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E中文科口試原意是用一個公平的制度考核學生對該科目的理解，可是現有制度就像懲罰一些性格內向的學生，他們未必是溝通能力有問題，而是礙於他們天生的性格，難以與別人在短時間內爭論。
我們都知道，大學收生是現時整個中、小學學習階段發展的一枝重要指揮棒，它一路牽引中小學課程發展、學習空間與學習方法，大學如何收生，中小學的教與學就得配合。
為何高中文憑試的報考人數不斷下降？除了大環境的總體人口也下降之外，考評局有無謀求「落地」政策呢？
IBDP給予學生較高的自主性，並培育學他們的國際意識，而DSE始終擺脫不了我出題目你應試的考核模式。要在DSE取得佳績，學生無不花精力在捉題目和操練答題技巧上 。
聯招入學的比例，雖只是一個小小的數字，但當中卻反映了一個很複雜的教育結構問題。
對於無法取得入讀大學最低條件的學生，政府可有考慮給予他們另類機會，學界又可為他們做些什麼？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筆者從來不覺得所謂「神級名校」能夠將腐朽變神奇，因為如果學生表現不佳，早已被學校踢走，又怎會生存至中六考DSE呢？
香港學生考IB的人愈來愈多，成績也愈來愈好，甚至狀元逐年增加，你覺得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嗎？
子女想去英國留學，但要如何準備呢？這篇最齊全、實用的英國升學攻略能解答你的疑問。
在DSE考多少分真的代表不了什麼，有時副學士升上大學的，或分數較低的同學在大學的表現更好。因為大學要求的，是認真探求知識的態度，而不是只求符合達標的人。
傳統智慧謂：不用考試的學科將被矮化，或者惹來學生不認真上課。通識科價值仍在，所以不用考試但文憑上仍應列出學生的學習成果。
過去，教育就是從事篩選，天經地義；今天，當我們要學生有更寬廣的學習天地的時候，就要追溯教育體制裏面的種種因素，大學收生便成為最關鍵的因素。
香港不少大學課程在聯招時已承認應用學習（Applied Learning）為選修科目，若能參照美國的P-TECH模式，推出應用學習的「加強版」，可為青年打造更多元進路。
《財政預算案》眾多教育開支當中，「未來一年，全免DSE的考試費」一項最引起大眾爭議。這措施能否對來屆報考的中學生得益？
要報名其實是很麻煩的，先要細讀報考需知，繼而要下載報考表格，然後正確無誤地填好表格，還要附上近照及各種證件等。
「海外同學的參與使整個閱讀交流更多元化，香港學生也能了解不同區域的同學怎麼看同一部作品。」
楊潤雄期望，未來社會在討論教育議題時會回歸理性，有信心新政府能做到廣集民意，推行受市民歡迎的教育政策。
有不少害怕「死亡之卷」的學生選擇放棄DSE而放洋留學，看着這些人才的流失，有關方面不是要慎思明辨嗎？
今天「3322」的入大學門檻規則，實在有必要改變。免得扼殺各科的發展，最後落得文不成、理不就。
一個怎樣型格的社會，自然會有怎樣型格的理想職業。
陳美齡建議把DSE變成大學入學試，而不再是高中畢業試，不必所有高中生都要應考，只作他們其中一個選擇。
假如大學收生更多地考慮分數以外的因素，情形會很不一樣，社會的文化也會有改變。
可否將數學當作半科修讀，讓有志修讀數學的人可以真正修讀附加數學呢？
她值得為我們的下一代作出這麼大的犧牲？而我們沒有其他人為此挺身而出？
多年前我到處問人拿其他學校的Mock卷，估不到現在時移世易，情況也是一樣。
其實制度改變後，中學根本不可能「說三道四」就可令學生改變選讀意願。再者，問題根源是學生不願意迎難而上、學多些深的數學。
目前DSE的空間太窄，望子成龍不應該只有一條路。
今年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試題掀起熱烈討論，事緣試卷內兩條題目被認為涉及敏感政治議題。其中一條題目提到中國共產黨對民主政治立場轉變，該題資料引用1943年中共黨報節錄指「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另一資料則引用毛澤東於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稱「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一黨專政已喪失人心」，然後提問中共於1949年建國後是否「其指導原則較掌權前出現了巨變」。另一引起關注的題目與香港史相關，題目先引述1982年的民意調查，顯示本港市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比例偏低，又引用許冠傑《同舟共濟》歌詞帶出港人移民外國的心態。這兩道題目之所以引起關注，是部份人士在網上發表言論，指擬卷者借題發揮，達到「借古諷今」之效，第一題有暗諷中國現政權一黨專政之意，帶出對中國政府的批評；第二題則指當年香港回歸不符合港人主流民意，帶出港人抗拒國民身份的觀點。 考生答題會「嚇到瀨尿」 就上述歷史科試題，部份媒體或評論者認為題目擬定得非常好，不畏強權，敢於挑戰現政權，所以要向出題者致敬，又謂考評局有人會「收大信封」，考生答題會「嚇到瀨尿」，左派學校歷史老師面對試卷會難以自處等。其實，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科考問所謂政治敏感史事，又或是通識科提問政治性的議題，可謂屢見不鮮，擬題者不見得會因其政治性而有所迴避，如高考中史科曾考問「文化大革命何以被目為『十年浩劫』?」