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行止這兩部書,就其「前言」的旨趣而言,倒是出真又能入俗,內斷疑悔、外絕索制兼容的嘗試,在經濟範疇堪稱為開風氣之作。

不同規模的公司之間的互動能夠創造巨大的效益,這亦應是香港過去的經驗。

自上世紀60年代後,香港無論經歷多大和多少次的風風雨雨,最後還是可以重新站立起來,而且成就是一次比一次高,完全超乎幾乎所有人在事前的預料。

史密斯可能一早已掌握了解開人類社會秩序和繁榮密碼的重要線索。不過,他亦深明其答案會被視為離經叛道,不為社會所容,但在同一時間,亦無意做另一個伽利略,為真理而殉道。

為何一個對自己立論要求這麼嚴謹,治學態度這麼認真的史密斯,會在200多年前對美國的將來作出這麼大膽的預測?

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對布雷頓森林會議的結果感到失望,唯總的來說,他成功拉攏了美國擔任帶動全球經濟秩序重建和復甦的支柱,觀乎各種的局限,實現到的已是殊不簡單。

戈爾巴喬夫可能是在籌劃着另一「世紀大刁」,推動蘇聯跟美國和西方在世界和平上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