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城市能否在未來實現永續發展？我們的城市，又能否承載「未來」本身？這裏的「未來」，指向的是我們的下一代。一座城市，或許可以在基礎設施、財政收支和經濟成長上保持長久的運轉，但如果它無法維繫下一代人的信心──無法找到工作、買得起房、組建家庭，那麼即便在今天繁榮昌盛，也終究是在透支自己的明天。衡量永續發展最直觀的標尺，就是年輕人在城市中的境遇。
城市匯聚了人口、資本、技術、知識和交易活動。同時，城市也創造了GDP，並讓生產者、消費者和創新者彼此連結。但這種資源的集中也有另一面──當人才和資源不斷湧向少數頭部城市，許多較小的城市會停滯不前甚至衰退。年輕人外流，人口老化加劇，消費疲軟，學校和醫院的運作也難以為繼。同時，那些大城市也可能反受其盛名所累。它們吸引着年輕人，卻也讓年輕人難以紮根。房價高不可攀，競爭日益激烈，穩定的職業道路愈發艱辛。
我們正面臨兩場城市危機：一種是地方失去年輕人的危機；另一種是城市吸引了年輕人、卻無法給予他們未來的危機。這二者，實為同一種發展模式失衡的兩面。未來的永續城市，必須是以人為本的城市，是青年友善的城市，是包容協調、開放共享的城市。
城市必須「以人為本」
首先，我們不僅要視城市為成長引擎，更要視其為擁有未來的共同體。經濟成長依然重要。沒有經濟成長，就不會帶來就業機會和公共服務所需的資源，但成長只是手段，而非都市化的唯一目的。
都市化，歸根究柢必須以人為本。土地開發、房地產建設及基礎設施，都應服務於人。城市不只是一堆建築物的集合，更是人們工作、學習、養育子女、贍養父母、培養歸屬感的地方。真正的問題不在於一座城市能蓋多少高樓，而是它能支撐怎樣的生活。
一個沒有家族財富或人脈的普通年輕人，能否在此成就一份事業？護理師、教師、技術人員或年輕創業者，能否住得離工作地點不遠？年輕夫婦能否組成家庭時，不必讓住房和育兒成為終身的焦慮？外籍勞工能否真正成為城市社區的一分子？這些才是發展的核心問題。
年輕人對機會與成本的差異極為敏感。他們會透過工作、婚育和定居的選擇來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座城市或許因創新而備受讚譽，但如果年輕的研究人員無力負擔住房，那麼它的創新體系就是脆弱的。一座城市或許擁有美麗的綠地和宜人的公園，但如果生活成本過高，年輕人也無法定居；而當中產階級化將原住民擠出他們熟悉的街巷時，城市的美景便成了少數人的特權，而非人人共享的公共福祉。一座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必須自問：誰從中受益？誰承擔了成本？又有誰能夠留下來？
第二，未來的城市必須是青年友善的城市。所謂「青年友好」，絕不只是「咖啡館、音樂節和購物街」這麼簡單。一座擁有頂尖大學卻沒有合適崗位的城市，稱不上青年友好；一座工資水平高但住房遙不可及的城市，稱不上青年友好；一座把年輕人當作勞動力吸納、卻不支持他們作為居民、市民和父母札根的城市，也稱不上青年友好。
城市必須「青年友善」
青年友善的第一要義，是就業。年輕人需要能夠累積技能、收入、經驗和希望的工作。就業機會的數量重要，品質同樣重要。在AI時代，這項挑戰愈發嚴峻。AI將催生新產業，也將深刻改變許多現有職位。入門級工作，可能是最早發生變革的領域之一。如果年輕人連第一份累積經驗的工作都難以取得，那麼從教育到就業、再從就業邁向中產階級的那道階梯，就可能不復存在。
城市必須將創新政策與青年就業政策貫徹。大學、職業院校、企業和公共機構，應當共同鋪設從學習到實踐、從實踐到創新的成長通道。而且，要鋪設多條階梯，而非一條狹窄的獨木橋。一個可持續的城市，既需要科學家和工程師，也需要技術工人、護士、教師、熟練工匠和小企業主。
青年友善的第二要義，是有一條從教育走向穩定生活的現實路徑。這個問題在許多社會都存在。例如在韓國，年輕人和機會高度集中在首爾都市圈，而其他地區則面臨老化和衰退；而首爾的生活，又極度競爭、成本高昂。年輕人或許能在首都找到工作，卻失去了成家立業的基本條件。
正因如此，極低的生育率不只是一個人口問題，更是一個社會訊號。當工作不穩定、住房不可及、養育孩子需要付出巨大犧牲時，光靠補貼是難以奏效的。生育是個人選擇，政府應當尊重。但公共政策應掃除那些本可避免的障礙。就業、住房、育兒、教育、醫療和工作時間，必須被當作一個完整的政策系統來統籌考慮。
檢驗一座城市是否對青年友好，標準其實很簡單：年輕人是否願意留下來？離開的人是否願意回來？他們是否相信努力會得到回報？他們是否覺得這座城市屬於自己？
城市必須軟硬共建
第三，我們必須大力投資軟性基礎建設。硬性基礎設施當然不可或缺。但一座城市即便擁有世界一流的交通、能源和數位網絡，如果人們的生活依然沒有安全感，那它仍是個有缺陷的城市。軟性基礎設施包括教育、醫療、可負擔住房、託育、養老、社會保障和技能培訓。「硬設施」讓貨物、資本和人員流動起來，「軟設施」讓人們能夠安心生活、持續學習、敢於冒險。「硬設施」能把年輕人引入城市，「軟設施」則決定他們能否留得下來。