，在選題和用詞上不見得有何避忌；當年通識科也曾多次就藏獨、疆獨、一黨專政等議題加以考問，只要是課程範圍以內的，也輪流出現，不會刻意迴避。至於教材方面，本港歷史教育近20、30年已建立客觀中立的優良傳統，教科書不見得在現代和當代史課題上有所避忌，能做到不偏不倚，即使是社會大眾認為是極其敏感的六四事件等，也早已並一直載入歷史教科書之中。至於本港的歷史教育工作者，教學和評卷時亦能論從史出，有根有據，中立持平，是其是，非其非。因此，偶爾看到今年歷史科試題內所謂敏感資料和提問，即群起而討論，其實只是大驚小怪，對教育現場欠缺了解，低估香港教師的專業態度，令人啼笑皆非。 不過，話得說回頭，香港歷史教育不是「自古至今」都是開放中立，沒有政治敏感問題存在，也不是政治從沒有干預教學。不過，干預發生的時代不是今時今日，而是80年代以前港英殖地民政府統治時期。1950年韓戰爆發，東西方冷戰展開，港府從本身政治利益出發，刻意在文化和教育中剔除政治敏感因素，釐訂中史教學目標時，明確指出中史教學不能鼓吹民族自負和宣揚仇外情緒。1956年，國民黨成員在港發起「雙十暴動」，危害港府統治，於是中史課程不得不加以修訂。當時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的中史教學皆以「現代史」為重心，但學習現代史使學生認識到當前政治社會問題，容易激起民族意識，對殖民政府統治大為不利。於是，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的中史課程分別在1960和1958修訂，課程內容的下限改為1911年，也就是將現代史部分刪去了。在1963年，中文中學中史科會考課程更以1793年的「馬卡尼來華」為下限，刻意迴避鴉片戰爭的課題。 及至70年代，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隨著尼克遜訪華而紓緩，港府開始解放中史科禁區。1972年，英中中史課程加入了「現代史」，並增加「共產黨之興起與國共關係」的題目；而1975年頒布的初中課程，更突破性的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當代中國的內政與外交」。然而，港府對「民族感情」仍有抗拒，故當時編訂的初中課程綱要，教學目標只有傳統文化認識，而沒有「民族意識」的培養。再者，由於當年左右兩派在香港的勢力根深蒂固，政治鬥爭出現在不同範疇，教育自難置身事外，不少學校和教師在教學時都會有意無意之間，對國民黨或共產黨有所偏向，課堂教學的政治中立無從談起，這一點相信曾在60、 70年代接受教育的港人都會有所記憶。 踏進80年代，隨著九七回歸臨近，中國歷史科改革的呼聲日漸壯大，加上課程發展議會加入了不少非官方成員，港英政府對課程的控制相對下降。1992年推出的高級程度中史科課程不但加入了「當代史」，教學目標也明確列出「啟發民族責任感」；會考中史課程亦於1993作出相應改革。再者，隨著左右兩派在香港進行的政治鬥爭減退，特別是新一代歷史教師的湧現，他們多能拋去種種的歷史包袱，秉持歷史教育的專業精神，令客觀獨立的歷史教育氛圍漸漸形成。 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 過度解讀 不過，隨著近年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歷史教育隱憂再現，今次歷史科試題事件正事最好例子。而我認為對歷史教育構成重大威脅的不是坊間所謂的政治壓力或自我審查，而是社會在高度政治化下對歷史事件「古為今用」，或作出過度解讀，或只摘取有利宣傳個人政治信念的內容加以放大，或為個人立場而歪曲史實和斷章取義，以達到「抽水」之目的。以今次試題事件為例，坊間的炒作，無非是想借此批評中國現政權，表達部份人士對回歸後政局的不滿。姑勿論其觀點孰是孰非，評論過程就無形中歪曲了香港教育專業在擬題、教學、編訂教材的實況，並主觀地摘取合乎個人立場的史事而無視當時歷史的客觀事實和全面情況，美其名為借古諷今，實則是古為今用。 無疑，「政治」與「歷史」之間的而且確存在微妙關係。而基於香港特殊政治狀況，歷史教學長久以來更被視作敏感課題，帶有濃烈政治色彩。所謂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具有潛在的政治意義，大眾對當前政治社會問題的「立場」亦與歷史教學的「定位」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歷史教育可說是構建意識型態的重要手段。因此，歷史教育必須區分「借古鑑今」和「古為今用」，前者是立足於史實，客觀獨立，中立持平，不偏不倚；後者則斷章取義，甚至歪曲史實，旨在宣傳己見，無視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今次歷史科試題事件正好提醒我們，歷史教育工作者必須繼續獨立客觀的精神，避免歷史教育政治化。
香港過去奉行精英教育，隨着時間的流逝，那管教育制度從事了多少改革，精英教育的本質還沒有改變。
我只希望中文科的選題內容，如果還有些教化的意味，取材就不要太「離地」，要正面，更要讓學生遠離其迂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