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的總統蔡英文周四凌晨(美西時間5日上午)在加州列根圖書館會晤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後共同發表談話。這次會面,台方視為台美關係「重大突破」;大陸方面則堅決反對,並予以強烈譴責。

台海兩岸與中美之間正進行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那就是外交戰。台灣的前總統馬英九前往大陸祭祖及和平之旅,現任總統蔡英文則過境美國,一向西,一向東;局外人看是相映成趣,局內人則百般滋味。

一年一度的兩會,不是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利用來爭取選票的場合,而是和全國人民溝通的制度化的機會,做到集思廣益,兼容並包,求同存異,謙遜尊重,與時並進,真正發揮一個成熟的民主代議政治體制應有的作用。

巨浪滔天的新中國建國後的發展,標示着執政者要不斷地解讀現實變化的意識形態。比起鄧小平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的新時代思想「新」在哪裏?

自1980年代以來,無數內地官員、企業和各界人士紛紛來港學習香港的先進經驗及學習西方現代文明。香港成為中國大陸通向海洋、與國際接軌的出口,亦即中國大陸文明與海洋世界文明的交匯點,這種作用還適用這時代?

除非用軍事獨裁統治,反戰和談和重建烏克蘭國家的政治趨向是無可抑制的。這或許是歐洲或歐盟與以至烏克蘭的最佳結局。不戰不和讓時間把矛盾對立逐步改變。

近年,拉丁美洲成為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重要和刺激的外交角力場,這些國家包括目前與台灣有外交關係的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巴拉圭。

心魔出現既有外來壓力因素,也有自我「養魔為患」的因素。

今天,由於非愛國反對派的最終衰敗已經成為難以逆轉的事實,我們可以有信心對非愛國反對派的由盛而衰的必然過程作一個「蓋棺論述」。

美國每一次選舉都要花費天文數字,但選來選去都在在顯示美國擁有太多利益集團、價值觀太兩極化,所以從來都無法就一個政策達成共識。

近3年來香港社會經歷了太多風波,動盪不安仿佛已成了常態。但港人對和平,共融社會的追求和希冀一如從前。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周永新為我們帶來他對改善民生問題的見解。

我們過於習慣把這套所謂「民主」制度,視為完美可行的運作模式,忽略了還有別的可能,甚至偏頗地,認為別的制度都有不足。

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雅典民主論壇」上發表對民主的觀點時,毫無保留地說到「1950年以來最殘暴的國家就是美國」。作為中國人,與其感到心涼,不如更全面地聽聽他的說法。

「愛國者治港」下的行政立法關係仍然處於制度化和規範化的初期階段,但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動和相互制衡肯定會讓香港更有能力應對日後的各種嚴峻挑戰,尤其考慮到國際環境的多變和險惡。

第十屆年度雅典民主論壇9月底召開。時事評論員霍詠強認為,近幾年,民主制度備受質疑,新興國家相信民主卻處處碰壁,在會上充分反映了這些問題,而以民主、獨裁之分對待不同國家是大錯特錯。一起聽聽他的分析。

我認為民主制度適合於股票市場,老友的分析可能忘記了一件事,就是投票權,現在希望股市上升的人並沒有買股票,或者買得不多,他們只是持有股票,代表他們放棄投票權。

什麼叫民主?什麼叫選民?什麼叫為人民服務?西方諺語頌讚西方民主選舉「儘管錯都錯得心甘情願」。從教育角度看,為何明明錯都要心甘情願?

李怡是一個有良知的傳媒人,講真話的自由,便是他的最後底線,遷居台灣雖無可奈何,但亦別無選擇,最起碼他能在一個有真正民主、自由的華人地方安息。

愛國是用口,投票卻是用腳。北京治港的盤算可能是硬件全盤接收,人口繼續染紅。但香港如果變了上海第二,對建設祖國的大業並無好處。

習總教訓/警告拜總勿玩火自焚,似乎這只是新華社在習拜通話後的馬後砲,主要是講給國內人聽,但指責別人的手,有3隻手指是指向自己的。軍演應該是做給大陸人看,安慰小粉紅和網上憤青外,更重要的是安撫國內鷹派。

社會最需要什麼樣的愛國者,不是虛假的愛國者;企業最需要什麼樣的員工? 不是阿諛奉承之輩,忠言通常逆耳,所以企業領導者固然需要有視野、有魄力,但也需要辨別誰才是企業真正的良才,絕非拍馬屁之流。

香港再次被親西方媒體標籤為已死亡、失去自由;但現實卻是近10年來最平穩安樂的日子,社會正努力扭轉過去不作為造成的問題。到底誰在説真話?誰在欺騙世界?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引述自民黨官員稱,在奈良市演講中被槍擊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接受治療的奈良縣橿原市一家醫院不治。終年67歲。

獨立後的近百年美國都是一個農業國家,為何會變成今日的全球霸主?擁有最強的武裝力量和左右全球商經規則話語權?

習近平的講話對於香港是高度正面的,香港應繼續認識到改善和提升治理水平、解決民生問題、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利益,釋放創造力和維持經濟動力,以增強香港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香港回歸25年,期間兩制不斷發生衝突。時事評論員霍詠強認為,香港已走向極端政治化,又批評港英管治從未有民主進程,而英國亦從未善待香港。

香港的轉變由港英管治末期開始,並且在回歸早期加速政治化,香港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性格」被扭曲,終於在2019年顔色革命推動下形成黑暴,徹底走向極端。

香港人對民主的企求,也許受到鄧小平的過分樂觀影響,他期望2047年大陸的民主進度,會與香港的接近。而港人對民主的錯判,主要是對大陸、共產主義和中國近代史的了解,委實不夠透徹。

如果官方繼續只重經濟而忽略市民的政治權利訴求,實在難以解決存在已久並積累愈厚的深層次矛盾。沉悶的炸彈仍然存在,如何實現官方冀望的「一致對外」呢?

筆者對民主議會制度思索很久,也有一些看法,可以給大家分享。但想從經濟角度來分析,因為在社會科學上,經濟學是實證科學。也可提供一個新的角度供大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