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為本欄寫完<法國大革命結束了嗎？>一文後，諾獎委員會宣布將今年的經濟學獎頒發給三位來自英美的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羅賓遜和約翰遜。評獎委員會指出，三位學者研究制度是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證明了社會制度對一個國家繁榮的重要性。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曾於12年前出版一部專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他們的研究成果在此前已經廣為人知。在筆者看來巧合的是，此書是一部經濟學專著，但卻十分有說服力地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回答了<法國大革命結束了嗎？>的問題。
包容型社會制度是如何建立的？
此書不是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專著，也非從普遍意義上研究革命主題的著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提出的問題是世界上為什麼有些國家富裕，有些國家貧窮？是何因素決定國家的繁榮或者貧窮？是地理、氣候、文化宗教或者官員的無能？該書作者將政治和經濟制度分成包容型和攫取型兩種類型，而只有包容型的政治制度加包容型的經濟制度才可能令一個國家長久繁榮。不過，此書並不僅僅論述了何種制度才能保證一個國家的持續富有，而是更進一步追問了更具現實意義的問題：世界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天生擁有包容型制度，那麼包容型社會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呢？這一問題涉及到近代市場經濟與政治民主起源問題，作者的立論是現代包容型的資本主義制度起源於英國。通過對英國歷史的考察，作者論述了攫取型社會制度如何能夠向包容型制度轉軌。這一問題雖然不是此書的重點，但是通過對制度史的溯源和梳理，對歷史上革命的深入研究，對全球的制度變革或者轉型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述。
此書闢專章論述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分析和梳理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是如何摧毀攫取型政治制度和攫取型經濟制度的。相對於政治學界關於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之爭的討論，這兩位經濟學者的論述尤為發人深思。在保守主義眼裏，英國革命是保守型革命，這一革命通過溫和手段，推動現代憲政建立，使社會平穩過渡至多元社會，最後成功醞釀了工業革命。為人類提供了漸進轉型的典範。而法國革命則相反，法國革命不僅充滿了暴力，而且出現了所謂國家「恐怖」，成為後來蘇俄革命、中國革命的標桿，使得現代社會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筆者在＜法國大革命結束了嗎？＞一文中論述過，法國式自由主義並不同意這一闡釋，他們認為，在眾多的國家，由於統治者的殘酷，革命行動中出現暴力實乃社會轉型的必要代價。
法國革命為民主制度打開了大門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從經濟發展的維度指出，英國革命如果從1215年大憲章簽署算起到1688年光榮革命成功，期間經過四個多世紀，經歷過幾次戰爭，也將國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斷頭台。而且圍繞徵稅權、貿易控制權，資源獨佔權、土地財產權等制度問題的衝突長期持續。從這個角度觀察，英國革命同樣伴隨着暴力，革命最終引入了包容型政治與經濟制度，建立了一種基於憲政和政治多元化的新制度。英國革命的長期與艱難以及英國社會的一些獨特因素，決定了英國革命成果向外傳播的所謂「制度漂移」變得相當困難。
這種情況預示着法國革命之所以發生的某種歷史必然性。作者認為：「 一如歷史上多數的革命與巨大變革，法國大革命之所以水到渠成，乃是多種因素彙集所致，而所有這些又與英國的快速工業化有着密切的關係。」（引自2013年台灣衛城版，下同）法國革命的意義在此被充分肯定。他們認為1789年的革命衝垮並終結了法國的專制統治，包容型制度應運而生。當年人權宣言發布，踏出劃時代的一步。接下來雖然是數十年的動盪與戰爭，但現代化進程已不可逆轉。法國大革命固然伴隨着血腥、恐怖與戰爭，但不可否認法國也因此跳出了攫取型的制度陷阱。在關於法國革命一章中，作者寫道：「1798 年至1801 年間的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雙方進一步折衷，到頭來仍然是法國主控全局。法國革命軍迅速在他們所征服的地方動手改革，掃除農奴制度的殘餘及封建的土地關係，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教士的特殊地位與權勢遭到拔除，城市地區的行會不是徹底湮滅就是苟延殘喘。政治制度幾乎和法國如出一轍。瑞士的情況也一樣，行會、封建領主及教會一敗塗地，封建特權取消，行會瓦解崩盤。」作者也通過對拿破崙對外戰爭的歷史的分析，肯定法國革命對外輸出包容型制度的巨大歷史意義。
現在重溫此書作者對英國革命尤其是法國革命的褒揚，對於將革命視為洪水猛獸的保守主義來說，可以說是大逆不道之舉！但是，作者的論證卻是無懈可擊的：法國革命為包容型制度或曰民主制度打開了大門。革命不僅為法國工業化奠定了制度基礎，甚至也為比利時、荷蘭、瑞士，以及德意志部分地區及義大利工業化開闢了道路。而在法國革命沒有波及到的歐洲東部，封建制度非但沒有崩潰，反而得到強化。作者告訴我們，內生的革命也許只是在英國偶然發生，其他國家則需要通過法國式革命才能建立包容型社會制度。從歷史上看，沒有進行法國式革命的地區，不僅專制制度沒有改變，甚至一直到如今也沒有能夠走上這條現代化之路。依此推論，今天仍然被攫取型制度統治的國家，要推動社會轉型，建立包容型社會制度，革命仍然難以避免。不過，正如東西冷戰之後東歐制度轉型進程顯示，後共產主義的革命可能是激進的，但卻未必是血腥的。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