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組織、極度集權和確立思想指導地位並入憲，是建立核心人物絕對權威的政治工程。在此基礎上，接下去的連任安排，諒不會有很大阻力。
印花稅是政府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增長速度或會極快。我擔心香港會不會有結構性盈餘？當印花稅收入極高時，便可能發生這情況，屆時應該如何處理呢？
公共財政貴在重實效、看成績。從港英年代開始，香港的預算案已有一個固定模式，要新也新不到哪裏。除非完全推倒重來，否則誰做財爺，來來去去都會是那幾道板斧。
筆者主張派錢，善用盈餘。部分立法會議員，特別是民主派，反對全民派錢，比如說要利用盈餘增加公共服務，也提出「煙花論」、「多餘論」和「漫無目的論」。現筆者逐一反駁他們觀點。
中央領導人的發言稿有沒有講「高度自治」、在哪個段落講，或者發言稿關於香港的部分有多少字，這種分析是否具有邏輯根據，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或經長時間反覆驗證才能夠成立。
為了讓「法」在本土生根，「法」本身需要發生變化，使得其能夠在最低限度上和本土「接軌」。這也就是「法」的中國化的過程。
關愛基金另一個重要作用可以視為先導項目，提供數據及資料讓政府研究，從而考慮是否應將有關項目轉化為經常性開支，並納入預算案之中。
政府利用盈餘選擇性派糖其實可以接受，派糖派得不公平，特別是大部分低收入的人士無份享受，卻是大問題。
如能審慎行事，還富於民，將不會對全民就業而勞工短缺的經濟增添壓力。在經濟上既是師出有名，亦不用太花氣力，開支的一分一毫得以撥給最應受惠的市民，而不會讓中介者從中漁利。
「人類共同體」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絕大部分內容都需要開發和注入，短期之內許多國家都未能完全適應，甚至無所適從。
不是說官員必定不懂用錢之道，而是政府處處要承受政治壓力，社會中向政府指指點點要她如何用錢的人，多於過江之鯽，我不相信政客大公無私，懂得用錢，既然如此，受政客影響的政府一樣會常錯用資源。
《財政預算案》增撥醫療開支是一個好消息，冀望港府及時投放資金，防患未然。與此同時，政府須實踐醫社合一，配合開拓土地政策，增撥土地興建醫療及社區設施，讓長者享有身心健康，才是盛齡社會之本。
曾蔭權當權的7年，增闢土地完全停頓、建屋數量下降、創新科技停滯不前，累積下來的深層次矛盾至今難以化解。香港意見領袖之所以轉軚，原因怕不是本屆政府比當年更為無能，而是今天的意見領袖比當年更加民粹。
李克強最後特別提到港澳台工作，認為一國兩制實踐不斷豐富和發展，憲法和《基本法》權威在港澳進一步彰顯。
真正可以普世，而不受地道文化影響的人權只有「生存權」。「民主自由」一說只是西方（未能實踐的）價值，並非人類的基本需求。
美國用經濟制裁的方法打壓中國，在外聯合其他國家圍堵中國。中美關係惡化，必然殃及池魚，首先便是香港。
影片透過等級與偏見、苦澀愛戀的故事，戰爭和政治鬥爭會，知青下鄉的蹉跎歲月，讓人感受到社會上的「荒謬現象」。
陳茂波未雨綢繆的儲蓄版本是投資未來，投資於提升服務業和支柱產業的優勢，以緩解經濟困難時期可能的打擊。
「出生入死」意思是「順應天道則生，背逆天道則死」。古代政府理財哲學是「審量出入」，審量供給萬民生活的生活物資是否可以周游社會達至每一個人。可惜這種理財哲學，戰國後已難再發現。
山東本身是一個農業大省，人多、GDP高，又較接近上海與北京，本應經濟發達。但處於內陸的省會濟南，沒有沿海城市青島般繁盛。只要山東加快城市發展的進度，是有可為的。
改革開放40年何以成功？未來數十年又如何部署？且聽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主任楊偉民娓娓道來。
本文旨在提出修憲建議的個別內容在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成為《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的有效內容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解釋與執行的影響。
政府施政之難，不在於缺錢，也非因不願使錢。
政府上年度財政盈餘暴增至1,380億元，但政府就是不肯派錢，因為不能接受財富再分配的理念。
2017年全球十大航空公司，就有兩家來自這個小國！它雖然以石油起家，但卻打造出不靠石油的經濟，讓小國躍升為阿拉伯之光。
本書著重梳理香港社運的軌跡，呈現抗爭政治的「庶民經驗」（plebeian experiences），探討經歷抗爭洗禮後，香港社會何去何從。
錢不派了，但糖還是要派，而且因為盈餘太多，糖份一定會增强。
要取得群眾信任，社會才能穩定、興盛的道理，古今中外的政府領導都明白。
政府在2017至18年度的財政收入，預期錄得的1,000多億元盈餘。但《基本法》規定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政府開支不得高於預算的政府收入。額外的盈餘不能變成額外的政府開支，所以政府有錢難用。
將政府視為上市公司，市民是小股東，管理層每年承諾兌現固然令小股東受益，否則牽涉小股東制衡，迫使公司加派或增派股息回應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