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與約禮

每所學校，皆有校訓。人有我有，永不落空。香港中文大學的校訓是「博文約禮」，典出《論語》。我不會說校訓出自《論語》的某篇，乃因「博文約禮」四字，在《論語》裏凡三見。

《論語．雍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6.27）

《論語．子罕》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9.11）

《論語．顏淵》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12.15）

查看大學網頁，並沒有指出「博文約禮」出自《論語》某篇，然觀其所引文字，則以《論語．雍也》所載為本。博文約禮四字釋義，大學網頁所說言簡意賅：「知識深廣謂之博文，遵守禮儀謂之約禮。」簡單的句子，深刻的寓意。博文與約禮，分工清晰，無分軒輊。

顏淵的慨嘆

「博文約禮」三次出現，其中兩次文字較為接近。「博文」與「約禮」皆確切執行後，便可以不致於離經叛道。援引「博文約禮」，其實更應該細看顏淵喟然而嘆的一段故事。

顏淵是孔子最為疼愛的學生，有一天突然發出一段感嘆，以為老師（孔子）的學問愈看愈遙不可及。有一刻以為自己已在前面，忽然又掉到後面去了。孔子是教育大師，能夠做到循循善誘，以各種文獻來豐富學生的知識，又用一定的禮節來約束學生的行為。想到這裏，顏淵連停止學習的想法都不可能。可是，作為孔門最佳學生的顏淵用盡了才力，似乎能夠獨立地工作，在想再向前邁進的一刻，卻又不知怎樣着手了。

顏淵是孔門高材生，這裏發出了使人艷羡的慨嘆。好學不倦的不單止是孔子，顏淵同樣具備對知識的無限渴求。「欲罷不能」地追求知識，肯定是他日學有所成的關鍵。「博我以文」說的是老師教導學科知識，有難度但也是老師的本份，不是真的難。在行為上，要做到「約我以禮」，乃是用一定的禮節來約束學生的行為，這一點便頗有難度。

三段《論語》之文，兩用「約之以禮」，一用「約我以禮」，究竟這個「之」是否等同「我」，歷代注釋向有爭論。歧解不在這裏處理了，但顏淵的故事在三段之中最為豐富，孔子用心教學之餘，更可見到顏淵作為學生的無盡付出。「博文約禮」是中文大學的校訓，《論語．子罕》的記載了師生的共同努力，更適合用作校訓的釋義。

「約禮」比起「博文」更重要

在大學裏，術有專攻，雖然有通識課程共同修讀，但更多時候是你學的我不懂，我學的你也不懂。大學生在不同的學系，有不同的主修，學系老師每天努力授課，「博我以文」大抵沒錯。在大學階段的學問增益，應該也是不負「博文」二字。

「博文」與「約禮」，兩者並列，何者為重？我以為後者更為重要。為什麼呢？大學生能夠「博學於文」，貴乎一己的自學能力。大學課程一個學期13周，一年兩個學期合共26周。每年52個星期，大學生有一半時間不用上課。因此，大學生讀書讀得如何，關鍵不在上課，而是課後做了什麼。每一科目的13次課堂，完成了也不過是13個引子。引子可以啟發同學進德修業，本是美事，但引子畢竟只是引子，不可能期待明白了引子便通曉了這門學科。

因此，學生如能在課後查找資料，到圖書館也好，上互聯網也好，學而時習之，便最理想。老師能為學生開了眼界，便是盡了「博我以文」的己任。只要緊記學習本為二字，也是兩個步驟，先學然後習，學而不習，與不學沒有分別。

「約禮」二字，知易行難。校訓不是口號，不是空喊幾次便有果效。要不枉「約禮」二字，要看看大學有些什麼舉措可與此遙相呼應。回到大學網頁的說法上，「遵守禮儀謂之約禮」。看到這八個字，教人有點汗顏。小學、中學，老師進入教室，同學隨即起立，一同說聲「老師早晨」。大學呢，我在中文系任教超過15年，肯定從沒有受過如此厚待。

人與人的基本尊重

近來在一次學生參加的講座上，喜見同學逐漸走出新冠疫情的陰霾，濟濟一堂，人頭湧湧。嘉賓落力演講，圖文並茂，聲情俱佳。我坐在第一排，回頭一看，發現竟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在桌子上打開了手提電腦。他們並非查找什麼資料，而是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例如玩網上遊戲。如此無禮的表現，真教主辦單位蒙羞。我們都很擅長諉過於人，說什麼這個年代便是這樣。我們如要做到「約禮」，自要表現出對講者的尊重，在別人演講時要收起電腦，不要低頭玩手機，不要肆意交談。而且，學生有錯，老師理應指出，不要以為潮流如此，便隨波而逐流。

想起從前讀過一篇文章，那是聯合書院校友王維基先生在2015年11月6日《頭條日報》所寫的〈作為聽眾的基本態度〉。王維基在文章裏回憶自己十數年前任大學某書院月會的主講嘉賓，而同學在講者演說時十分吵鬧，惹得自己怒火不停，破口大罵。文末有一句振聾發聵的話：「若這種『基本禮貌』連香港最頂尖的幾間名牌大學生都學不會的話，香港真的沒希望了。」20多年後的今天，學生在參加此等活動時不單偶有交談，更大模斯樣將手提電腦拿了出來，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仿如置身事外，對講者不尊重的弊況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如何教人不痛心？我們常說大學是社會的縮影，那麼未來的社會是怎麼樣，如此表現無疑是一種預警。

國有國法，校有校規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小學有校規，中學也有校規，可惜的是中文大學只有「學業規則」，說的是註冊、費用、修業期限、科目規定及豁免等15項事宜，而沒有大學校規。這個「學業規則」，除了最後一項名為「懲戒」跟學生品德稍有關涉以外，其他也不過是照本宣科的章程而已。沒有校規，也就等同說不出對學生德行的期許。

不同地方的高等學府，似乎都不流行校規。因此，我特別嚮往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新亞學規」，代表了創校先賢對大學生為學與為人的冀盼。「新亞學規」一共有24條，以下為第一、二條：

一、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二、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作人也好，做人也好，說的是為人處世的態度。大學除了校訓以外，究竟期待學生發展出怎樣的品德，高瞻遠矚的指示文字必不可缺。學業成績幫助不了太多畢業後的路，我們更期待才德兼備的大學畢業生，齊頭並進，也不負校訓「博文約禮」四字。

潘銘基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化研究所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伍宜孫書院副院長暨通識教育主任。並任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常務理事等。研究領域包括儒家文獻、漢唐經學、歷代避諱、域外漢籍、博物學等。曾獲2012年度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模範教學獎。著有《賈誼新書論稿》、《孔子的生活智慧》、《顏師古經史注釋論叢》、《孟子的人生智慧》、《賈誼及其新書研究》、《漢書及其春秋筆法》、《字書裡的動物世界》、《漢字裡的動物世界》；散文集《煩囂與寂靜》、《疫下叢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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