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織──中國和伊斯蘭藝術之間的對話

《天方奇毯──伊斯蘭與世界文明的交織》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與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聯合主辦。百餘件展品主要來自卡塔爾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的重要館藏，亦有故宮博物院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珍藏。

《天方奇毯──伊斯蘭與世界文明的交織》於即日至10月6日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展覽講述薩法維王朝（1501至1736年）、莫臥兒王朝（1526至1857年）和鄂圖曼王朝（1299至1923年）之間在藝術領域中的互動，還有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接觸。人與人之間的往來、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呈現於皇家地毯及各式各樣的伊斯蘭藝術品。「伊斯蘭藝術」是簡稱，泛指伊斯蘭世界的藝術，可以是宗教藝術，又或與宗教無關的創作。本文探討展覽如何彰顯「文明交織」，展品如何體現中國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對話。

絲綢之路：中西貿易與文化交流歷史源流

提起中國與西域的文化交流，大家會即時想起漢武帝（公元前141至公元前87年在位）派遣張騫（卒於公元前114年）西征。5至6世紀，中國與波斯官員的交往愈加頻繁。薩珊王朝（224至651年）的波斯使團先後來到北魏、南涼和西魏宮廷。隋煬帝（604至618年在位）統治期間，中國使者也拜訪了薩珊王朝統治者庫薩和二世（又稱霍斯勞二世，590年、591至628年在位）。在新疆、河南、陝西以至廣東等地，考古發掘了大量薩珊銀幣，印證了中國和伊朗之間活躍的貿易。薩珊王朝滅亡後，唐代（618至907年）朝廷甚至為王子卑路斯三世（636至679年）提供了避難的宮殿。

絲綢之路作為重要的貿易網路，正是以絲綢這種最貴重商品而得名。其他類型的紡織品，以及紙張、茶葉、香料、礦物、金屬和玻璃，都非常暢銷。伊朗卡尚地區的鈷礦為中國陶工提供了唐代以來製作青花瓷的重要釉料。源於烏茲別克和塔吉克的粟特商人，積極參與絲路貿易，將外國的商品、時尚、藝術和文化帶到中國。同樣地，伊斯蘭世界的商人們漂洋過海，來到東南亞、印度和中國。他們帶來象牙、瑪瑙、珍珠、胡椒、玫瑰水、乳香和紡織品，以及其他貨物和古董。

史學家杜佑（735至812年）編纂的《通典》中，曾提及伊斯蘭教創立人、先知穆罕默德（約570至632年）。7世紀中期，連接波斯灣和中國海域的海上網絡已開始發展，穆斯林商人在中國沿海的海南島、泉州、廣州、揚州，以及內陸的四川等地建立了貿易站，他們的海上貿易活動對中國南方的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而在伊拉克薩邁拉、伊朗內沙布爾、埃及福斯塔特一帶的考古遺址曾出土中國陶瓷，其中一些碎片的年代更可追溯到8世紀，佐證了中國與西亞等地的文化交流。10至13世紀， 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海上貿易達致新高峰，許多穆斯林商人在中國沿海地區定居。

來自天方創作靈感 中國製瓷藝術創新

往來中外之間運送貨物的商船，有時會遭遇海難。沉船遺址中發現來自世界各地的文物，標誌着遠隔重洋的古人間的連結。展覽第一個部分所展示的越窯器物，均出自井里汶沉船遺址。約公元970年，一艘滿載中國陶瓷、伊朗和伊拉克玻璃器皿以及其他商業產品的商船在航行至東南亞海域之際，沉沒於印尼爪哇島港口城市井里汶附近的爪哇海北部。沉船中打撈出近50萬件文物，其中浙江越窯生產的青瓷達三萬件。

中東消費者喜愛越窯釉色之美，以及蛟龍、蝴蝶、鸚鵡、蓮花等裝飾圖案。這些越瓷證明10世紀的中國和中東等地便透過海上網路和全球貿易建立聯繫。

明代（1368至1644年）馬歡所著《瀛涯勝覽》記載了與他同為穆斯林的中國航海家鄭和（1371至1433年）曾七次率領艦隊遠航波斯灣，以及更遙遠的地域。不少明代陶瓷的造型、紋飾、色彩都受到伊斯蘭藝術的啟發，是中國與伊斯蘭世界深厚連結的明證。

