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浪潮洶湧，世界正在發生歷史性轉變

法國抗議運動不斷

12月5日，法國爆發25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80萬人走上街頭，爆發超過200場示威，導致交通幾乎全面癱瘓，90%的高鐵停駛，巴黎16條地鐵線路中的11條關閉，旅遊景點艾菲爾鐵塔和凡爾賽宮受到波及也不得不關閉。

事件的起因是法國總統馬克龍計劃改革法國的養老金體系。

目前，法國的養老金有40多種，養老計劃多達1500多個，不同的人依據職業歸屬不同的養老計劃，十分複雜。佔法國就業人口70%的私營企業員工適用普通養老計劃，而一些特殊行業則享有特殊安排，繳費年限更少，退休金更高，可以更早退休。

例如：

機場調度員每周只需工作24小時，法定退休年齡為57歲，此外還有兩個月的帶薪假期；
法國電力公司（EDF）根據1946年的一項法律規定，任何員工只要曾經完成一件艱苦的工作，就有權利在55歲退休，而其「艱苦」的標準可與公司協商決定；
巴黎地鐵公司（RATP）的員工51歲就可以退休，一般法國人則要等到62歲後；
法國國鐵公司（SNCF）的高鐵列車駕駛員在很多年前是高強度行業，隨着科技的發展，這個工種的特殊性已經不復存在，但其退休後享受的特殊待遇並沒有改變。

上述千奇百怪的養老金計劃，是過去幾十年政客為了勝選、不斷討好特殊利益集團的產物。

在國家經濟情況不錯的情況下也就算了，問題是法國經濟的好光景已經不在，過去十年經濟增長率大多在1%左右徘徊，而政府的福利開支高達GDP的32%，是全世界在社會保障和福利上花費最多的國家。

可以說，法國的退休制度一團亂麻，已經成了經濟的不可承受之重，馬克龍想快刀斬斷，通過引進「積分系統」，消除特權，為經濟減負。這就得罪了佔法國就業人口30%的特殊利益群體。

自2017年5月馬克龍上台以來，類似的抗議和罷工差不多就沒斷過。去年11月爆發的「黃背心運動」，迄今已持續了超過一年之久，起因是法國政府為了節能減排計劃提高燃油稅，儘管提價已經被取消，但抗議活動並沒有停止的跡象。而在「黃背心運動」之前，法國已經爆發了四場蔓延全國的示威，類似學生佔領校園之類的局部示威更是無法盡數。

馬克龍之所以如此不得人心，表面上看是因為他執意推行改革，雷厲風行，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群體；而更根本的原因是，他被認為施政立場出了問題，事事拿窮人錙銖必較的同時，不遺餘力地為富人謀利益。

比如不顧反對堅持削減低收入階層的租房補貼，節省下區區3250萬歐元，而為超級富人量身定制的「巨富稅」減稅政策，動輒達幾十億歐元。

馬克龍的設想是，為富人降稅，這樣他們就會留在法國進行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讓普通人受惠；而降低普通民眾的福利，是為了激發他們的工作意願，改變福利養懶人的弊端。

正因為自認真理在手，因此儘管上任以來面臨種種質疑，馬克龍一直態度強硬，拒絕妥協，不僅如此，他還多次對質疑他的民眾冷嘲熱諷，居高臨下指責他們不肯承擔改革成本。

2018年9月，一位年輕失業者藉着總統府對外開放之機到愛麗舍宮對馬克龍說，他發了很多履歷和求職信，均無下文。馬克龍回答：如果你準備好了願意改行，我穿過馬路就可以幫你找到工作。

這些對話顯示出馬克龍的盲點：喜歡對普羅大眾說教，而不是表現出感同身受。出身富裕的他可能覺得房租補貼減少5歐元、燃油稅加幾歐分根本不算什麼，抗議的人純屬矯情，而意識不到對低收入者來說，每一分錢都是有用途的。

