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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筆者多年來對世事的觀察，很多人感到奇怪和不合常理的事，真相往往不是那麼荒誕無稽。另一方面，很多人認為很合理和理所當然的事，真相又未必真是這樣。一般人對市場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解，會否存在着不少偏見？

資本要解決市場不足的限制，便是拋棄工業生產，發展金融，從金融中博取更大的利潤。但金融最後還是依靠實質經濟發展，單單依靠泡沫終將爆發金融危機。去工業化，實際上造就了後進國家迎頭趕超的機會。

香港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基本法》寫明只到2047年為止，到時便要改為一國一制的共產主義，這個改變很難一蹴即就，必須有一個過渡時期的，現只剩下24年的時間，就算過渡已經開始或正在積極部署中亦無可厚非。

中國人說「命由天定，運由己選」，但是西方社會確是1%的命好過99%，如何選擇領導人，成為了最困難的一件事。見微知著，不必親臨美國，就可以見到美國官僚主義的盛行。

我們可能正面對一個500年經濟歷史的終結，在去全球化、人口結構崩潰和新冠疫情下，大多數國家將永遠無法恢復到2019年的經濟水平。對香港來說，即代表人們所期望的疫後復蘇不會來臨。

許家印的倒下和恆大的財務困境表明，在中國混合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的政府干預方式，在控制紅色資本家及其企業的行為和績效方面仍然具有決定性和干預性。

傳統香港廠家胼手胝足，用創業精神將生意由小變大，由大變得更大，國家和工人都受益。但時移世易，轉型是必需的，但往往也是痛苦的。

教授群體是典型的社會精英，無論是基於共和還是民主的理由，在大學治理中出現的重大問題上，政府都必須尊重教授的權利，徵求教授的看法，如此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大學的學術自由。

人世間可能有些事情，就應該全力以赴地去做，超越機率計算和現實考慮。孔子一生所做的，會否就是這類「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事？

在目前制度下，美國人既無能力亦無注意力去處理自己的問題，只用打擊中國和社會主義來引開國民視線。最資本主義地方，不做也罷！

法國巴黎和馬賽的非洲移民後代，即使福利充裕，卻精神空虛，在社會夾縫中漂流。正如馬克思預測：城市的工人階級一定發動革命，將怒火宣洩向壟斷生產技術和資料的資本階級。

貿易武器化並非今時今日才有的現象，但日益頻繁的經濟脅迫與經濟制裁正在破壞以往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在科技發展的一些範疇亦處先進國家前列。中國的物質文明，將在美國政府全力阻撓下繼續前進。但如何繼續發展中國精神文明，及促進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相協調將是關鍵。

近年有一些民營企業家意興闌珊，這種氣氛對中國經濟的破壞力很大，如果不加以扭正，中國的經濟就很快會失去動力，在與美國的競爭中就會吃虧，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會被拖延。

朱雲漢不僅是頂尖學者，更是當代亞洲罕見的思想家。在其學術生涯中，他經過了3個階段，做了3件事情。

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還是以資本與勞工的對立作為主要的體制性矛盾，中國的主權、一國兩制的創新都沒有改變這個本質。於是，在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大框架下，是資本治港，抑或是資本與勞工合作治港呢？

如今以資本主義和西方思想改造中國之路，已徹底被堵死，打破了自近代起中國從西方引進思想的範式，令中國可能面臨自近代以來的一次歷史總結算和範式轉移，足以將歷史引領到一個難以挽回的方向與軌跡上。

《基本法》第5條清楚訂明，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筆者認為香港市民和企業不受政府不合理地打擊投資房地產（甚至容許樓房短期炒賣），一定是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的重要內涵之一。

最近，經常聽到政府說，要講好香港的故事。我看關鍵不在於「講好」，而是在於如何「做好」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香港之前之所以對海外僱員有這麼大的吸引力，是因為香港比西方國家更資本主義。

近3年來香港社會經歷了太多風波，動盪不安仿佛已成了常態。但港人對和平，共融社會的追求和希冀一如從前。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周永新為我們帶來他對改善民生問題的見解。

現在北京放棄了重視軟實力的做法，改以市場和金錢作為誘餌、經濟脅迫作為手段，執着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意識形態鬥爭，令最終能夠輸出「中國模式」、扭轉西方的體制壟斷的機會，愈見渺茫。

