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老師對於當今中國婦女處境的洞見實在深刻，想必這與你身為女性，同時又是一名創作者有關，前者確保了真實經驗，後者提供了反思維度。你的不少詩文都涉及女兒，你對她們深沉的愛意與平等的尊重，讓我明白了女性的獨立自主，與家庭形式及母親角色並無衝突，主體性來自對責任的承擔，而承擔的方式當然可以充滿柔情。母愛中包含的寬恕力量，與詩所追求的超越性，以及人性中的美與至善一致；你為社會上各行業與各階層的女性樹立了榜樣，啟發她們如何從自己現有的位置出發，爭取身體和心靈的自由。能請你圍繞母女關係的主題，再分享一些寶貴的經驗嗎？
答：其實，母女關係沒有那麼複雜、那麼抽象，它是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點滴。不過，這些平凡點滴在一位母親心中卻是美麗的奇蹟。我的小女兒五歲的時候，對周圍的世界一知半解，好奇心又非常活躍，頻頻提問之餘，還喜歡運用想像力填補認知的空白。她口中的一些奇想，我聽來甚覺有趣，看似毫無邏輯、甚至在外人聽來，粗拙冒犯的詞句，卻道出了觸及事物本質的真意。
這就像作詩時，借助比喻或象徵來描繪無法直接訴諸言語的情感和領悟那樣。從這個角度來看，寫詩也是一個返璞歸真的過程。比如小女能夠一語道破上帝和慈禧太后，分別作為宗教集權和政治集權的象徵符號之間的共性。又比如，她在上帝和猴子之間，選了猴子做人的祖先，原因是猴子和她一樣喜歡吃香蕉。
相比之下，成年人卻容易為意識形態所綑綁，喪失最直觀的感受力。我將她這些充滿生命力的話語，保存在散文〈童言集〉裏。愛的流動是雙向的，母女關係並不意味著只有母親在一味地付出，她也能夠從女兒那裏獲得滋養。所以我很感謝小女兒，她教會了我不少重要的東西。
長女結婚的時候，我寫了一首名為〈祝福〉的詩，其中借了美國詩人斯諾德格拉斯用過的古愛爾蘭典故──「女兒是心中的刺」。要形容母女之間血脈相連的情感羈絆，沒有比它更精確的比喻了。我仍記得初為人母的那種喜悅，見到自己孕育了一個新鮮活潑的小生命，宛如重獲新生，感到世界一下子變得五彩斑斕，未來也充盈著無窮的可能性。然而，女兒誕生的時刻也是一個分離的時刻，是一種創傷。不論是對於她們，還是對於我而言，都必須接受對方已是獨立於自身的存在。我必須將女兒交還給她們自己。比如遷入西貢之前，我也事先問過女兒的意見。我希望她們按照自己的判斷選擇人生的道路，也相信她們有能力對自己的選擇負責，而我能做的，就是為她們送上由衷的祝福。因此，即使那根名為「操心」的刺常在我胸口隱隱作痛，但我感到，就連這種痛楚也是甜蜜的。
母愛是超越了一己私心的大愛。想起兒時體弱多病，母親常說：「不要生病了，讓我替了你吧。」後來，我也在女兒面前保證，「年紀老了也不會死」。天曉得這是我所作過的最無力的保證，但卻可以使一個全心全意信賴的小心靈得到安寧。母愛不知界限，希望能其所不能，也不受時空約束，代代相傳。
問：除了創作、研究和教學之外，你的翻譯工作也成績斐然，為文化傳承和人類的精神文明作出了寶貴的貢獻。能否請你談一談從事翻譯工作的心得，為後輩們提供一些經驗和指導？
答：讓我談談從事翻譯的經驗吧。翻譯本身是一門精深的學問，我在此只能簡明地談一談要點，指出一些方向，最關鍵的還是要願意花時間去研習和實踐。
從大學時期在期刊上發表翻譯文學作品開始，我就不曾放下譯筆。起初大都是英文作品漢譯，直至1994年移居加拿大後，才開始中文作品的英譯。翻譯為我打開了窗子，解除單語的束縛，設身處地感受其他語言文化的人如何看世界、如何思維，也擴闊了視野和思想領域，使我的生命豐富、性情謙和。在兩文三語通行的香港，翻譯不但有其實際的需要，從事翻譯或看譯品，還可以開拓心靈，多了解和包容他人的觀點，正是和諧社會的潤滑劑。
譯事三難：信、達、雅
我從前開翻譯理論課，第一課總是跟班上同學一起讀一回〈《天演論》譯例言〉，旨在打破迷思，不致厚誣古人。嚴復從來沒有說過信達雅是翻譯的標準。他的原話是：「譯事三難：信、達、雅」，「三難」就是很難滿足的三個要求。信達雅不是三者分立，達和雅都統攝在一個信字之下。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借助「達」和「雅」來理解「信」的涵義。
「達」是達意和傳達，即把原文旨義充分而正確地傳達給讀者，使他看得清楚明白，而非只是行文通順流暢那麼簡單。譯者須透徹了解原文涵義，才能準確表達；行文上也不必緊隨原文的形式，尤其是對於文意艱深的原文，譯者種種經營都是為了使讀者看得懂。可見「達」是為「信」服務的。
