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覺得中國人這套很難學，所以他們選擇不走這條路。問題是中國選擇的這條路令中國在自由競爭中跑了出來，令西方國家更加看中國不順眼，連中國人的美德，也視為經濟發展的邪路，非加以制約不可。
NVIDIA老闆黃仁勳在台招待投資者。中環資產投資基金創辦人譚新強認為，黃仁勳腳踏實地，最看重的仍是員工、客人和合作伙伴的利益，亦非常實際地看重企業效率和盈利。一起聽聽他的分析。
在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下，有競爭力的企業，哪有不以全球市場的需求來衡量自己的產能潛在空間？微軟、谷哥、亞馬遜、Nvidia，哪個不是這樣做？中國會衡量自己的產能是否過剩，不用美國指手劃腳。
中環資產投資基金（CAI）創辦人、行政總裁兼投資總監譚新強認為，既然羅奇仍然這麽關心香港，香港也正在「搶人才」，所以我將對他推銷香港，勸他搬回香港，幫手打造更好未來，確保香港不會「玩完」！
很多跨國企業未能在中國市場取得成功，原因往往來自企業內部，尤其是與總部有關的內部因素。要成功融入中國市場，企業領導者必須親身參與市場活動，並在這一過程中了解中國消費者的需求與想法。
岸田文雄親自出席東京大摩舉辦的日本大型投資峰會，派出多名部長、央行高層、東京交易所總裁。譚新強指出日本政府最近積極推動經濟改革的背後與中國發展脫離不出關係，亦更有可能藴藏着中國的一個陰謀。
假如美國不惜冒天下的大不韙，執意永久分裂中國，並悍然向中國開戰，則其所謂軍事盟友屆時是否可靠也是一大問號。如果中國的目的只是要維護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美國盟友不會冒着玉石俱焚的風險而參與美國對華戰爭。
筆者認為，新質生產力的概念不但不是舊瓶裝新酒，將來更可以是中國新經濟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論從實踐中來，估計將來有更多學者專家們珠玉紛陳，精彩可期。
明顯在所有這些日本改革背後原因，都來自對中國崛起的恐懼。中國人口是日本的十一倍有多，GDP也是日本的四倍多，中國不斷投資，在EV、電池和不少電子零件業，都已追近甚至超越日本。
When America cannot beat its competitor at its own game, it changes the goal posts.
中國不僅僅是一個龐大的市場或供應鏈中心，它已經發展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創新中心，尤其是在先進製造領域。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與中國開展合作對於外資跨國企業在尖端領域取得創新，正向學習，是至關重要的。
今天香港與內地，特別是內地大灣區相互之間的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臨界點。深圳河不應成為香港人認知的障礙，它應該是港人的福祉。香港人，努力吧！
美國財長耶倫指中國一些行業產能過剩。著名經濟學家劉遵義教授指長期產能過剩是不可能持續的，短期的產能過剩則是創新或新市場帶動的市場自由競爭的必然結果，問題會自動解決。一起來聽聽他的分享。
中國已形成全球最大的金融資產。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教授認為，國內制度能防止外資騎劫銀行體制，唯未能解決社會階級分化的問題。一起聽聽他的分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劉世錦指出，中國經濟正處於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的態勢，同時新一輪技術革命也在上升的階段，彼此相互交匯。近期引起廣泛討論的「新質生產力」，就是在新的技術革命下的創新能力。
中國的對策，只是堅持現在的發展，不變應萬變地應對，並用一帶一路戰略拓展中國金融活動的範圍，只要堅持多三、五年，國際形勢便會大變。
台灣由於政治取向，多年來既不敢爭大陸人才，亦不進口大陸科技，只羨美國，要想成為「綠色寶島」，但各類資源都缺乏，由人到水都缺乏，甚至嬰兒出生率也是全球最低之一。
若不封好資本外逃漏洞，一旦出現2022至2023年美國大幅加息，或日後可能的台海或中美衝突等重大壞消息，將造成大量資本外逃，及人民幣與A股互相拉扯向下所造成的金融告急和經濟不穩。
儘管對於某些跨國公司來說，他們可能仍然對在中國開展業務感到某種程度的擔憂，愈來愈多的跨國公司認為，為了參與由中國主導的快速增長的創新生態體系，他們需要深入中國市場，避免自己在全球範圍內落後。
過去，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房地産投資、基礎設施、互聯網革命和貿易。所有這些增長來源都會遇到瓶頸（對其中某些來說，遭遇了懸崖下跌）。未來，中國需要尋找新的增長點。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面臨不少金融改革與發展挑戰。在美國化的改革以外，中國有另外的選擇嗎？一起聽聽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教授分析。
歷史上趕超成功的國家，如德國、蘇聯、日本，開始時用英美模式，發展成功的卻靠創新戰略。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亦是在模仿的同時有本身的創新，從而能跨越種種困難。
未來5年中國經濟將繼續發展、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嗎？比較中國共產黨和天主教會，哪個更任人唯賢？數字經濟興趣，下一階段的全球化會是什麼樣子？ 作為華為的新加坡顧問，怎麼看美國執意要封殺華為的背後目的？
西方傳媒常常報道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許多挑戰，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講座教授雷鼎鳴就認為，按世界標準，中國並非高欠債率國家，而且借貸制度依然穩健。
在西方眼中，中國社會管理嚴格，沒有自由，是文化差異。西方人側重個人和企業的成果，是經濟賢能制，要求政府不能干預，所以對中國事事看不順眼，那是改不了。
我們看不出政府解決財赤的方法，也看不到經濟復甦的苗頭，政府官員卻不斷強調大家毋須過分擔心。是官員真的有把握，還是我們「太過悲觀」？
「遺址論」和「玩完論」來自完全不同背景，卻折射無論是內地或國際觀感上，對香港現况的質疑正在升溫。
儘管有着黨中央的集中領導，地方政府在經濟方面擁有很大的影響力。考慮到國家的龐大規模和每個地區的不同情況，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已經有幾千年。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策演變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和作用不容忽視。
如果我們曾經目睹，全球經濟的整合催化了後冷戰全球各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積極變化，我們就沒有理由質疑後冷戰全球化的意義。相反，我們必須了解和避免以往的陷阱，思考後新冠全球化的新方向。
在房地產泡沫之後，高端製造無疑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這樣的轉變是必行之路，卻不容易。如何突破美國阻止中國獲取高技術的「小院高牆」圍堵戰略，就變得異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