南美暴亂

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智利、厄瓜多爾和哥倫比亞。

10月6日起，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地鐵早晚高峰各兩個小時時段的票價由800比索（約合人民幣7.97元）上調至830比索（約合人民幣8.27元），三毛錢的漲價引發了以學生為主的抗議者的強烈不滿，持續不斷的打砸搶燒不但造成近20人死亡，更導致原定11月和12月在首都聖地亞哥舉辦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氣候大會被逼取消。

智利人均GDP已接近1.6萬美元，遠超南美洲平均水平，但嚴重的貧富分化，使得這些數據並不足以準確定義每個智利人的生活狀態，金字塔頂尖的1%人群分享着全國三分之一的財富，而該國一半工人的月收入僅為40萬比索（約合3983元人民幣）或更低。

10月1日，另一個南美國家厄瓜多爾頒布883號總統令，宣布取消對汽油等燃油的價格補貼，這一措施導致油價大漲並引發民眾不滿。對於主要從事農牧業生產的土著居民來說，燃油價格上漲對他們衝擊很大。大批土著居民從厄各地向首都基多進發，舉行大規模示威抗議活動，引發厄十多年來最嚴重的社會動盪，總統莫雷諾宣布臨時遷都，並最終不得不撤銷883號總統令。

更早前的11月21日，同樣是在南美洲，哥倫比亞發生了癱瘓整個國家的歷史性總罷工，並伴隨着打砸搶燒。據估計，在哥倫比亞5000多萬人口中，有一半參與了此次罷工，事件的起因是政府計劃推出的「改革」計劃——減少退休金、降低最低工資。

無論是法國還是幾個南美國家的騷亂，都貫穿着這幾個特點：

發生在經濟狀況尚可的中等收入國家甚至發達國家；
持續時間長，久拖不決；
過程中充斥着暴力，有大量破壞公物、縱火、打砸等暴力行為，有明顯的洩憤成分；
由社交媒體發起，沒有確定的領導人物，往往在原有的訴求得到滿足後，仍然持續很長時間。

民眾有不滿是任何社會的普遍現象，走上街頭進行抗議也是平常事，現在的麻煩在於，人們對現行體制的不滿，已經嚴重和絕望到不指望通過協商與和平遊行能加以改善而只願意用暴力搞破壞進行發洩的地步。

暴力和洩憤，而不是理性和建設，正在被愈來愈多人所接受和推崇，愈來愈多人不再珍惜自己的家園，不再把自己看成是社會共同體的一分子，而是要砸碎舊世界，但新世界是什麼樣子，他們又心中無數。

美國轉變

從1970年代開始，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羅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一直有一個著名觀點，那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後物質時代，人們對自我表達、歸屬感、幸福感等方面的關注，已經高於經濟安全和人身安全。

不過，這個論斷能成立的前提恰恰是因為有足夠高的物質保障，在當時西方經濟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物質的充裕被當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人們開始關注更高層次的需求，顯得物質似乎不那麼重要。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宣告了這種樂觀情緒的終結，危機不但讓一些人失去了工作、住房和安全感，更暴露出西方經濟社會體制中的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其中最嚴重也最普遍的是貧富差距的擴大。

當下的事實是，在一個人均GDP和GDP增速看似不錯的社會裏，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處於「被平均」的狀況，他們感受不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沒有獲得感和幸福感，生活捉襟見肘，看似一切如常，其實危機四伏。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還要對他們的養老金、燃油補貼下手，這等於要把這些人逼入深淵，在這種情況下，反抗是必然的。

顯然，物質和民生仍然是時代的主旋律，一切並沒有想像的那麼清新脫俗。

早年，美國企業界有一句著名的話──「對通用汽車有利的就對美國有利」，這句話除了說明通用汽車在美國經濟中的重要性之外，也隱含了一個更深層次的事實，那就是通用汽車的商業模式惠及了大量的美國人，因此企業的經濟利益是和普通美國人的利益息息相關的。

作為美國最大的汽車製造廠，鼎盛時期通用汽車的工廠遍布美國，僱傭的工人接近十萬。在工會的壓力下，通用汽車工人的工資和福利節節上升，醫療等方面的福利更能惠及家人。在那個時代，一個通用的工人能讓全家人過上體面的中產生活。不僅如此，通用還往往在工廠所在的小鎮興建大量公共設施。

