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和14日，兩艘在新加坡註冊的集裝箱船在霍爾木茲海峽接連遇襲。據新加坡海事及港務管理局聲明，第一艘13日被不明投射物擊中、起火後沉沒，船上21名船員棄船撤離；第二艘14日遭襲、船體受損，靠自身動力，勉強駛到了安全錨地。伊朗革命衛隊則在聲明中稱，這艘載着2500多個集裝箱的貨輪走了「未經授權且危險」的航線、自行觸碰水雷後沉沒，並提醒漁民小心水面上漂浮的集裝箱。
這可能是自2月底美以對伊朗開戰以來，霍爾木茲海峽上最猛烈的一波襲船。而在全球迎來了9月份海峽原油運量短暫恢復後，在過去兩周又目睹了驚心動魄的襲擊重啟。僅9月28日到10月4日一周，就有十艘油輪被擊中，隨後八天又記錄了15起，過往的船隻單周下降近三成。
美伊則宣傳戰不停，美國中央司令部和伊朗革命衛隊都公開宣稱自己「掌控」着海峽，美方說「革命衛隊根本沒有海軍」，另一方不僅警告商船，更威脅說美艦只要敢靠近，就將予以「擊沉」。這條在戰前承擔全球約兩成油氣供應的水道，現在到底誰在掌控，誰說了算？答案藏在雙方的戰略目標裏。
美伊目標不對稱
美國對海峽的目標是正面的、積極的、全面的，希望通過各種形式的護航和後勤支持，逐漸提升商船信心，讓盡可能更多的船隻更安全、更低成本地通過海峽。目前階段，至少保證油輪能夠將相當規模的原油運出海峽，補充到全球能源市場，平抑油價。這個目標要求是近乎苛刻和完美：十艘船裏，甚至百艘船裏，只要有一艘船被襲擊，美國就難說自己「控制」海峽。
伊朗的目標是負面的、消極的、局部的，只要對目標船隻發起有限的襲擊，造成一定的打擊效果，起到威懾作用，就足以讓通行的成本更高、風險更大。而在這種情況下，伊朗也可以說自己設定着海峽的通行條件，實質「控制」着海峽。
美國和伊朗的目標不對稱。美方作為防守的一方，必須守住全線才算成功；而伊朗作為進攻的一方，只要在任何一點撕開缺口，就算成功。這就是非對稱戰爭的經典結構，也是它的精髓所在。
恢復通航的真相
9月份，霍爾木茲海峽的原油運量一度回升到戰前的八成左右（每日約逾1300萬桶），有十多天甚至超過了戰前。美軍中央司令部據此宣稱「明確掌控」，特朗普也多次公開稱讚能源出口的成績。
然而，「恢復通航」的實際操作是這樣的：海灣國家（阿聯酋、沙特、科威特等）用中小型油輪，從波斯灣內的裝油碼頭把原油運出來，關閉應答器，在美國海軍的協調和護航下穿過海峽最危險的區段，到達阿曼灣或富查伊拉附近的錨地，在那裏把油過駁到更大的、不願冒險穿行海峽的遠洋油輪上，再由後者運往亞洲或歐洲。
分工方面，阿聯酋軍方提供近岸協調、錨地安全和部分海軍掩護，方便這套短駁在其周邊海域進行；美國海軍主要負責護航和海上安全協調，降低船隻穿越海峽時的被襲風險。這套做法雖然一度恢復了運量，但本質上只是針對原油這類特定大宗商品，一種成本高昂、游走灰色地帶、十分脆弱的轉運模式。
伊朗安全負責人禮薩伊直接將這套做法定性為「走私」，革命衛隊把整套轉運系統列為打擊目標，每晚要襲擊五六艘參與轉運的船隻。而如果定義為「走私」的話，常人就更容易理解了──各國都可以「控制」周邊領海，但未必能夠杜絕海上走私。
現實世界裏，「走私」和「控制」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並存。因此，伊朗可以說自己繼續控制着海峽的日間正常通行，但美國和海灣國家也確實成功操作了走私。但顯然，只要是走私，就不屬於正常自由通航，而意味着高成本、高風險、隨時可能中斷的臨時運輸。
