，跟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從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長9.7%來比，已經向下調整了30%。那照理說這個調整的幅度也不小，應該余地還是比較大，實現起來照理說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可是大家為什麼心裏還沒底。   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從2010年以後，每年逐年下滑。大家知道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而且這也是從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次連續6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過去講平均每年9.7%的增長，當然每年之間都有波動，但是一般說經濟下滑兩年，最多三年，經濟增長就會回升。   但是從2010年到2015年已經連續下滑了六年，大家知道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長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個百分點。2016年現在看來增長的速度也就是在6.7%，還是繼續下滑。   這種狀況下，就像在今天的介紹片裏面所講的，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裏，會不會突破「十三五」規劃所講的6.5%？   為什麼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年下滑？   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首先要了解為什麼從2010年以後，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大家談得非常多，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內部的問題，這些內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經濟體制，比如說國有企業所佔的比重還相當高，國有企業一般表現還欠佳，有不少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們是一個轉型中國家，市場機制還沒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既然市場沒有完全發揮作用，資源配置就會有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最近談的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是切實存在的問題，解決問題就要付出代價。有人也認為這是我們連續第七年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都實實在在存在，也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績效，但是要看中國經濟就必須像今天論壇的主題，全球變革下來看中國經濟。   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匯率計算。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來計算，今天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世界，但同樣也更重要的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況也會深深影響中國。   那麼在分析中國經濟從2010年以後逐年下滑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經濟表現怎麼樣。比如說在世界上跟我們同等發達國家的金磚國家，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俄羅斯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   另外一個金磚國家印度，印度2010年的時候10.3%，跟我們的10.6%在同一個水平，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7.6%，比我們的6.9%好像高一點，但是他同樣是從10.3%降到7.6%，態勢跟我們完全一樣。   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7.6%的增長的時候我們還要考慮兩點因素，第一點就是他在2012年的時候經濟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我們2012年的時候是從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則是從10.3%降到5.1%，這有所謂觸底反彈的因素存在。第二個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調整了國民統計的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那麼印度在2015年的增長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們完全一樣。   那麼這些金磚國家他不存在我們所謂國有企業比重太高的問題，他們有的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已經進行了徹底的市場經濟，它也不存在我們國內的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但是他的經濟表現跟我們完全一樣，甚至比我們還糟。   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的問題，共同的周期性的問題。要證明我的觀點最好的是看東亞這些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比如說新加坡，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2%。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   我們的台灣，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長速度只有0.7%，跟內地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同樣比內地深。再看鄰國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6.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6%，同樣下滑，下滑幅度比我們還深。   這些是所謂高收入表現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糟。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

鼓勵人民為社會服務是中國政府的一個口號。很多人只顧自己的利益，同時妨害了他人的利益。

中國經濟的真實面貌，對外國統計機構是個謎，想揭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神祕面紗，遠在太空中的人造衛星，或許可以帶來解答。

因為現在美國和歐洲都在迅速的變革，我們在反向行走。他們在重建一個強的，一個好的貨幣，而我們在掏空一個貨幣。再過四、五年之後，那個局面會非常恐怖的。

隨着全球人口不斷增加，糧食需求上升，加上各國經濟增長逐漸復甦，人們也愈來愈重視飲食健康，願意付出昂貴價格購買食品，將帶動明年全球農產品市場的基本因素趨向正面，即使間中出現波動性，商品價格仍有一定程度的增長潛力，料糧食價格能保持穩定趨勢。

