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通過非出路絕處求生靠自己

我在這個系列文章第一篇（〈放下普選　艱奮前進〉）便呼籲特府在中央堅決不改動8.31決定的情況下，切勿以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官員空群而出的政治騷推銷政改方案，藉此製造方案若不能通過，普選便遙遙無期，香港從此不能管治等驚嚇效果。可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不過，到目前為止，政府的無限資源和一定出街的曝光率並沒有增加市民對政改方案的支持。相反，由三所大學進行的滾動民調更暴露一些政府不想讓市民知道的真相。

「大多數市民支持」未成立

首先，民調戳破官員以往不斷講大多數人支持政改的大話。首三輪結果顯示支持政改通過的人數不過半數，而反對的則維持近四成。不過，最值得關注的兩點事實是︰第一、在年輕人組別（18至29歲）中，反對政府方案的受訪者高達63%，較支持的22%多兩倍；第二、在大專或以上程度的組別中，反對政府方案佔大多數（54%）。假如自己及其下一代會留在香港長期生活的官員及建制人士撫心自問，他們真心相信一旦這個有四成人反對（其中包括逾六成年輕人和過半數大專畢業生）的政改方案獲得立法會通過，香港的管治問題會消失、中央和港人關係會恢復和諧，香港會繼續繁榮穩定，十分宜居嗎？

我不會陷入一些官員慣用的語言偽術思維去反證否決政改就等於解決問題。絕對不是。方案過不了，香港人依然坐困愁城，需要尋求解決辦法。但這個選擇起碼是兩害取其輕。

高壓推銷　折選民望

重提特府適宜將政改降溫的另一個原因是這個「真理在我手」的高壓式推銷策略，正不斷侵蝕已屬少數的個別特府官員的正民望淨值。例如，我看到港台《鏗鏘集》（27-4-2015）訪問一名家庭主婦，問假如她是處理政改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她會怎辦？答案是︰「我會堅持公義和良心，寧願自己辭職，也不會講大話。」另外，民望最高的高永文局長落區推銷政改，聽到市民質疑1200人的提委會不能代表港人便失控發火。該名基層阿叔可能態度欠佳，但他沒有說錯，沒有人在提委會代表他。其實就連17萬公務員（包括3萬名建制派力撐的警員）都沒有資格選提委會成員。

我希望盡忠職守的高局長明白，反對政改的香港人都是經過獨立思考，有清晰的理據。所以官員下次落區做騷無妨，但千萬不要認真，以為可以憑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服人家。真的有信心以理服人，梁特首便不會拒絕公開辯論了！

最近港大民調顯示，若中央或特府承諾2017年後優化普選特首安排，66%受訪者會支持政改方案。這個民意不是新聞，但兩個政府一直是聽而不聞、無動於衷。難怪一名聽眾在我的電台節目上悲鳴︰「政改過又死，唔過又死，點解政府係都要迫我哋埋牆角？」

我在上文（〈兩制還餘三十年港人有為有不為〉）結尾建議，走出目前困局，唯有靠港人有所為、有所不為，以不卑不亢、合情合理的態度去面對特府和中央。現在我會解釋港人可以做什麼去發揮有實效的積極作用。

「人有不為也、然後可以有為」

「人有不為也，然後可以有為」出自《孟子》，並非什麼普世價值或國際標準。把新加坡華人成功改造為現代、文明的新國民的李光耀說過︰「港人值得有民主，但在現實世界中，你不一定得到你值得擁有的東西。」今天特府已明確表示，落實今次特首選舉方案等於達致《基本法》規定的普選目標，以後可以修改是「有空間」或者是「任何法律落實後經過實踐和觀察都可以修改」的意思。基於現實考慮，我認為以不卑不亢、合情合理的態度向這次政改說「不」是符合「有不為也」的原則。這樣做的後果極有可能導致特首及立法會選舉的不民主安排原地踏步多年。（上次民主黨在2012年接受妥協，通過政改，結果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安排不是依然原地踏步嗎？）

有不為，才可以有為。年輕人可以繼續為爭取普選抗爭。不過，我認為年輕人最有為的做法是好好地組織起來，利用自己手上擁有一票，並游說身邊的父母、同行、親友，以參與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為目標，發揮變天的力量。

以2016立法會選舉為目標

去年12月初，我已撰文指出，曠日持久的佔領行動大勢已去。面對寸步不讓的強權和不願為普選犧牲個人利益的平民百姓，爭取普選的出路只能靠可以選出立法會直選議員的選票（〈佔領大勢已去　唯靠選票突圍〉，信報網站，2014年12日）。同文分析，香港的選民登記及投票人數偏低，尤其是青年一族。以2012年立法會選舉為例，當時已登記的青年選民（18至25歲）約36.5萬人（佔有資格登記的同類選民的50.8%），而他們在分區直選的投票率為44.5%（較整體投票率53.1%〔已不算高〕更低）。

2012年，約180萬人在立法會分區直選投票。假如上述青年選民組別的登記率及投票率在2016年時增至七成，投票的人數便多了20萬。這批新增票數絕對可以影響選情，甚至可能在每區贏得一個議席。問題是，這股新生力量如何與有選舉經驗及地區樁腳的泛民黨派協調，避免本土、泛民相爭，建制得利？另一個問題是逐漸與年輕一代脫節而又未能取信高學歷人士的泛民大佬大姐能否犧牲小我，在下次選舉時讓黨內新人出戰，甚至支持不願入黨的新世代？

我一向認為，決定香港前途的關鍵不是看今年能否通過2017年特首選舉方案，而是看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得到中央及特府全力支持的建制陣營會在下次選舉傾盡一切力量打敗對手，令不聽中央命令的黨派失掉三分一議席的否決權。我不想這個目標達致是因為在今天寧左勿右，一國大過兩制的大氣候下，一個不能或不會制衡政府的立法會必定會為香港帶來災難。

我希望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會就香港如何走下去進行跨黨派、跨界別的大辯論……每名選民，特別是近半數從未投票的人士都應該積極參與這個辯論，最後在投票站內投下無愧良心，對得住下一代的一票。這是每名港人發揮重大政治作用的關鍵時刻，亦是個不應迴避的歷史責任。我相信，假如整體投票率有7成或以上，香港的政局會煥然一新。我更希望看到新一代的政治領袖，為香港的未來打拼。

下次我會討論香港的管治問題和一些改善建議。

王永平

1948年生於香港。1969年香港大學畢業，主修經濟，其後四年任職商界。1973年加入政府，曾任職駐關貿總協定（GATT），即後來的國際貿易組織（WTO）香港常任代表、民政總署署長、教育統籌司。1997年香港回歸，獲委任為教育統籌局局長，後任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2007年退休後，開始在《信報》及《am730》等報章撰寫評論時局文章及主持電台時事節目。曾任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客座教授、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名譽教授，現為職業訓練局顧問。著作有《平心直說》、《不平則鳴－王永平論政》、及《通識思考，時事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