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教署人員工作量相當大，形象負面，工作環境艱苦，工作地點偏遠，導致流失率高，新人入行少。政府如何解決？
在很多方面，西方自由主義已經沒有了近代那種進步的動力。它已不再是一種具有現實主義的自由主義，而是一種自以為是、沒有自我反省檢討能力的虛偽主義。
把激進的年輕人排拒在體制之外容易；把他們「拉進來」成為體制的支持者反而更困難。
最近特朗普發表他的第一篇國情咨文演說，邀請他心儀的嘉賓，演說內容以他們動人的故事為主，宣揚他的施政理念。
水貨客困擾上水居民，港人稱內地遊客為「蝗蟲」；到中央高調批評香港出現「港獨」，內地網民自發響應，有從理論高度的聲討，有出於民族感情的開罵，更多的是訴諸感觀的辱罵⋯⋯香港的「內交」不能只對上不對下。
無論梵蒂岡如何解說，這項主教任命安排是中國一直堅持由政府全面掌控宗教事務，不容國家主權受損的重大勝利。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當年願意與中國合作，但現在認為中國極權主義是全球安全威脅，令人驚訝。
享有「北韓鄧麗君」美譽的北韓三池淵管弦樂團團長玄松月，率領的冬奧藝術團先遣隊，1月22日完成訪問南韓後，回到平壤。不過，她在南韓刮起的旋風，至今依然風聲未消。
鄭若驊觸犯的只是人類自訂的Normative Law，而不是上帝所訂的Natural Law，錯誤不算很大。
如何精準掌握南海問題發展的現況與趨勢，既牽涉南海周邊聲索國的歷史證據和目前的佔據島礁的情形，也涉及東亞地區的穩定繁榮與戰略局勢。
有人以秦朝兵馬俑為傲，稱頌秦朝如何「偉大」，資中筠則不以為然。
從來從政者的形象和誠信是最重要的，特首全力守護下屬隨時引火自焚，代價可能非常大。
各國政府財富佔國家財富的比例愈來愈少，挪威卻逆勢上升，政府財富佔近六成。它為何能不讓富人減稅、壯大國營企業？
為了原則的理由，進一步令香港年輕人離心離德，在政治上是否值得？
蔣經國的施政有三個重要的優先次序：經濟起飛、政治開放、機會公平。他曾獲國內外輿論的稱讚，如《紐約時報》的評論：「台灣終於脫離封閉政治體系，在發霉的城堡中開啟了一扇窗。」
地方政府背負巨額債務，但不管債務如何沉重，地方政府是不可倒閉的，所以最終總會有人來救，即最終的責任還是由中央政府來擔負。
《基本法》頒布20多年來，中國和香港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基本法》的條文不足以應付這些變化帶來的所有問題，這逼使人們把是否要修改基本法的問題放到議事日程上。
如果說，黃錢其濂早年的生活是一個「知識改變命運」的故事，接下來，Return一書便寫她對香港社會數十年來轉變的看法。
在停課決定上，儘管涉事學生有冒犯教員之嫌，但他們的行為是否嚴重到需要即時被勒令停課，值得商榷。
來港內地生的數量，長期以雙位數增長，然而近年增幅放緩。
信用評級服務與債券發行息息相關，我們將分別以三篇文章探討信用評級服務與債券市場的關係、以及中國和香港如何互補長短開發新的債券市場，便利一帶一路國家發行國際債券。
香港營生環境及謀生空間不足，是資本主義市場極化所導致，這才是社會不和的深層次矛盾。
在強項方面，我們可沿用四個自信這框架，這四點已經高度概括。這裏只想加一點：規模效應。
過去獅子山精神，有努力就有回報。但今天香港，除了地產之外，從事其他營生都變得沒有意義。香港新一代憑自己基本沒可能像他們的前輩般置業安居，所以對社會充滿怨憤。
做香港人不容易，小市民要選一個合適的代表很難，買樓很難、要為退休儲蓄很難，還未包括東鐵全線停駛、《23條》經常蠢蠢欲動等恒常難事了！
香港社會與大學當局應好好懲治這些不良學生，公帑不應浪費在他們身上。
其實《HKG報》和它的讀者不是應該為滿城「廢青」感到悲哀，並想辦法協助他們改過自新，日後成為像他們一樣出類拔萃的人才對嗎？
本文以法律的視角，再思索人大對香港基本法104條的釋法（2016.11.7釋法，下稱104條釋法），究竟有無追溯期（又稱追溯力、溯及力），觸及法律的可肯定性和透明度。
李柱銘說：「你要是問我香港的學校該如何教學生《基本法》，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樣教。因為如果你讀過《基本法》原文，知道《基本法》背後的歷史，你們就知道，《基本法》與內地官所說「基本法」，根本是兩回事。」
中國社會已經沒有階級鬥爭，現在要以經濟建設為工作重點，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