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歷程表明，社會穩定與發展需要政府主動地去保護社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規制資本運作，同時平衡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因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層面，既要節制私人資本，也要節制國有資本，目的是實現均衡發展。
民主政治的最大詬病是選了人，不易將之拉倒，因為權力和龐大的資源已轉移到當選者手裏。
著名全球發展議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薩克斯教授（Prof. Jeffery Sachs）7月24日再度來港發表演說，他表示2015年聯合國宣布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背後的核心是塑造「我們希望的未來」（Future We Want），簡明扼要地表達了議題的關鍵所在。他認為人類有機會、有方法迎向更美好的世界，而中國和香港從中將會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和扮演獨特的角色。
無論是「向上炒」還是「向下炒」，投資的兩種操作方式並非僅是技術上的選擇，更代表着對資本主義本質的不同理解與態度。
饒公生前很喜歡晚明書畫。中大文物館首任館長屈志仁教授是饒公的學生，受饒公影響，也很喜歡晚明藝術文化。今年3月中文大學文物館新翼落成，終於和上海博物館共同推出這次展覽，屈教授夙願終嘗。
在競爭的環境下，財富很多時都是來自幸運、取代他人，以及資本實力，可以說是不用理會道德上的考慮，亦因此可以說跟道德無關？
對一間企業和組織而言，深圳當年的藍圖可能並不合格。不過，對啟動水整個經濟體制內的自由市場力量而言，深圳這看似模糊中有點務實、務實權宜中又有些策略的藍圖，可能有着不少奇妙的作用。
DeepSeek三方面顛覆資本主義根基？美國證券市場閉環壟斷不再？一起聽聽時事評論員關品方的分析。
特區的概念是神來之筆，它最重要的地方可能就是夠含糊，因此給予市場一定的幻想空間，有一個可堪憧憬的未來。
個人應在何種框架下，才能夠成為真正幸福和完滿的個人？遵循何種模式與思想，才能讓生命找到根本源頭？
全球的意識型態在1980年代時，是醖釀着重要的轉變，而其中一個焦點是：自由巿場或所謂資本主義的本質。這大抵是一個人類社會用了數百年也未完滿解答的問題吧？
甘迺迪提出的「世紀大刁」，本質上就是一自由巿場的行為，而追求私人利益，跟大眾利益之間是不一定有任何衝突。
大企業真的可以走向綠色嗎？樂觀主義者會說，當巨人開始銷售有機嬰兒食品或環保洗髮水時，地球就有救了。畢竟，大公司擁有深厚的資金和實力，可以大規模創新，對嗎？
托洛斯基的理論精粹是不斷革命，即是說單在一個國家取得革命勝利是沒有意思的，但長毛卻選擇在一個他認為不可被認受的政權中當議員，難道他認為他可以爭取到立法會通過撥款，支持第三世界的人民革命？
中國GDP體量的增長明明白白擺在那裏，多年來早被美西方研究得清清楚楚。美西方以中國為競爭對手，採取高度警惕甚至敵視的態度已非一日，不是中國韜光養晦不爭辯不宣布就可以避過。
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大戰略，總不能跟它的原本設計偏離得太遠，否則將難以持續。美國自從冷戰勝利後，便把咸美頓主義拋諸腦後，大搞政權更迭和「意識形態十字軍」，令其霸權盛極而衰、國家債台高築。
能容許格林斯潘個人行為，這可能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生命力和創造力所在，亦相信是蘭德認為資本主義是合乎道德的重要原因。
儘管萬斯帶有一些經濟民粹主義色彩，但在每天受到嚴格監管措施威脅下的矽谷新派的眼中，卻顯得愈來愈具吸引力。
出現於主流媒體的那個美國，是運籌帷幄的全球中心，大都會的生活，然而，之外的世界，許多人的真實生活是一連串的失業、轉業與再就業，以及不動產淪為移動式房屋的心酸血淚。
美國體制，問題更嚴重而不肯承認。中國正在主導未來產業：電動車、電池、無人機、太陽能電池、稀土、登月等等，美國只能以「產能過剩」和「大量津貼」來掩飾，甚無可奈何。
格林斯潘的第三個傳奇是仿似能用魔術捧指揮整體經濟的能力。他在任主席時不像傳統的技術官僚，反而更像一位指揮家或馴獸師，掌握到跟市場溝通的奧妙。
中國對於美國，最大的弱處是金融，已是體制與文化問題。二是意識形態，深入到社會倫理、價值觀，且無處不在，成為中美衝突的重心。在各個方面的基本條件下，也使得中美之爭，意識形態成為中國的最易被攻破之處。
我不認為成為另一所中國城市是什麼問題。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城市，但香港的獨特之處在於可以擔任一種複合的角色。羅奇的一些觀點我是認同的。但他（和不少其他人）對中國前途的判斷可能並不準確。
資本主義是迄今唯一一個合乎道德的社會制度？一些資本主義社會裏確是有些不太人道的現象，但究竟這是反映人性還是資本主義的本質？
按筆者多年來對世事的觀察，很多人感到奇怪和不合常理的事，真相往往不是那麼荒誕無稽。另一方面，很多人認為很合理和理所當然的事，真相又未必真是這樣。一般人對市場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解，會否存在着不少偏見？
資本要解決市場不足的限制，便是拋棄工業生產，發展金融，從金融中博取更大的利潤。但金融最後還是依靠實質經濟發展，單單依靠泡沫終將爆發金融危機。去工業化，實際上造就了後進國家迎頭趕超的機會。
B型企業運動在剛起步的前10年，發展已經呈倍數成長，我相信B型企業及其相關理念將成為改革資本主義經濟的催化劑。要理解這種轉變，我們需要系統性理解這項運動的廣度和範圍，包括它的變革動力與歷史。
香港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基本法》寫明只到2047年為止，到時便要改為一國一制的共產主義，這個改變很難一蹴即就，必須有一個過渡時期的，現只剩下24年的時間，就算過渡已經開始或正在積極部署中亦無可厚非。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教授認為，美國和其主導的西方經濟體，素來以強制別國開放以掠奪資源。但隨着中俄等非西方國家崛起，這種做法無法持續下去。
中國人說「命由天定，運由己選」，但是西方社會確是1%的命好過99%，如何選擇領導人，成為了最困難的一件事。見微知著，不必親臨美國，就可以見到美國官僚主義的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