對年輕人而言，這意味着從學校到工作的順暢過渡、靠近就業地的可負擔住房、便利的託育和醫療服務，以及可攜帶的社會保險。同時，這也能防止城市變成「有資格者」與「無資格者」的分化社會。凡是為城市做出貢獻的人，都應擁有獲得公共服務和市民歸屬的可靠路徑。
這對深圳尤為重要。深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籍勞工和年輕人建成的。年輕活力，始終是深圳最寶貴的優勢之一。但這種優勢絕非理所當然。一座城市要永保年輕，就必須讓每一代都能找到「來」與「留」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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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必須「協調發展」
第四，永續的城市發展，必須是協調的發展。城市群能提高生產力，但過度集中會導致失衡。大城市擁擠、成本高企，中小城市則失去年輕人、失去活力、失去公共服務的根基。協調發展並不意味着千篇一律的發展；而是要形成分工協作的格局，讓不同城市承擔不同功能，共享區域成長的紅利。
一個城市群，不應是一群城市爭當中心的角斗場，而應是一個有機協同的整體。有的城市擅長研發，有的擅長製造，有的擅長金融。中小城市則可發展特色產業、提供低成本居住空間或發揮生態資源優勢。
粵港澳大灣區就是一個重要的範例。它的潛力，源自於不同制度與不同優勢之間的互動融合。如果這些能力「各自為政」，大灣區就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如果它們相互作用，就能產生化學反應。這需要透過基礎設施實現「硬連接」，並透過規則、標準和制度實現「軟連接」。大城市應產生輻射帶動作用，而非單純汲取資源。科學研究平台、醫療資源、教育機構和創新載體，都應透過區域網路實現共享。包容性，也有其地理維度。如果一個中心城市靠抽取周邊地區的年輕人和資源來成就自己的繁榮，那就不是真正的協調發展。
指數為鏡 治理為路
第五，技術和城市指標體系，必須服務更好的治理。AI、數位孿生和大規模資料系統可以改善交通管理、環境監測、緊急應變和公共服務。但技術只是一種工具，治理才決定方向。一座城市不會因為收集了更多數據而變得智慧；只有當數據幫助我們識別真實問題、改善人民生活時，它才是真正聰明的。
數據可能讓某些群體變得可見，卻讓其他群體變得隱身。老年人、非正式就業者和低收入移民，往往留下較少數位痕跡；年輕人或許產生大量數據，卻對演算法如何塑造他們的機會幾乎沒有發言權。因此，智慧城市必須是透明的、負責任的、包容的。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深圳城市指數（UIS）。
UIS應當是一面鏡子，而非一枚獎章。其價值在於幫助城市認識自身、辨識風險並改善政策。UIS應高度重視世代永續性（intergenerational sustainability）：這座城市創造了多少優質入門職位？年輕人能否在工作地點附近負擔得起住房，並享有基本公共服務？他們是否願意留下來、返回去，並在此建立長期生活？龍頭城是在為周邊創造機會，還是在抽走周邊的人才？
UIS應衡量結果，而非僅衡量投入。其區別在於：大學的數量是投入，畢業生能否找到合適工作是結果；新建住房面積是投入，年輕勞動者是否買得起是結果；綠地面積是投入，所有居民能否不被高價擠出、公平享用是結果。
最後，UIS應成為一個共享學習的平台。沒有哪座城市擁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式。經驗應分享，但必須保持開放，允許因地制宜。城市之間可以有經濟競爭，但在住房、養老、防洪、公共交通和數位治理等領域，仍可以相互合作。分享經驗，允許他人因地制宜地借鑒，並從成功和失敗中共同學習──這就是開源式的城市現代化。
21世紀都市化的根本命題，不是單純地讓城市變得更大、更富或更智能，而是如何讓城市真正擁有承載未來的能力。當年輕人能夠找到工作、負擔得起房屋、持續學習並參與公共生活時；當家庭不必面對難以承受的開支、移民能夠融入社會、經濟成長增強社會信心時；當城市的成功能夠惠及周邊地區，而不是榨取周邊地區時，城市才有未來。
衡量永續性最重要的尺度，或許非常簡單。年輕人是否相信，明天會比今天更好？而他們的回答，會藏在選擇何處安身的選擇裏，會藏在留下、離開或歸來的腳步裏，也會藏在他們是否願意把自己的人生，託付給這座城市的未來裏。
如果UIS能幫助城市聽懂這些回答，它就不只是一套指標，而是一面自我觀照的鏡子、一套預警系統、一個共同學習的平台。所以，讓我們共同建造這樣的城市──年輕人能夠札根，而不只是漂泊；能夠成長，而不只是生存；能夠綻放，而不只是忍耐。這不僅是城市規劃的願景，更是我們對每一代莊嚴的承諾。當城市不再只是鋼筋水泥的叢林，而是夢想生長的沃土；當成長不再犧牲公平，而是滋養信心與歸屬──那麼，這座城市就擁有了真正的未來。這就是未來的城市，這就是「共同未來」的意義所在。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