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回望，一個甲子前的1966年同是農曆丙午年。在傳統干支紀年與五行玄學中，丙午年屬赤馬，隨後丁未年屬紅羊。因丙丁屬火，午馬未羊亦具火土特性，每甲子60年一遇的雙火年。
早在約800年前的南宋末年，柴望在《丙丁龜鑑》中已系統梳理戰國至五代十國的歷史，丙午、丁未年往往是政局動盪、戰爭或重大天災的「赤馬紅羊劫」。1966年，中國與香港確實迎來了深刻的歷史轉折──文革烽煙驟起，邊疆戰火頻傳；而香港也在長期積累社會矛盾中引燃了動盪的火藥庫。
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長達十年的文革全面展開。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極左氛圍中，各級領導幹部遭受衝擊，「破四舊」、批鬥「黑五類」等運動蔓延，將社會推向前所未有的大動亂。
然而，就在這動亂再起之年，中國的國防科技卻取得了突破。1964年10月原子彈試爆成功；1966年5月，含有熱核材料的原子彈試驗成功，為氫彈研製奠定了關鍵基礎；同年10月，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翌年6月，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中國國防實力顯著提升，具備足夠核威懾力量，也改變了國際戰略格局。
國光計劃
國際環境在此期間日益嚴峻。中國與前蘇聯的分歧發展為兩國關係的全面惡化，1966年，中國對蘇聯軍事防備進入高度緊張狀態。北部邊境壓力驟增之際，西南邊疆亦不安寧──中印自1962年爆發邊境衝突，1966年印軍持續越境挑釁數十次之多。南北兩線同時受敵的戰略態勢，加上台海戰爭狀態，蔣介石在60年代初期制定「國光計劃」，更意圖趁大陸動盪之機實施「反攻」。
面對當年美蘇兩大超強的壓力，中央將目光轉向正在崛起的第三世界。1966年，南北越戰爭進入關鍵階段，支持南越的美國對北越的轟炸不斷升級。中共中央既要支持國際共產主義力量，也為捍衛南邊邊境安全，以「援越抗美」名義而積極介入越戰。
一二·三事件
國內大動亂，國際及周邊形勢戰火烽起，這一年，港澳地區亦起大波瀾。澳門爆發震撼殖民地管治的「一二·三事件」。
香港方面，1966年4月天星小輪申請頭等客位加價5仙，激起強烈民憤，隨後抗議浪潮蔓延至九龍，最終演變為連續兩晚的騷亂。港英政府實施宵禁，拘捕近1500人。事件背後是市民長期經濟挫折與社會貧富懸殊積累的不滿。
鎮壓不能紓解社會矛盾。受內地文革影響，加上澳門市民一二·三事件鬥爭勝利的激勵，1967年5月香港左派工會發動抗議與鬥爭，進而演變為放置炸彈及警察防暴隊鎮壓的暴力衝突，超過50人死亡，800多人受傷，史稱「六七暴動」。暴動期間的8月7日，深圳民兵與香港警察在沙頭角邊境發生槍戰，多人傷亡，包括五名香港警察死亡。
兩個中國
在國際層面，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正處於關鍵時刻。整個1960年代，美國一方面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合法席位，另一方面美國與北約又要抵制前蘇聯的力量擴張。美國與部分西方國家曾在1966年12月聯合國大會提出「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雙重代表的方案，試圖在保持台灣的制衡作用同時，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以牽制前蘇聯；中這種安排最終被兩岸拒絕及大會否決。
至1971年第26屆聯大會議通過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徹底解決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也由此得以將香港及澳門於1972年在聯合國大會剔除於殖民地名單外，為日後收回香港及澳門去除障礙。
回望1966年，對於中國與香港，這是一個充滿戰爭危機與社會動盪的年份──內部鬥爭與社會大動亂而國防軍事突破，邊境烽火而第三世界崛起，香港內部暴亂而社會政策大調整。所有這些看似矛盾的事件，都交織在中國從革命走向世界、從封閉走向開放，香港從英殖佔管走向回歸祖國的漫長征程之中。
世界從來少太平，變故與轉機時刻並存，赤馬紅羊這玄學之說，只宜以事後附會看待；但烽煙的1966年確實為此後的中國與香港在政治與社會發展埋下了形似火鳳凰的伏筆。今日的中國與香港特區，也在國際政治動盪、地緣戰爭爆發、經濟充滿不穩定的挑戰中，一步步向新時代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