封面圖片：美國富商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使得整個建制驚訝不已（亞新社）   2016年西方政治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極右化。英國舉行脫歐公投，儘管兩大政黨（保守黨和工黨）的精英都希望英國留在歐盟，但老百姓投了反對票。美國富商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使得整個建制驚訝不已。意大利憲政改革公投失敗，大大鞏固了右派「五星黨」的力量，即使「五星黨」不能贏得全國選舉，也具有了足夠的力量來制約左派勢力。   極右化的趨勢在2017年會變得更加明顯。首先是法國的選舉。無論是內部因素諸如經濟不振、恐怖主義、社會分化，還是外部因素，法國極右派國民陣線力量繼續壯大。政治左派已經出局，即使中間派也不得不向右派靠攏。德國今天被視為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最堅強堡壘了，但總理默克爾也在積極調整其政治路線，為了保持政治優勢不得不向右派妥協，例如大幅度調整早先堅持的難民政策。   如果法國國民陣線贏得勝利，就很可能步英國後塵，舉行脫歐公投。歐盟承受得了英國的離去，但絕對承受不了法國或者意大利的離去。一旦法國離去，歐盟便會解體。歐盟是二戰以後歐洲進步左派的最大的政治項目；歐盟一旦解體，必將造成歐洲和世界的大變局。   極右化意味着什麽？今天西方政治向右轉有其歷史和現實的根源。西方左派一直代表進步力量和變革力量，而右派則被視為是保守力量的主體。一戰、二戰可以說是進步力量打敗了右派力量。二戰以來，左右派政治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左派的變化非常顯著，其立場幾乎和右派沒有什麽大的區別了。例如英國的工黨，在很長時間裏走「第三條道路」。   同時，很多右派政黨也往中間靠，能夠容納勞工階層的利益。左右派在政治意識形態和實際政策上的趨同現象，主要是因為二戰之後西方中產階層的龐大。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都要照顧其利益。在中產階層龐大的情況下，左右政黨不至於走向極端。   但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狀態下，無論是左右派政黨，都成為了「資本黨」，都屈從資本的利益，結果經濟發展了，但政黨嚴重脫離了社會現實。全球化帶來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財富，但也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差異和社會的高度分化。左右派政黨也都變成了既得利益，忙於分享全球化所帶來的財富，而遺忘了社會底層、小城鎮和農村。不僅社會底層尤其是少數族群的利益被忽視，西方社會主體的白人的利益也被忽視。這便是今天右派民粹主義崛起的社會根源。   極右派政治在歐洲歷史上多次出現過，最典型的便是德國納粹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美國在冷戰期間也有麥卡錫主義。所有極右政治有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對內控制反對力量和批評者，對外侵略、貿易保護主義，甚至帝國主義。二戰期間亞洲的日本也有同樣的歷史。   儘管時代變化了，但人們沒有任何理由忽視今天的極右政治所能帶來的衝擊。從特朗普開始競選美國總統，到現在所釋放出來的信息看，方方面面都具有深刻的不確定性。美國人指責中國等國家的政治缺少確定性，而把美國政治視為是確定性和穩定的典範。今天的美國人對特朗普感到恐懼，一種從來沒有過的不確定感。   對美國和世界的災難   就內部來說，或許人們並不否認特朗普要復興美國的良好願望，但沒有多少人相信他能夠做得到。西方和美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技術結構變化和全球化結合的產物。技術進步所產生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減少着就業；全球化又促動着資本和技術超越主權國家，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特朗普的右派政治如何改變這種技術結構呢？又如何控制資本而逆轉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呢？更令人擔憂的是，特朗普所「說」的則是違背美國人一直所持有的價值觀，例如保護少數族群、社會底層的權利，自由貿易等等。   特朗普的內閣是由億萬富翁、將軍和激進政客所組成。如果特朗普所言都是兒戲，不會成為現實，情況還不至於那麽糟糕；但如果不是，並且其有能力把其所言轉變成為現實，那不僅對美國來說是災難，因為它會破壞甚至摧毀美國的諸多核心利益，對世界來說也會是災難，因為它會導致地緣政治秩序的大變動。   特朗普的做法，無論是內部發展還是外交，都會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說，如果特朗普推動貿易保護主義，或者對中國產品徵收高關稅，或者通過稅收或貨幣政策的調整來吸引資本回流美國，必將對中國經濟產生前所未有的衝擊。又比如說，如果特朗普要改變美國政府已經恪守了數十年的「一個中國」政策，或者在南中國海方面再製造新的事端，中國的國際環境就會變得更加嚴峻。   中國會如何應對呢？鄧小平生前應對國際風雲變化的話在今天仍然適用，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着應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在內部，理想地說，中國要既不能左、也不能右，繼續沿着中共十八大以來所確定的改革路線往前走；在外部，中國既不要恐懼於特朗普的各種「勒索」或者「恐嚇」，更不要錯失因為特朗普犯「顛覆性錯誤」而為中國所提供的機會。   對中國領導層來說，內部建設仍然是重中之重。美國和西方出現了極右政治，是因為社會出現了嚴重問題和危機。德國的希特拉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是通過民主方法產生的，因為社會面臨巨大的危機，人民感到無望了，希望出現一位「救星」。現在西方美國的情況也差不多。   中國的民粹主義力量實際上也不小，它們通過各種方式不斷表達出來，例如「仇官仇富」的心態、對外的極端民族主義、各種極端思潮的湧現、網絡事件頻發等等。