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SE考多少分真的代表不了什麼，有時副學士升上大學的，或分數較低的同學在大學的表現更好。因為大學要求的，是認真探求知識的態度，而不是只求符合達標的人。
我自己也是從孩子的教學方法才體驗了現代教育的趨勢，希望讀者不要誤會我在曬命，很多人總以為國際學校是有錢人的玩意。
人口老化對教育從業員不足有影響？不要說笑了，隨着學生人數持續下降，教師工作競爭激烈，多年以來，已積存不少超額教師；或在市場外求職，但轉徙流離，還未可得穩定職位者。
我覺得現在也是時候向學校施壓，告訴校長，有些方法或許不切合這年代。
香港教師沒有太多具有碩士學歷，可是薪酬卻非常高。香港教師是否受尊崇，就很見仁見智了。
浮萍聚散匆匆，雪泥鴻爪，不知他們還有幾人記得他們的青蔥歲月？當年事跡，總是社會上的一個印記。回想這群學生的處境和表現，是誰之過？
回顧當年青蔥的日子，絕大多是快樂無憂的，只有第一次乒乓球比賽輸給對手，整天悶悶不樂，若有所失。可是入睡後，什麼煩惱也消失了，醒來又一新天，這便是年輕的好處！
中文繁簡之爭，既是認知問題，也是使用問題。若果說，簡體字易學，對不是以中文為主要學習語言的學生來說，捨繁就簡會有較強的說服力。但在理由上加上2047這因素，就把問題複雜化了。
每個學生都有學習經濟學的潛質，但一些數學運算卻令其卻步。
有人認為高考選修科目與新高中一樣是大錯特錯，他們既無視選修兩科和三科人數的百分比，也完全忽略昔日除高考外，還有會考為學生奠定廣闊基礎知識的事實。
MOOCs 也有不少令人振奮的故事，史丹福大學一個教授人工智能的課程，竟然有16 萬人選讀，遍布195 個國家。
我在此專欄大聲疾呼多年，呼籲學校及家長自小培養小朋友的戲劇修養，我多次說明這不光為藝術修養，而是為提升工作競爭作準備。
通識科存在的必要性固然無容置疑，然而當中的執行細節以及評核方式，實在還有很多商榷的餘地。
當年是教育局一手搭建盛載宏大美好的通識必修必考平台，現在要檢討通識科前路，定位定性，不起風雲才怪。
提升應用學習的認受性，減低應用學習科目的標籤及次等化的效應，有助學生利用應用學習科目成績作升學用途，成為他們在新高中公路上的一個支路出口。
如非興趣所在，一個人一生沉浸在枯燥的學業世界，為的是將來做一份自己也沒把握會得到工作滿足感的所謂終身職業，這樣的風險不也是很高嗎？
通識的作用，不在於懂得多些，也不在於有一時的是非觀念，而是裝備我們的年輕人，讓他們在「後真相」年代，在變幻莫測的世態中，能夠有獨立思考，尋求明辨的能力。
筆者認為與其保留通識科核心科位置，只改為「及格」與否兩個等級，不如索性將之剔出核心科之列，讓出空間，學生可選多另一科，令知識面可以擴闊。
為香港培育人才，不單要精英，也要群英，爭取小班，下放權力，讓不同性情能力的學生在老師、校長和家長合作下成長，才是正道。
我的「荒野呼喚」很簡單：沒有包括「方法論」、「自然史」和「文明史」的通識必定是假的通識。
自以為付得起高昂學費，放棄傳統教育，改為就讀國際學校，問題是否就能完全解決？
2018年中學文憑試通識教育科考試不考政治題。筆者深感高興，此舉有助將通識教育還原為一個普通學科，而非把社會政治紛爭引入的平台。
我們需要群英而非精英，太多家長爭取入所謂精英學校，太少朋友關心那些考試弱勢的孩子。
在科網時代，知識固然重要，但在知識的基礎上，還得有豐富的想像，特別是具有獨特的創意。
要裝備年輕人能在職場上找到和達到理想，並能做到真正終身學習，中學課程的職業化是香港中長期教育制度設計的最大挑戰。
一個給孩子接觸編碼技術的講座
我不是得戚、示威國際學校有多好，只想說在大仔踏進漢基國際學校、老師申明功課不應多於半小時開始，便一直衝擊着我，令我重新審視教育制度。
現行的教育目標，沒有對學生「品德態度」作為目標，也沒有對學生「學習態度」作為目標，相關的目標只散附於課程指引，真正的基礎教育目標淪為附屬，實教人唏噓！
考試分數是一種全世界的通行標準，98 分高於96 分，科學地說，98 分以下的都是他手下敗將，但這一班或沉醉於自己歌聲的同學，我們該如何給他們打分呢？
《財政預算案》眾多教育開支當中，「未來一年，全免DSE的考試費」一項最引起大眾爭議。這措施能否對來屆報考的中學生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