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港兩地預算案支出的輕重緩急趨同，優先關注經濟增長，又同樣推出針對部分人士的派錢政策；這些反映了亞太地區在中國政府經濟增長模式取得成效後的焦慮。
新加坡交易所高層打出「沒有中國牌」優勢，並強調他們不是中國，如中國企業企業在港上市，香港證監會是否完全沒有受中國因素影響？
這次與星洲文友和《聯合早報》的老編們在面向填海新大陸摩天大樓群的露天飯店見面，共敘舊情，真如做夢一般，使我難以相信──過去這裏還是海上。
從世界旅遊組織的數據可見，亞太區旅遊業節節上升。展望未來，到2030年，亞太區接待的遊客人數約有5.35億。
一個顯著的問題就是，精準扶貧能否實現原來所設想的基本社會正義呢？從這些年的經驗來看，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地方這些問題甚為嚴重。
核心科目其中的中國語文科及通識教育科兩科的考試內容及方式令不少學生感到無所適從，難以有十足的把握。我估計如果學生有選擇，不少學生希望可以不用參加公開試而可以繼續升學就業，可是這在香港是不可能發生的。
學生們讀不上大學，要承受家長老師一種不言說的冷漠，似乎我們完全不為他們未來謀生做一點準備，只是在分數裏頭混日子。
香港人在外行商百年所孕育的兩棲文化，正好幫助中國內地業走出去。
蘇尼加、克萊門森和符標熊展現三種不同的快樂，這些快樂以互補的方式交織成持久的喜樂。我稱它們為享受式、目標式和自豪式快樂。
香港政府向中小企減稅，提高本地企業競爭力。香港政府不向富有的企業增加稅收，導致目前社會還是貧富不均。
香港身處世界經濟增長最迅速的地域之中，但勞工短缺問題嚴重並不斷惡化，將導致香港在今後10年間，成為全球率先以女性主導工作人口的城市。
香港的情況與加泰羅尼亞相似，搞獨立的人根本沒想過獨立之後的路可以怎樣走，就想帶領香港人一起去折騰？
面對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競爭，蔡冠深認為，無論內地企業、新加坡，還是上海，都無法與香港競爭，他指出，目前有60%資金經過香港，他對香港在大灣區的發展充滿信心。
很少人注意到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不是同一回事，某程度上根據許多國家的經驗，兩者甚至可能背道而馳。
企業可扮演「教育僱主」，透過現場教授或學徒制為業界帶來新血，為經濟持續注入動力。
創新創業是有風險的，年青人創業也要有失敗的心理準備。
今天新加坡成為相當一部分香港市民羨慕向往，乃至移民目的地。
一個地方的盛衰，尤其是經濟文化上的盛衰，在現代決定於作為精英的聰明頭腦。
陳太希望新府能夠發掘民間和商界的力量整合資源，為青少年和現今社會的人才需求重新部署。
反對兩地融合的，不是狂妄無知，便是別有用心。
確保青年人能夠置業，令他們安心工作、創業，是李光耀打造新加坡成為世界一流經濟體系的成功之道。
讓非本地生入讀本地學校，隨可激勵本地生外，亦可為他們提供文化交流的機會。
特區政府和其智囊們「騎馬搵牛」，挖空心思，想出了各式各樣的新策略或者新口號。
我們太依賴第三產業，知道發展這些產業都是好事，但是香港能否再工業化？這需要很大的決心、氣力。
可以說，香港和新加坡在經濟上最大的分別，就在於勞動人口和非勞動人口的比例。
在楊榮文眼中，香港面對的問題不是一國兩制會否受破壞，而是2047年後會如何，一國兩制是否仍存在。他指出，2047年後的《基本法2.0》將不再是倫敦與北京的決定，而是香港與北京的決定，是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決定。
每次採訪完反對黨群眾大會，回報館趕稿時，我都會喃喃自語：「慘了慘了，PAP 完蛋了。」可到了開票時刻，PAP都能安全過關。後來我總結出新加坡人一個現象，就是投票時都很理智。
「楊榮文除了在推動政務時的開放包容和勤誠懇切的態度之外，在企業管理方面也有相當先進獨到的經營理念。現在有機會拜讀這一本言論集，欣賞他無私地分享自身的心路歷程和治理經驗，當有助於我們以更加宏觀透徹的視角，來觀察和評斷世局的發展和演變。」
如果習近平主席想向世人證明中國共產黨是認真地和腐敗作鬥爭，他應該認真考慮公務員薪酬制度的改革。反腐敗運動雖然震懾了一些貪官，不過制度建設還是任重道遠。
1985年2月，李光耀以人民行動黨秘書長身份，寫了一封《致行動黨新議員》的信。他勸新議員要尊敬老議員，實踐儒家敬老尊賢的精神。重讀這封信，讓我備受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