一些地方的黨政官員也開始樂意訴諸於民粹主義，用意識形態治國和管理社會。不過，中國的領導層也意識到，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的實際效用是非常有限的。中國的問題仍然必須通過發展得到解決。只要在發展，所有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發展一停頓，問題便會永恆化。今天中國的經濟仍在下行，一旦爆發經濟危機，其他方面的危機也會爆發出來，或者經濟危機會演變成其他方面的危機。   因此，今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可能是一個契機，把黨的工作重點從「救黨」轉向「救經濟」。反腐敗仍然會推進下去，但需要從運動式轉向法制和法治式，並且更需要糾正一些地方在反腐敗過程中的不當擴大化現象。一些地方，幹部之間發生文革式的互相揭發。一些地方幹部在反腐敗過程中，公報私仇，牽連一批企業家，並以超越法律的方式對待企業家。這對地方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   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已經往制度化反腐和治黨這個方向走了實質性的一步。監察委員會的成立，更可以整合原先過於分散的反腐敗機構而發揮更有效的作用。   發展需要適當分權   發展需要適當的分權。十八大之後的集權非常必要，因為頂層設計、反腐敗、克服既得利益等都需要權力。鑒於今天世界範圍內所出現的領袖危機，中國再次確立了「核心」概念，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集體所需，是體制有效運作所需，也是政治責任制所需。沒有政治責任制，任何體制的運作都會出現大問題。現在核心已經確立，就可以理性地去處理核心和黨內民主、核心和黨內集體領導之間的關係。沒有人會否認，從毛澤東到今天，執政黨的事業是一代代領導層集體努力的結果。   政策落實需要動員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這四種主要經濟力量，它們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今天仍然如此。沒有它們的積極性，經濟很難得以好轉。盡管一些幹部、企業家也犯過錯誤，但應當創造制度和法律條件容許他們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再為國家的進步做出貢獻。   在這方面，各級領導尤其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現在，反建制的民粹主義泛濫，無論媒體或各社會群體都有強烈的印象，即黨政官員沒有一個是清廉的，企業家沒有一個是不腐敗的。政府的政策也往往被民粹主義所綁架、所引導。一些人的確很腐敗，但很多腐敗現象都是歷史過程中制度不健全的產物。所需要建設的是制度，而非簡單地懲罰腐敗者。如果制度繼續不健全，腐敗仍然會前赴後繼。數千年的歷史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在外交政策上，中國會不惜一切維護核心利益，尤其是主權利益，包括台灣、南中國海、東海等。台灣尤其重要，因為這表明中國仍然處於分裂狀態。因此，一旦台灣當局誤判形勢，犯「顛覆性錯誤」，例如搞「台獨」，中國也不會放棄追求國家統一的機會。很多年裏，「一個中國」是最低限度的共識，一旦台灣當局放棄了這個「共識」，兩岸現狀就很難維持。   不管是台灣當局還是美國，一旦打破兩岸現狀，中國就有可能出台新的台灣政策，加大「胡蘿蔔」和「大棒」兩個方面的力度。對國家的統一，人們愈來愈不抱幻想了。在南中國海方面，中國已經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可以牽制美國，消耗美國力量。中國沒有任何計劃把美國驅離亞洲，而只是要求美國在亞洲扮演積極角色，而非麻煩製造者。   在國際舞台上，中國會繼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積極推進新一波全球化。美國、歐盟、日本等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並不具有實質性意義。中國不會低估自身市場的力量，因為話語權往往來自市場實力。西方話語佔據主導地位，是因為西方市場的力量。中國本身會繼續通過有效使用市場的力量來塑造話語權。而且，西方的保護主義壓力也並非全是負面的。   2008年以來，中國努力拓展內需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市場，這兩方面都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面臨西方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有能力推動新一波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這符合中國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經濟的利益。   因此，換一個角度來看，西方政治極右化對中國來說是否是新的機遇期呢？如果理性克服和取代了恐懼、焦慮和自大等情緒，便是機會；但如果是後者克服和取代了前者，便是危機。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粟特人無權無勢，從來沒有組建成強大的帝國，為何能夠掌控絲路貿易幾近1,200年？

在鏡頭前，觀眾看到的，是一個沒有流動電話、Wifi、WhatsApp、或 Blockchain 加密演算法的年代。

對香港來說，聖誕日是個重要日子：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軍佔領，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艱難日子。

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高層一直在呼籲致力於社會治理建設。不過，在實踐層面，地方治理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

我身為中國人，到外國時，我成功或者得到尊重的時候，不是尊重我，而是尊重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