展覽的開端，有一件12世紀呼羅珊地區製造的黃銅燭臺，紋飾結合了幾何圖案、植物圖案和人物圖案，這種設計風格在伊斯蘭世界的器物上十分常見。擺放在它旁邊的是一件器型相似的永樂青花瓷，可能用以盛放香燭。永樂年間，朝廷經常委託景德鎮御窯廠來燒製仿伊斯蘭金屬器物的瓷器。

另外一件青花瓷，形狀源於馬穆魯克時期（1250至1517年）的伊斯蘭金屬或玻璃器物。盆的裏沿繪上了波浪和漩渦，是青花瓷常見的圖案。內部底座裝飾有六角星，周圍環繞着雲紋。外壁亦以各式各樣的花朵作為裝飾。六角星是伊斯蘭世界常見的圖案。據說這顆星有時被稱為「所羅門印章」，被刻在所羅門王的戒指上。雲紋圖案起源於中國藝術，在伊斯蘭世界被廣泛使用；而中國工匠在這件器物上再次重新演繹了該圖案。

馬穆魯克人的金屬或玻璃盆常在特殊活動或儀式中被用作洗手盆。在中國，這些仿伊斯蘭金屬器物的青花瓷可能是為贈送、交易或供給本地穆斯林使用而製作的。中式圖案與伊斯蘭紋飾的融合展現了兩大文明的縱橫交織。

中國藝術給予的啟發

展覽第二部分以薩法維王朝為主題。薩法維王朝持續了235年， 是伊朗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朝代之一，巔峰時期其版圖包括了現今伊朗以及伊拉克、阿塞拜疆、土耳其、阿富汗、格魯吉亞等部分地區。雲紋圖案出現於多幅地毯，如「阿爾達比勒－薩爾動物地毯」的邊框，或於「棕櫚地毯」的兩端作為點綴。

「羅斯柴爾德開光紋地毯」，中央呈十六角型開光，圍繞着它的是飄逸的雲紋，給地毯增添了動感。

「打獵圖地毯」，圖像豐富，雲紋穿插於野獸搏鬥的場面。雲紋雖然源自中國藝術，但伊斯蘭世界的藝術家用自己的方法演繹，形象多樣。

除了地毯外，中國瓷器也給予了伊斯蘭世界的藝術家啟發。展覽有一件「克拉克」盤，是波斯人仿製明代外銷瓷器的典範，由石英、少量熔塊（碎玻璃）和白色黏土製成。這個名字來自荷蘭語 （kraak），指的是運送這些瓷器的一種葡萄牙貨船（carraca）。

在中國，這類瓷器主要在明萬曆至崇禎年間（1573至1644年）於江西景德鎮窯址大規模生產和出口。17世紀上半葉，荷蘭東印度公司向薩法維王朝運送了大量晚明克拉克瓷器。伊朗陶工則用上述的砂玻器製作方式創造了自己的版本，極受歡迎，荷蘭商人便在17世紀下半葉向東南亞大量出口的此類商品。

展覽第三部分聚焦於莫臥兒王朝。花卉圖案是莫臥兒藝術中最受歡迎的設計元素之一。阿克巴統治期間（ 1556至1605 年在位），盛開的花朵是莫臥兒藝術和建築中的常見元素。而在賈漢吉爾統治下（1605至1627 年在位），花卉、植物和其他自然奇觀被描繪得栩栩如生。到了沙賈汗統治時期（ 1628至1658 年在位），花卉圖案被廣泛運用於各種藝術形式。

展品之一，是一件帶蓋玉質化妝品罐，創作靈感則來自中國，形狀與梅瓶相似。莫臥兒王朝的統治者熱衷於收藏元明瓷器，賈漢吉爾、沙賈汗及其後代都曾在他們最喜歡的中國器物上刻下姓名和日期。

展覽讓展品相互對話

任何展覽都不是抽離的，而是要透過特定的語境來呈現。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場地，其九個展廳的主題雖然不同，但展品之間也會相互對話。

如第七展廳的《「紋」以載道──故宮博物院沉浸式數字體驗展》以「故宮紋樣」為主題，通過數碼技術來呈現中國陶瓷、織繡等文物上的紋樣，其中也包括本文提及的雲紋。而莫臥兒帝王喜愛的中國瓷器，也陳列於第八展廳的《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莫臥兒王朝瑰寶──英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珍藏》。至於《天方奇毯》第四部分（鄂圖曼王朝）採取了怎樣的策展方法來促進跨文化對話？筆者將於另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