所以，即便9月份原油流量短暫回升，油價仍然保持在100美元上下的高位，回不到戰前水平──因為通航風險之下，只有用高額獎金才能激勵船員；航運保險費率居高不下，是戰前的數十倍；整個轉運或過駁的後勤成本和時間成本大幅上升，再加上所有的護航努力。
此外，專業人士一直懷疑，海灣國家私下向伊朗繳納了買路錢，以換取伊朗的默許。最終結果反映在成本上。戰前，從海灣國家用VLCC（超大型油船）直接運原油到東亞，運輸成本大約是每桶5美元左右，運費只佔原油到岸成本的2至3%左右。9月，美國協助轉運或過駁（走私）的方式，讓成本大致在每桶30美元以上。這至少部分解釋了為什麼油價無法跌回到戰前每桶60至70美元的水平。
伊朗目標持續實現
對美國政府來說，原油流量是關鍵口徑，這有三個原因：第一，確實有更多原油被運出來了，只要增加市場供應，總會有抑制油價的效果。第二，政治上，特朗普政府可以宣傳自己對海峽的「控制」，作為成功的證據。第三，原油期貨價格本質是一個金融定價，特朗普政府希望通過傳遞積極信息，增強市場信心，抑制價格。
美國雖然成功進行了幾周的轉運，但未能將油價壓下來，畢竟轉運成本和風險溢價已經反映到了每桶油的價格裏。對於伊朗來說，最大的目標是通過限制海峽通航，推高美國及其盟友的經濟成本，並將經濟成本轉化成政治壓力。因此，伊朗的目標始終是推高油價。從這個角度來說，即便在9月通航有限恢復的那段時期，伊朗的負面目標也在持續得到實現──事實證明，它不需要把海峽完全封死，只要讓正常通航無法恢復，就在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
9月末、10月初以來，伊朗調整襲擊節奏，商船遭到前所未有的打擊，流量再次受挫，說明之前美國只是暫時佔了上風，伊朗仍然保有打斷這一進程的能力，並向世界證明美國從未完全掌控海峽。經過這次反覆，外界也可以看到，海峽變成了一個可以反覆拉鋸的開關：只要美國靠護航、轉運和釋放儲備，把油價壓下去一點，在宣傳和輿論上佔據主動，伊朗就會改變襲擊的節奏和強度，調整外界預期，再次把油價推回高位。
另外，永遠不要相信你所看見的表面現象：海峽的原油走私本身可能就是海灣國家和伊朗秘密合作的一部分，伊朗背地裏拿到了經濟上的好處。在它反擊的時候，一定是輿論、認知和金融戰上佔下風的時候。
美伊的談判位置對稱
美伊雙方都寄希望於將海峽上的得分，轉化為談判桌上的優勢，逼迫對方妥協。這是在這個非對稱衝突裏，雙方的對稱之處──他們都試圖向對方施加經濟與政治壓力，改變對方的國內政治環境，從而把自己帶到更有利的談判位置。
伊朗從不指望在軍事上擊敗美國。開戰以來，它的路徑一直是把海峽變成撬動美國國內政治的槓桿。油價是美國選民最敏感的物價指標，原本也是特朗普政府反覆標榜的經濟政績。但開戰以來，油價飆升，推動物價和通脹居高不下，嚴重抬高了美國民眾的生活成本和負擔，同時倒逼央行進入升息通道，並推高了全社會的融資成本。
如今，油價和物價是特朗普政府最大的政治負擔，並可能導致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大敗。白宮也在相應全盤調整外交政策：從簽訂與俄羅斯的柴油協議，到軍事上放棄烏克蘭，到不敢對胡塞武裝動手，以及（至少在11月中期選舉前）不敢升級對伊朗的戰爭。
另一邊，伊朗政府的目標很明確：抓住當前的時間窗口，調整海峽襲擊的類型和節奏，設法推高油價，以影響美國中期選舉的結果，推動美國的政權更迭。戰略上看，伊朗希望推動的是美國的政權更迭，並有小目標和大目標之分。小目標是11月的中期選舉──共和黨丟掉國會，特朗普政府變成跛腳鴨，就會壓縮對伊動武的空間。但伊朗可能早已認定，只要特朗普在，兩方就無從建立信任，談判也無法達成。