美國僅15%貨幣進入實業，其他都在金融領域。資金流入股市而非研發，侵蝕了經濟實力。但它救實業的努力，卻又傷害了國際分工的好處。

在現實世界，運作得好的商業機構管理班子，甚少是用投票的方式選舉出來的。管理一個國家其實遠比管理一間商業機構複雜，很難想像以民選產生的政府，有能力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去解決那些已積重難返的問題。

面對着中共回歸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告終，以及習近平對市場經濟的懷疑與戒心，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地位早已亮起了紅燈──即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習近平眼中可能也是不值一顧。

金融資本主義成為西方社會建造全球化時的尚方寶劍，當全球化浪潮，席捲亞洲大大小小的經濟體時，起先的確是措手不及，但在長視角之下，亞洲諸國是否輸家？金融大鱷是否贏家？

老子的《道德經》重新確立人的價值和意義，令人突破資本主義的束縛，從而安心立命。它對現代人有何啟示？

從興趣到專業，要避免做爛市是困難的。香港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副主席受訪時指，演唱會舞蹈員排練費用時薪約50至100元，演出費用會高一點，但跟美國一般舞蹈員所賺相差不多。

美國的基本建設，很多都是上世紀60、70年代打造，很多都已殘破落伍，很難去支持現代化的工業生產。美國即時下決心全力追趕，也可能要十多20年的時間，才能追及中國今天的水平。

中國當前面臨的重大而緊迫任務之一，就是要在全球輿論下贏得話語權。香港的重要意義在於為中國駕馭全球資本主義政治體系和文化意識形態積累知識、經驗和技巧，並且培養相應的治理人才。

他們不習慣凡事都要上綱上線，用國家安全與社資競爭的角度來看問題。他們的觀點雖不一定完全正確，但香港要挽留人才，那就得照顧他們的看法。

新任特首，「武官」出身，應該把握上任後的良機，大刀闊斧，盤馬彎弓，特別是以往通才官員不敢觸碰的正確道德方向。

只有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同具體實際難題、歷史文化傳統和時代現實要求3方面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才能在國家主導之下把兩制藍圖變為美好的現實。

承認日本現代史種種獨特性固然重要，然更重要的是學者和學生不要用只此一家、與眾不同、甚至異國情調的眼光來看待日本歷史。

僵化的教育體系、勢利的主流文化，在我們的無意識中製造冷漠、犬儒、恐懼，我們要嘗試容讓自己暴露於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把握各種機遇使之撼動習慣的固執，衝開制約的樊籠。

俄羅斯今次可能是其產業大發展的契機。當然，中國在俄設廠便可享同樣的待遇，相信西方和日本面對這樣衝擊，沒法不與俄羅斯談判，以便撤出俄羅斯的不友好國家名單。

如果單靠成立委員會、喊口號和大量撥款，而未能以全面和科學化的政策研究作為制訂和執行的基礎，對香港經濟幫助是不大的。政府的投入，其長遠經濟效益可能是有疑問的。

相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而言，美國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只是代表統治階級精英階層的利益，啃噬被統治階級弱勢階層的利益。

香港所謂的貧窮人士，不少有自置物業，子女亦可以在香港，甚至到外國升學。不過，他們與那些住十幾億一個單位的人來相比，的確是貧窮人士。

目下美國面對的是一場空前的價值危機。它真正需要的不是反壟斷法、金融改革、稅務改革或政治改革，而是德國哲學家尼采所說、對今日一切價值的深切反省和重新評估。

現在的年輕人沒有耐性，網購兩盒即用即棄的隱形眼鏡，要零售個別輸送。加上疫情一年，食物外賣和Uber叫車，碳排放加劇。

跟《上流寄生族》一樣，《魷魚遊戲》將社會底層的生存處境「遊戲化」，這樣題材的作品在今天的大陸逃得了和尚，也逃不了廟。大陸的「好戲不出門」，只有自己人欣賞，不是沒有原因的。

特區政府如能夠明確施政立場是維護弱勢社群，凡事不致過度向既得利益階層和資本壟斷集團傾斜，已經足夠。就算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產物，如果是違反公平公正原則的，都應改變。50年不變，不是什麼都不變。

香港樓市情況與內地剛剛相反，我們是供應不足，極需要地產商增加規模，加快興建，否則根本沒法解決香港的房屋短缺問題。

今天，我嘗試先從國際層面去分析一下，為何一度沒落的社會主義事業，可以重現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