可以說，以通用汽車為代表的製造業催生了美國好幾代中產階級，並塑造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但自1980年代開始，愈來愈多的美國製造業工廠出於成本的考慮，漸漸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原來的工業小鎮日益凋敝，成了「鐵鏽地帶」，原本是一家之主的男性，不但丟了工作，而且喪失了尊嚴，一些人開始靠酗酒吸毒來麻痺自己。

而在美國企業界，職業經理人漸漸代替了企業的創始人及其後代來管理公司，加上企業的股權愈來愈分散，導致職業經理人的權力愈來愈大，實現了內部人控制，這些人和企業員工之間不存在早年的情感連接，而只在乎個人和能決定自己去留的董事會成員的利益。

這導致企業在利潤分配上愈來愈向董事會的少數人傾斜，股東和管理者實現了利益最大化，員工利益愈來愈得不到重視。

與此同時，以加州矽谷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興起，這一產業利潤極大，創造的就業卻不多，這使得財富更加集中。 Facebook上市後估值超過1000億美元，但只僱傭不到3000人，財富愈來愈向極少數掌握了某種科技能力的精英集中。

而且科技行業的固定資產很少，更便於在全世界設立辦公室，充分利用不同國家之間稅收制度的差異來實現利益最大化。最著名的就是蘋果公司發明的「三明治」避稅法，通過兩家荷蘭子公司和一家愛爾蘭子公司達到合法避稅的目的。這就出現了「對蘋果有利的未必對美國有利」的狀況。

從「對通用汽車有利的就對美國有利」到「對蘋果有利的未必對美國有利」，這背後的意涵，無疑是非常豐富的。經濟發展動力和重心的轉變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和普通人之間的關係愈來愈薄弱了。

「精英」領導人

而在這一重大變化的過程中，相關國家精英的拙劣表現，無疑讓情況雪上加霜。

可以說，現有政治經濟精英的治理水平和道德水準，已經和民眾的需求嚴重脫節。很多時候，他們根本搞不清楚民眾需要什麼，時時發出「何不食肉糜」式的離地言論，和普通民眾之間的鴻溝愈來愈大，彼此成了兩條道上跑的車。

真正的精英主義，精髓是律己和擔當，享受權力的前提是承擔責任，身先士卒，公平公正。現在精英之所以被鄙視被聲討，根本原因是他們自己行為不端，不再遵守精英主義的行為規範，在利益面前爭先恐後，面對困難躲得比誰都快。

以美國為例，在越南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權貴的子女走上戰場、為國效命甚至犧牲的例子比比皆是。到了伊拉克戰爭，一線美軍的負擔和犧牲幾乎全由下層社會承擔，精英階層已基本置身事外：當時國會兩院500多名議員，僅有六人的子女從軍，其中只有一人在伊拉克服役。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根本原因是領導人的產生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

早年，領導人的產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他們往往遭受過物質上的困苦和職業生涯上的不斷挫折，一步一個腳印走到了最後。到了1960年，電視介入選舉，尼克遜因為形象比不上甘迺迪而落敗，這意味着領導人的選拔標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到了今天這樣一個互聯網時代，一個領導人本身是什麼已經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競選團隊能讓他呈現什麼形象。這樣一來，個人形象、口才等外在因素的作用得以放大，政綱等實質性的東西反而因為太悶而無人關心，領導人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淪為一種媒體選秀。

而這些領導人大多不曾在社會上真正謀生，對社會世情並無真正的了解，政治是他們唯一從事過的職業，他們因為善於駕馭媒體和民意而脫穎而出，所以往往迷信宣傳，過於注重表面功夫，內功不足，遇到危機就很容易露了餡。

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出身上層家庭，讀的是私立名校和牛津大學，一畢業就有貴人提攜，進入保守黨研究部工作，之後競選議員，40多歲就成了首相，從未體驗過生活的艱難，也從來不知道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馬克龍差不多也是類似的情況。這樣的出身和經歷，使他們很難對普通人的生活感同身受，出台政策時缺乏底層關懷，也不明白為什麼人們會為那一點小利而走上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