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不能只靠幼稚地不斷積聚金屬而變得富有；國家的財富只會隨着其人民的生活不斷改善而持續增加。 A nation is not made wealthy by the childish accumulation of shiny metals, but enriched by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of its people.
──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在上回，筆者提到另一詮釋史密斯思想的角度，就是終其一身，他都是在思索怎樣才可令人類社會變得更好，而他在心中可能早已有一個相當把握的答案，但由於理論結構和證據仍未達到他要求的極嚴謹水平，因此未有正式說出來。
但若我們細閱他的兩本巨著《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以及他一生的言行，答案其實已經呼之欲出。一般學者稱之為「自由商業社會」（Free commercial society），但筆者認為「自由市場商業社會」（Free market commercial society）會更貼切。
史密斯思想被神化、簡化
不過，史密斯心目中的「可令人變得更好的社會」，肯定不是很多人心目中「簡單的完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社會」（Simplistic lassiz-faire capitalistic economy），後來的經濟學者和傳媒將他對市場制度的理解過於神化和簡化了。細心閱讀過其著作和了解其一生言行的人都會感受到，史密斯是一個對貧苦大眾很富同情心的人，亦對商人干政有很高的警覺性。
毫無疑問，史密斯認為政府在社會運作中，是有一些重要和無可替代的角色要擔當，但一個重要原則是儘管政府擁有權力，但要盡量不用，並有意識地盡可能把可以交予給市場做的都交出去⋯⋯但放眼古今中外，有幾多的政府是願意主動地把權力擱在一旁，然後靜待市場逐步自行處理？
一個滿是小店主的國家的崛起
拿破崙曾經說過，「英國是一個滿是小店主的國家」（a nation of shopkeepers），他說這句話時是帶點輕蔑的。蓋在拿破崙眼中，追求軍事勝利的榮耀才是大國風範。因此，他認為主要由小店主組成的英國，水平有限，不會是他的對手。不過，觀乎本文開首的引言，史密斯對有關觀點不以為然。
對史密斯而言，國家滿是小店主（shopkeepers）、商人（merchants）、貿易商（traders）不是問題，反而是「強的訊號」（signs of strength），是韌力和潛質的表現。史密斯沒有很詳細地解釋箇中原因，大抵是因為小店主、 商人、貿易商都是自由市場商業社會的重要分子。他們往往都是一些自力更生的人，鮮有可以大到壟斷整個行業，或跟政府勾結造成人為壟斷，因此，它們都要面對競爭，除了來自本地，還可能源自海外。
來自競爭的壓力往往催生創意，迫使他們不斷從各方尋找機會和改進科技，又或逐步找到、建立自己最善長的環節去專注發展。這是分工合作的表現，是史密斯心中的財富創造密碼，也是國家財富之源了。這也許也是當年英國為可能從歐洲邊隅一國，一躍而成全球最大帝國的重要原因。
史上一個特別的政經實驗？
無論如何，歷史證明了拿破崙這個軍事天才，最後都敵不過由小店主組成的英國，不過英國自成為全球最大帝國後，已沒有繼續往小店主社會方面發展。在上世紀80年代，要立志重建英國民族性的戴卓爾夫人，其父親就是一個雜貨店老闆，她亦屢次提及有關文化的優點。今天回看，戴卓爾夫人當年做了好些了不起的事，但雖能執政長達11年，最後還是未竟全功並要在政治壓力下黯然離職，顯見要建立自由市場商業社會，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知是純粹歷史的偶然，又或是中華民族100多年的艱苦掙扎和辛酸感動了上蒼，或上蒼決心要為人類找一個可實驗中西兩股文明自然融和的地方，香港在上世紀60年代下旬，居然出現過一位真正明白史密斯思想的高官，並能令當時很多政府高層信服，史密斯的思想就是管治香港的最好方法。有說當年香港財政司郭伯偉是在香港推行了人類歷史上「最懶惰和最低成本」，但又同時可以說「最大膽和最具雄心」的政治經濟實驗，這句說話無論是對是錯，也是可圈可點和值得深思的。
無論如何，自上世紀60年代後，香港無論經歷多大和多少次的風風雨雨，最後還是可以重新站立起來，而且成就是一次比一次高，完全超乎幾乎所有人在事前的預料。回望今天，究竟史密斯的庇佑已經一去不返，還是只是我們目前仍未找到將之再燃起之道？筆者會再續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