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學術職業正日漸老化，愈來愈不安全、問責性更強、國際化程度更高，與此同時，學術界逐漸將重心移至內地，且變得更具有靈活性。
2016年6月6日，劉述先教授逝世。1974年在中大新亞書院哲學系認識有幸認識劉教授，雖然是短短的一年，是我在哲學系內最欣賞及佩服的老師之一。
英國諺語：“Another year older, another year wiser”，與中國「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觀念如出一轍。這種敬老的雷同，究竟這是中西文化一種禮貌的看法，還是另有因由？
陳志武教授指，如讓學生在感興趣的各學科和領域深化發展和追求，儘管沒有統一的計劃或規劃，各學科最後也會有真正的尖端人才出現，達到學以致用，而且那種學是深度的學，產生的「用」不容小覷。
程介明教授說，今天的學校體系仍按昨天的社會觀念設計劃一的課程，屬於工業社會的生產模式、大規模生產的框架，教學過程、內容、要求劃一，教育目標、考評、期望劃一。這是今天教育與社會的根本矛盾。
要思考正確其實先要盡量掌握正確和全面的資訊，而教授批判思考也必須結合課程內容，否則只有理論而無視事實和學理，實是不學無術，言不及義。
觀察是幼教重要的一環，幼兒的一點一滴全是線索。
丁學良教授認為，未來職業市場最重要的趨勢就是分類模糊，因此在職場要時刻準備着進入橫向轉移而不是縱向攀登。縱向攀登不容易，橫向轉移更不容易。
「我希望學生現在受的教育，能讓他們應付下一代將會面對的問題。」
即使是接受良好道德教育的兒童，也會有表現未如理想的時候。當這種情況出現時，父母須要讓孩子從小學習面對後果。
訪問過杭州市的學校後，不能再認為內地的發展只講硬件，軟件的變化正在悄悄地發生。也許是蘇杭的特色，辦學正在走向細膩，也是正在悄悄地嘗試離開應試。
我惦念已逝世的母親時，總會回到自己小時候和她共處的日子，似乎忘了歲數，中年漢仍是鼻涕蟲，躺在母親懷裏，永恆的安樂窩。
香港引入以科技學習出發，培養綜合探究為核心的STEM教育。另外，為了強調創意教育和文化學習，在STEM課程加入文化、藝術元素「A」，變成STEAM。
有些香港的學生成績名列前茅，公開試成績優異，但是不懂得與人相處，自私自利。個人的價值觀及行為操守是家庭、教師及社會的責任。
法治的社會，法官判案必須要被尊重，更不得被辱駡威嚇，而主持公道的法官若有欠公道，而上訴之路又走盡的話，不懂法律的，只能補一句，舉頭三尺有神明就是了。
柯偉林道：「各社團都有權邀請嘉賓演講，只要不是暴力、恐嚇言論便可；再退一步而言，所有事情都應該允許，人們自己會有所思考和判斷。」
判斷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太難。你要問：「假若這問題有了答案，我們會知道了些什麼？」
絮絮不休，正因為教育下一代，是神聖和良心的工作。
香港學生不少是既聰明又勸奮的，但被社會的功利意識感染，很多時失去學習的目標。
張翔教授與港大校友會面時，回答有關他與香港的聯繫、加強國際交流、建立協作文化、聆聽學生和校友訴求、言論自由等問題。
考試是是學校教育不能避免的評估工具，同學要以平常心面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因一次考第二而哭，作為老師，對當下的教育只追求利益，而不重視品德，感到很傷心。
張翔教授闡述對港大發展的願景，談及爭取資源及確定大學發展路向的三大策略，說明了他對港大如何吸引師才、提升學生學習經驗、增加與各界溝通合作的想法。
Oh!爸媽連同灼見名家教室邀請到投身教育服務超過二十年，現任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校長曹希銓博士，於講座中與家長們分享他對培養孩子品格，和建立孩子抗逆能力的經驗和心得。
內地政治敏感的禁區不少，但是禁區以外，人們開闢的天地愈來愈大，特別在教育上，提倡新型辦學、網上教育、學習個人化、研學旅行等政策。這些政策都是香港沒有的，十分驚異。
上天（大自然）安排的人類潛能決不是白紙。而人為的，對孩子來說才是一張白紙。
早前30多位師生參加了由北京清華大學舉辦的文化與國情専題研修課程。除了講座、體驗式的學習外，更與清華大學的學生交流，是寶貴的學習體驗。
張翔教授與港大校友見面時，提到港大要與本地社群連結，發揮社會影響力，也要向多方爭取資源拓展研究項目，以此回應時代和大學教與學面臨的挑戰。
大部分名校家長已患上「名校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即被學校的名聲騎劫，不單不敢提異議，反而覺得學校不夠嚴格。
近代教學觀排斥孩子隨興玩樂的遊戲，讓生活變得有規有矩，只懂問責，缺乏創意去解決難題。當世界只有一個答案，生活變得枯燥乏味，把孩子變成習慣的動物，那如何去面對瞬息萬變的新世界？
香港大學校長應有令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使命，而新校長張翔強調推動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