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收生正在改變

教育2.1在10月20日的研討會上，召集人梁錦松提出改變大學收生，此其時矣！接着在論壇上，各位講者又不約而同從不同的角度，談到教育向前發展，遇到的瓶頸，大學收生是其中一個關鍵。大學收生改變的方向，是在考試成績之外，也考慮報考者其他方面的經歷和成就。

考試分數 功能仍在

隨着，同一個會上，特首林鄭月娥，說對此有保留，並且以自身經歷為例，說如果需要考試成績以外的經歷，對於弱勢家庭的子女，就會更不公平，因為他們沒有資源（大意）。

這段話，引起了媒體的廣泛報道，也引起了媒體上相當熱烈的討論。也有言論因此認為，只考慮考試分數，反而對弱勢家庭子女有利。結論是什麼？大學收生應該只考慮考試成績？這一陣子，也的確在媒體上有這樣的聲音。不少人都是根據自己的經歷，說明自己當年就是靠成績入學的，其他體育、音樂、美術一概不懂；若要考慮考試成績以外的經歷，自己就進不了大學。

首先要澄清一點，從來沒有人認為，大學收生不應該考慮考試成績，或者不需要看成績。更沒有人主張考試高分的不應該進入大學。上周本欄提到的芝加哥大學允許學生報考不呈交SAT或者CAT成績，也只是test-optional。是「可以不」，而不是「不考慮」考試成績。估計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會出現取消考試成績的大學入學。

與一些美國學者談起，就芝加哥大學的情形，估計大多數學生還會呈交考試成績。成績好的會呈交，而由於考慮到競爭對手，除非自己的成績非常出類拔萃，也一定會呈述自己其他的優勢表現。成績不太突出、或者考試表現不突出的，也會呈交，但是會想辦法呈述自己在另外方面的優勢表現。

也許有學生自己認為成績太難看，不呈交，於是就需要以另類的方式，呈述自己的優點。也就是說，報讀的學生，可以在許多方面表現自己的長處，考試成績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方面。芝加哥大學，是宣示了這種認可。

這也表示，大學入學，仍然會是一個競爭入學的境況。只不過美國的大學，似乎普遍地覺得，若只看考試成績，會不利於在中小學由於家庭資源不足而成績不佳的弱勢學生。

這其實與輿論上同情特首的看法，有點恰恰相反。在這裏，是覺得若只看考試成績，也許更有利於弱勢家庭的學生。

這裏面有一個深層的文化因素。念過教育的朋友，很多都會知道美國有一位社會學家James Coleman，他在1966年發表的有關教育公平的報告。這份經典之作，強調在美國，對於學生的學業表現，學校的影響遠遠超過家庭的影響。有些朋友囫圇吞棗，把那個發現全盤搬到華人社會。

考試功能 文化各異

其實，弱勢家庭的資源匱乏，也許是全球一樣的，但是美國的弱勢家庭普遍不重視教育，華人社會的弱勢家庭卻往往加倍重視教育。這種1000多年科舉「十年寒窗」的文化影響，造成了上述也許看來恰恰相反的兩種現象。

可以說，若是沒有科舉（其實只是考試）許多弱勢家庭的子女就完全沒有社會流動的機會。這種現象與觀念也延伸到今天的香港，本欄也提過，王賡武校長就說過，香港的大學在1960年代末期開始，其實發揮了古代科舉的功能。由於有了政府的財政資助，大批的窮苦家庭出生的孩子，通過大學教育，成為了香港第一代的新型知識分子、社會知識分子、新一代的公務員，後來更成了第一代的本地CEO。我們的特首，也屬於這個行列。

但是這些現象，都沒有排除考試成績以外的因素。記得林鄭的特首競選材料中，有當年她的師長Sister Maria的回憶（筆者30年前就認識Sister Maria），說林鄭是領袖生，而且有關懷別人的特殊性格（大意，無法詳記）。

這些，都不是當年的AL成績能夠記載的。林鄭之有今天，而且能夠逐漸扭轉香港的亂狀，肯定不是純粹由於考試成績。相信特首也不會認為自己當年的優勢，就只有高分一項。

大學收生注意考試成績以外，其實並沒有什麼令人驚訝的地方。本欄多次介紹過，英國一些傳統大學的收生，在入學的前一年（中六，下一年才考AL），給你一張火車票，到大學（一般是宿舍）住上幾天，參加一些活動，互相認識一下。然後是一段面談。最後的決定，有些學生非常精采，非錄取不可，就給予「門檻分數」低的「暫取」。意思是，「你分數低一點不要緊，我們取錄你是因為你其他的優點。」而「門檻分數」高的暫取生，就是因為他們學術表現好所以錄取。這種傳統，一直如此。可見這些傳統的大學，入學的考慮，根本就不純粹是考試分數。

即使在美國的哈佛，本欄也多次介紹過，收生辦公室要花兩個多月的時間，在2000多個名報考生中，集體逐一討論。討論什麼？就是看學生的其他經歷，看他們的自述（essay），看校長的推薦。筆者故意問過：「你們不看成績嗎？」收生辦公室的主任（當時是一位銀髮老太）失笑，說「這些學生，哪有成績不高的？那不在話下。所以我們需要考慮其他因素。」

多元經歷 絕非奢侈

這裏再講一個故事。當年大學要推展資訊科技，有一個委員會，提出8點建議，筆者負責校園IT，我們經過美國兩岸十多所大學的訪問，建議優先採納其中一點：

首先要讓每一位學生擁有一部手提電腦。但是手提電腦所費不菲。要是推廣手提電腦，貧困家庭就難以應付。大學怎麼辦？因為許多家庭負擔不起，就不鼓勵用手提電腦？當然不是。那是1998年的事，校長鄭耀宗毫不猶豫，馬上要求搜索全球的供應商。結果在7個供應商裏面，選了IBM。除了提供服務、研究，還提供了一個頗為可觀的折扣。但是估算即使要學生負擔約5000元的費用，大學也還有一個總共1600萬港元的財政缺口。

鄭校長即時「拍心口」：「先決定了，再去找錢。」原因：這是學生應有的。結果，85%的學生購買了優惠的手提電腦，其餘大多是自己已經有了機器。而後備的貸款服務，幾乎沒人問津。港大成了本地區第一所ThinkPad University。

這件事，對筆者影響深刻。手提電腦，當時可以被看成是奢侈，被質疑「真的有必要嗎？」甚至有人會說：「沒有手提電腦，我們還可以使用電腦室裏的機器。我們不是也一樣地讀書？為什麼要添加這些玩意？」

事實證明，當時的決定是正確的。不久，幾乎全香港的大學都為學生提供手提電腦的資助。因為，那已經是時代的必需！

手提電腦是一件設備，容易集中理解與說明。但是其中的道理，與考慮考試以外的經歷，是幾乎一樣的。也許有些朋友，覺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其他的什麼經歷，都是奢侈，又或者是時髦。但也有些朋友會覺得，只看考試成績，簡單利落，一直都行之有效；要是加上這些雜七八拉的所謂經歷，原來好好的秩序，何必搞亂？

問題的根本，是學生終於要進入社會，而社會已經很不一樣。這道理，雖然本欄提過多次，還會再議。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