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周年，校長華道賢相信香港演藝學院將繼續於本地文化生活擔當重要角色。隨着更多增建設施落成，以及裨益學生的教學計劃逐步落實，演藝學院的發展將更上一層樓。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卻表現得忌憚三分，是否真的反映中美之間的科技發展差距已經收窄，甚至到了可以爭一日之長短的地步呢？
Mair教授和Seelos博士發現，近年「創新」一詞愈發泛濫，各行各業都說自己在「創新」，但細看，很多時不過是產品升級或常規的企業發展。
要造就良好的教育成果，不能只靠財政投資，箇中關鍵還是要回歸基本──即「教師」，透過訓練、指導、支援他們發展有效的教學計劃，才可幫助學生建構知識，培養學習興趣及21世紀關鍵能力。
「我們着眼於成立大灣區國家實驗室的可行性，把不同學院放在一起，發展跨學科研究，更引進企業家精神及經驗，與工業界合作，展望未來港大在這些實驗室會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現在已落入一個中等收入的陷阱，單靠量變只會令產能過剩，庫存沒有出路。結果銀行的貸款就沒法收回，金融危機日益嚴重。
普華永道稅務及中國商務諮詢總監李志雲說，香港是全球名列前茅的金融中心，與深圳合併計的創新指數亦高，「為何會有大灣區的概念？其實就是整合11個城市的優勢，然後互補，好像踢足球11個人，一齊出去打。」
兩制各有優劣，改善的方法只能是兩制各自的制度創新，不是否定任何一制。兩制差別更可提供制度對沖，各自在兩制之間擇吉避凶。
解難能力重要還是語文能力重要？應該說兩種都很重要吧。但仔細地分，解難能力應較側重在目標，而語文能力則較側重在方法。
恒管的學術研究不僅由熱心研究的教師帶動，亦有本科生同學的參與，在校園營造出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和文化，既緊貼社會需求，亦提升學生的學習體驗。
今天的中國還不是一個智力構建很堅實的現代大國。我們固然想要培養大量能夠創新和創價的人才，但是往往「有心栽花花不發」。
美國以貿易制裁手段壓制中國發展，中央政府在短期內亦難以招架。筆者認為，在這困境之下，香港可以發揮軟實力的優勢，協助國家渡過難關。
作為大學校長，我深知創辦高等教育機構的困難和責任。理大決定與深圳大學合作創辦大灣區國際創新學院，就是在大灣區發展的大前提，深化港深創新合作的模式。
創新科技能為經濟帶來什麼新的發展方向和行業革新？當中有什麼隱憂和要解決的問題？
新經濟帶來新動能，賦能經濟高質量增長。新經濟與創新之間有什麼關係？創新的力量可從哪裏獲得？
無論是高效或低效的學校，今天皆正面對着一個迅速萬變的社會，資訊轟炸的年代，不斷被外界鞭策，承受着不斷增加的高期望和挑戰。
中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在國有企業的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土地改革等領域，涉險灘啃骨頭，實現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才有出路；香港有實力謀求自身的新發展，為國家開放作出卓越貢獻。
香港的教育是打擊熱情，任何玩物的結論必是喪志而非勵志。教育有激情，才可把考試成績低分的同學視作瑰寶來培育。
保險業界對促進創新産業起了關鍵性作用。保險產品的設計要與時並進，覆蓋較高風險的創新産品及服務。
創新的最大敵人是權威主義、文化哲學意識形態和官僚體制。認真倒逼中國自主創新，可能（像中世紀文藝復興）倒逼單元文化生命及其專制權威體制，撼動中國調整／改造／放棄「集個體主義」。
中大自創校以來，一直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獨特定位，四個創新的特點正正與中大的創校使命不謀而合。
筆者希望在政府積極推動創新及科技策略之下，香港可以加快經濟轉型步伐，由傳統的服務型經濟成功過渡至創新型經濟模式。
2017年，水務署機電科的 「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榮獲 「隊伍獎（內部支援服務）」的金獎及特别嘉許（創新意念）獎，而「將軍澳海水泵房次氯酸鈉投放系統」則得到 「隊伍獎（內部支援服務）」的優異獎 。
文化影響着學校的各個方面。文化可能影響教師在教員休息室的閒談、哪一類的教學法受到重視，如何看待教師專業發展，以及教師對學生學習的共同承諾。
古代天然的大環境無常之變是不可抗力，人類仍然可以憑着智慧及創意應變而生存下來，現代社會所面對大環境無常之變只是人為的，人類更應該容易用智慧及創意來面對，這便是新思維的重要。
因學校傳統文化都是習慣各自為政，但單打獨鬥的教育創新非常吃力，也和信息時代鼓勵共創、分享的精神不符。
分秒必爭的國際競爭形勢，各國的教育發展就要分秒必爭，以應付洶湧的未來，成王敗寇。
不太乖教育節的成功，讓家長教師反思，並且接納孩子可以不太乖。雜學讓學習不再停留在只有四面牆的教室，可以是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杜瑞祥博士認為，台灣不繼續承認九二共識，意味着中國將以一國三制作平衡。他指，在中國當前的領導管理生態中，革新顯然不是選擇，而是必須。
杜瑞祥博士說：「小時候，我常聽家父說他參與過的會議。那時我年僅四五歲，卻一直想成為商業顧問，也雄心勃勃想當教授，同時又想加入軍隊！今天，我如願以償，實現童年時多個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