嚴復明確界定了他譯文的「雅」是指先秦文體──使用漢以前的字法和句法，而非現代所理解的風格優美或藝術性。因為他認為文體變化與時代的文明程度成正比，戰國隋唐是學術全盛時期，因此文體也發展到高峰，最適宜於表達精理微言。所以「雅」的目的是求「達」，進而服務於「信」。
譯者再創造
文學翻譯作為一種「再創造」，其實有兩個理解的角度。首先，傳達者要用語言寫出或說出心中所想，往往感到不能盡意；接收者限於自己的經歷、識見、語言經驗，對信息也不會全面了解。就算單語的傳意也不可能達到百分之一百的程度，何況跨越兩種語言和文化呢？因此，譯者如果追求完美，就不會提起譯筆，翻譯的目標不是譯文與原文對等（equivalence），而是近似（approximation）。
如果以譯詩為例，「再創造」就意味着讓一首詩在另一個文化裏重生：通過譯者對原作的了解和對譯入語的掌握，並按照譯入語讀者當時當地的接受情況加以調整，然後創造出讓他們可讀的詩篇。因此，對比原作和譯詩，挑剔或找尋原作有什麼是譯詩沒有的這種負面批評，毫不足取。要知翻譯是一種選擇，為了保存某些東西，就要放棄另一些，這是必然的；每個譯者的着眼點不同，自然有不同選擇。
同一首詩，不同的譯者便給予不同的詮釋，不同的再創造。因此，譯詩基本上是原作者和譯者合作的成品，要抹殺譯者是不可能的。
卞之琳認為，譯者應該在嚴守本分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自由，通過譯本的風格來傳達原文的風格。譬如莎士比亞的語言豐富而多姿多彩，極富創造性，充分表現了伊利沙伯時代英語的蓬勃生命力，可是有些母語生澀的人卻以陳腔濫調、死的語言來翻譯，誤以為這些僵化了的用語就是道地的中國話，叫人不忍卒讀、不忍卒聽。
譯詩如親歷卞之琳創作過程
卞之琳的譯本往往對風格掌握得恰到好處，對語言有敏銳、精微的感覺力，輔以對原著及其文化背景透徹的理解，對譯入語得心應手的運用，才能製造相當的藝術效果。這樣創作出來的譯著，不啻為獨立自足的藝術再創作，也是原著在另一個文學領域中的再投生。
另一個角度源於我翻譯卞詩的切身體驗，再創造指重新經歷一遍詩歌誕生的過程，譯者彷彿掉進了作者的大腦，或者說，是作者的魂靈順着詩句爬進了譯者的頭腦裏。用這種角度看待翻譯，是不是非常奇妙？那像是專門為譯者準備的一份禮物，原來每一首詩都貯存了一段時光，一段重現記憶的口述史。因此，每一首詩都像一個小小的永恆，它的盡頭一扇雕花彩漆的窗戶，推開窗，最初的陽光便照了進來。
作為卞詩的研究者，我曾以為對詩中的一字一句都了然於心，而為了把它用另一種文字表達出來，我迫使自己再度審視它的顏色、聲音、涵義、脈絡，彷彿親身體驗了一次卞之琳創作詩歌的過程，對他的認識又貼近了、加深了一層。
翻譯工作補充了我從前的研究工作，讓我認識到卞之琳多麼重視聲音效果。他在詩中反覆邀請讀者細聽各種聲音：從自然界的風聲、雨聲、潮聲、蟲聲，到人間的鐘聲和駝鈴；直到他發表的最後一首詩，詩人還在午夜遙聽街車環行。
訪談後記
登門拜訪曼儀老師，是在一個炎熱的午後。剛走進門廳，就為那古雅沉靜的氣氛暗自屏息，彷彿闖入了遺落在時間外的夢境，恐驚擾了在傢俱盆景、書冊字畫之中休憩的神靈。
見過曼儀老師，我才體會到，她的詩文是她的心靈，也是她的肉身。她娓娓述説與師友交遊的往事，目光是那麼柔和，笑容又是那麼純淨。聆聽的人也在恍惚之間，跟隨她潛入記憶的河流，一窺水底斑斕的彩石。飽覽過後，就清爽地離去，無所執亦無所憾，曼儀老師的面容上只有寧靜和幸福。
她像嬰兒一樣幸福。對於何時創作舊詩，何時創作新詩的提問，曼儀老師以直覺回答，「心裏想到什麼，就寫下什麼」；關於翻譯韻文的技巧，她只輕聲說到，「沒有想那麼多」；對於印象模糊的年份或細節，也坦誠回答「不知道」，或「記不清了」。頗具學養與聲望，而能似曼儀老師這般消融自我的人，世上實不多有。曼儀老師的性情似山，也似水；她大智若愚，也大巧若拙。
後來，曼儀老師回臥房歇息了。她的背影像一片薄薄的雪花，穿過世事萬花筒，向深林中一汪湖泊翩然飛去，不多留一字蹤跡。
〈空觀塵世影，自在玉瓶心──張曼儀教授訪談錄〉三之三
原刊於《華人文化研究》第十三卷第一期（2025年06月），經訪談者授權分三篇轉載，標題為本社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