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們讀不上大學，要承受家長老師一種不言說的冷漠，似乎我們完全不為他們未來謀生做一點準備，只是在分數裏頭混日子。
香港人在外行商百年所孕育的兩棲文化，正好幫助中國內地業走出去。
蘇尼加、克萊門森和符標熊展現三種不同的快樂，這些快樂以互補的方式交織成持久的喜樂。我稱它們為享受式、目標式和自豪式快樂。
香港政府向中小企減稅，提高本地企業競爭力。香港政府不向富有的企業增加稅收，導致目前社會還是貧富不均。
香港身處世界經濟增長最迅速的地域之中，但勞工短缺問題嚴重並不斷惡化，將導致香港在今後10年間，成為全球率先以女性主導工作人口的城市。
香港的情況與加泰羅尼亞相似，搞獨立的人根本沒想過獨立之後的路可以怎樣走，就想帶領香港人一起去折騰？
面對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競爭，蔡冠深認為，無論內地企業、新加坡，還是上海，都無法與香港競爭，他指出，目前有60%資金經過香港，他對香港在大灣區的發展充滿信心。
很少人注意到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不是同一回事，某程度上根據許多國家的經驗，兩者甚至可能背道而馳。
企業可扮演「教育僱主」，透過現場教授或學徒制為業界帶來新血，為經濟持續注入動力。
創新創業是有風險的，年青人創業也要有失敗的心理準備。
今天新加坡成為相當一部分香港市民羨慕向往，乃至移民目的地。
一個地方的盛衰，尤其是經濟文化上的盛衰，在現代決定於作為精英的聰明頭腦。
陳太希望新府能夠發掘民間和商界的力量整合資源，為青少年和現今社會的人才需求重新部署。
反對兩地融合的，不是狂妄無知，便是別有用心。
確保青年人能夠置業，令他們安心工作、創業，是李光耀打造新加坡成為世界一流經濟體系的成功之道。
讓非本地生入讀本地學校，隨可激勵本地生外，亦可為他們提供文化交流的機會。
特區政府和其智囊們「騎馬搵牛」，挖空心思，想出了各式各樣的新策略或者新口號。
我們太依賴第三產業，知道發展這些產業都是好事，但是香港能否再工業化？這需要很大的決心、氣力。
可以說，香港和新加坡在經濟上最大的分別，就在於勞動人口和非勞動人口的比例。
在楊榮文眼中，香港面對的問題不是一國兩制會否受破壞，而是2047年後會如何，一國兩制是否仍存在。他指出，2047年後的《基本法2.0》將不再是倫敦與北京的決定，而是香港與北京的決定，是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決定。
每次採訪完反對黨群眾大會，回報館趕稿時，我都會喃喃自語：「慘了慘了，PAP 完蛋了。」可到了開票時刻，PAP都能安全過關。後來我總結出新加坡人一個現象，就是投票時都很理智。
「楊榮文除了在推動政務時的開放包容和勤誠懇切的態度之外，在企業管理方面也有相當先進獨到的經營理念。現在有機會拜讀這一本言論集，欣賞他無私地分享自身的心路歷程和治理經驗，當有助於我們以更加宏觀透徹的視角，來觀察和評斷世局的發展和演變。」
如果習近平主席想向世人證明中國共產黨是認真地和腐敗作鬥爭，他應該認真考慮公務員薪酬制度的改革。反腐敗運動雖然震懾了一些貪官，不過制度建設還是任重道遠。
1985年2月，李光耀以人民行動黨秘書長身份，寫了一封《致行動黨新議員》的信。他勸新議員要尊敬老議員，實踐儒家敬老尊賢的精神。重讀這封信，讓我備受感動。
做「大當家」的政治考量，也許不是很多老百姓能了解。如今新加坡人身處國泰民安的舒適環境裏，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會同意李光耀說：「我承認這是損失，但這是無法不付出的代價，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財政司司長昨天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不知道讀者是否滿意一系列新措施？不過似乎連年「派糖」，亦不見得各大市民就會歡天喜地。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較早前（2月16日）公布2015年「開心指數研究：香港、日本、新加坡三地比較」的結果。調查發現，不論是開心指數，或是對各方面生活素質的滿意度，香港所得的分數均低於新加坡及日本（大阪），為三地中之最低，只有經濟方面的滿意度處於中游。
既然新加坡模式能令經濟增長超越香港，那香港有沒有必要轉換政策模式？
現在愈來愈多人喜歡把香港跟新加坡比較，新加坡的發展模式是否值得香港參考？這亦是愈來愈多人關心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