因此，大目標是熬到2028年特朗普下台，換回一個更願意接受現狀、更能坐下來談判的政府。因此，伊朗的政權更迭，是透過美國國內政治和選舉周期展開的。每一次襲擊、每一次油價跳漲，最終指向的都是美國的投票箱。而這也是特朗普政府指控伊朗試圖干預美國選舉的原因。
特朗普的算計
特朗普的路徑正好相反：美軍在軍事上已被證明無力推翻伊朗，財政部長貝森特提出了一套極限施壓的經濟方案：持續封鎖伊朗港口、配合金融隔離，把伊朗的石油收入壓到最低，推高通脹和貨幣貶值，逼迫德黑蘭政府內部生變，也就是實現某種政權更迭。
這裏，特朗普政府也有小目標和大目標之分。小目標是倒逼德黑蘭決策層調整，讓強硬派退居次要位置，讓溫和派或主談派坐下來與美國商議妥協、停戰。大目標則是推動更大的政治變化，也即戰爭最初在以色列忽悠下設定的政權更迭目標。小目標是特朗普政府着力施壓的方向，後者是極限壓力之下不排除出現的結果。但無論如何，美國最終都希望伊朗回到談判桌，按照美國提出的條件停戰。
在海峽上，美伊的戰術是非對稱的；在政治上，兩邊目標又具有對稱性，雙方都在以時間換空間、用時間改變政治，打一場比誰先痛、看誰先內部生變的政治消耗戰，實現某種形式上的政權更迭。美伊的差別只在機制不同：伊朗錨定的是美國的選舉周期，節點明確，具有可預期性，今年11月中期選舉和2028大選都是擺在台面的；特朗普錨定的是伊朗政治、經濟、社會的韌性，沒有明確節點，時間長、不可控──畢竟，華盛頓能夠封鎖伊朗的港口，但無從改變伊朗國內政治與社會的變化節奏。軍方是否退居次要位置、經濟是否真的不可維繫、政府會不會垮台，美國沒有直接影響能力，也無法設定時間表。
美伊僵局常態化的危機
現在看來，霍爾木茲海峽不會被美伊任何一方完全掌控，不會徹底封死，也不會徹底打開。它會長期停留在一種具有高度不確定、高度灰色區間的中間狀態。
美國可以繼續維持灰色轉運，伊朗則保留隨時打斷的能力，市場則會在一次次的反覆中調整預期：
保險公司明確，只要美伊不達成協議，通航得不到持續保證，則航運保險費率不可能回到常態。任何的反覆、後退只會讓未來保費恢復正常水平更加困難。而只有保費恢復正常，這條國際水道才能真正恢復運輸能力──不僅僅是石油，還有天然氣、化肥和所有其他化石燃料衍生品。
船東知道只要美伊不達成協議，通航就是一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高風險高回報行為；運送低總價商品的商船及散貨船則知道，這個高成本高風險的走私通航適合原油，但不是他們的遊戲。
金融市場看到，不能輕信任何關於海峽和中東局勢的訊息，尤其是不要輕信白宮營造的氛圍，一切要回到基本面和底層邏輯，能源價格還將繼續波動，並長期處在高位。
全世界看到，中東亂局在短期內恐怕沒有退出機制。美伊還在僵持，且局勢可能惡化、擴大、升級。胡塞武裝與沙烏地的衝突應該引起人們十二萬分的警惕。
同時，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戰爭和衝突帶來的結果，有可能以其他的形式，在其他地方出現──有可能是烏克蘭在戰場上的潰敗、發達國家的公共財政危機、AI投資泡沫的破裂、歐洲國家的政權更迭（右翼政黨集體上台）及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逆轉。
當然，伊朗戰爭帶來的成本、代價和傷害，每時每刻，都在影響世界各國的普通民眾，只是很少為輿論所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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