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必須果斷採取措施，強化其創新生態系統，吸引頂尖人才，鞏固自身作為區域科技與教育領導者的地位。

如果我們曾經目睹，全球經濟的整合催化了後冷戰全球各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積極變化，我們就沒有理由質疑後冷戰全球化的意義。相反，我們必須了解和避免以往的陷阱，思考後新冠全球化的新方向。

在房地產泡沫之後，高端製造無疑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這樣的轉變是必行之路，卻不容易。如何突破美國阻止中國獲取高技術的「小院高牆」圍堵戰略，就變得異常重要。

中國的債務危機不會演變成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恆大與碧桂園相續暴雷，影子銀行相續倒下都不會成為中國的「雷曼時刻」，但中國需要多久才可能重拾經濟增長的勢頭？

為了全世界的和平發展，政治的多極化和安全的多極化很重要。美國極度害怕多極世界，並力爭維持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單極秩序，但多極世界比任何其他秩序都更符合美國的利益。

戰爭不應該屬於我們這個時代，在後新冠「半球化」時代，即便世界陷入了對抗與競爭，大家都應該把精力放在創新與發展上，為解決全球共同面對的危機與困境出力，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和正義，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未來之路離不開「創新」二字。中國已經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經濟總量、發展水準等因素，決定中國已經不可能再繼續複製別人的老路了，必須走出一條創新之路。

世界走了一個大圓圈，再次面對「革命性」的時刻。新自由主義已到了盡頭？全球化如何重新出發？我們能否找到超越不同競爭模式的新方向？

面對美國和西方「去風險化」，實際上就是在全球供應鏈上「去中國化」，中國的反制策略也與美國的遏制策略相似，建立獨立於美國之外的經濟與安全合作體系，把美國排除在外，以便打破美國的圍堵。

貿易武器化並非今時今日才有的現象，但日益頻繁的經濟脅迫與經濟制裁正在破壞以往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

對歐美日等國家來說，儘管「去風險」所代表的含義並不相同，但可以成為他們在後新冠時代對華政策的最大公約數。

人民幣近幾年愈來愈受到重視，但在全世界的流通量還不到3%。美元的地位與以往相比在削弱，但是千萬不要以為人民幣取代美元是指日可待的事情，這可能需要50年甚至100年的時間。

今天的全球化源於技術的進步與發展，我們在地理上的距離愈來愈短了，而且不同文化的衝擊也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但類似一戰之後的「逆全球化」是否可能發生？

從歷史維度來看的話，中美之間的競爭趨勢，不可能在短期內結束。從1972年到2022年，中美關係的走勢雖然呈現上下波動，但總體趨勢是向上的。未來的50年，不管中美關係如何改善，但總的趨勢是向下的。

世界經濟不會走向衰退，至少就中國而言，2023年中國的經濟應該可以走向一個緩慢的復甦。

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的脫鈎正成為現實，其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戰略，即「中國+1」與「中國+N」。

2023年是一個完美的風暴還是會出現緩慢的復甦呢？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去年的不利因素依然會在2023年影響大家對經濟前景的信心，但正因為太多壞消息，只有零星的好消息都有可能刺激市場上行。

在風雲變幻的世界裏，如果我們有一線希望，我們都應該將所有的機會讓位於和平，競爭絕不意味着衝突與對抗，不應該是冷戰，更不應該是熱戰。2023年來了！帶着無法擺脫的恐懼，但總算隱隱約約聽到希望的腳步聲！

教育要培養我們探究真相的能力，突破人為設置的心牆。少一些偏見，多一些理解。這些都離不開骨氣和勇氣，這要求你否認自己過去的無知和偏見，面對自己的懦弱，正視自己的無力。

社會最需要什麼樣的愛國者，不是虛假的愛國者；企業最需要什麼樣的員工？ 不是阿諛奉承之輩，忠言通常逆耳，所以企業領導者固然需要有視野、有魄力，但也需要辨別誰才是企業真正的良才，絕非拍馬屁之流。

懦弱只會奪走我們的安全感，「潤」雖然是可以理解的個人選擇，卻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我希望在這樣一個時刻，我們都能找到新的目標。

未來的50年，中國跟美國、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會愈來愈大，這是無法改變的發展趨勢，中國必須努力防止西方對我們關上大門。因為沒有開放，就沒有今天的蛇口；沒有今天的深圳，沒有今天的中國。

兩大事件無疑正在改變我們生活的世界，那就是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正在上海發生的「封城」在一些人看來，是壓垮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而俄烏戰爭則在改變世界格局，「一球兩制」更加明顯。

在一球兩制的情況下，如何跟不同國家、不同價值觀，不同思維的人打交道，一定要了解人家是怎麼想的。互相理解最重要的就是走進對方的世界裏去理解，然後互相學習找到最佳方案。

從西方對俄羅斯制裁中可看出，香港的確是全球最安全的一個金融中心。因此如何保護好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重要性遠遠超過經濟層面。

美國選擇精準打擊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力度愈來愈大，目的就是阻止中國在高科技領域超越美國。

如果說過去的50年，中美關係的發展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今天的繁榮奠定了基礎，那麼未來的50年會是什麼樣子？

即便「一球兩制」是難以避免的結局，我們更不應該從「半融入」的狀態中退守，放棄尋找普遍認同的價值，我們必須與世界相融相知。在2022年這個歷史的轉捩點，我們需要突破與創新、信心與希望、敢想與實幹。

經過40年的經濟快速成長之後，中國經濟正面對下行的巨大壓力。在這樣一個時刻，2022年中國需要一次新的「南巡」奇蹟，需要改革開放之後第三次與世界的重新連結和擺脫困境的革新。

處於失衡和失序的時代，世界要聚焦於社會再平衡、發展再平衡、生態再平衡、競爭再平衡及民主再平衡。不要介意何種治理模式，而在於什麼治理模式更有助於實現更加平等的社會和確保個人的自由。

全球化迅速連結世界，其實是各國開放和自信、平等與尊重的產物。我們如何開放國界，敞開心扉，學習新的東西，尊重不同的文明，平等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他者，在這樣一個衝突的時代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這個失序和失衡的時代，如果我們聚焦於平衡，其實不需要刻意再去追求什麼樣的模式，而應該關注這個模式本身是不是真的能夠給我們每一個人帶來自由，能不能讓每一個人參與到我們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之中。

在「一球兩制」的時代，我們必須避免以偏概全，一葉障目；自謙而非自傲，看輕別人；切忌因過慮而不安，自我貶損。今天我們看到中國的問題，美國的問題與世界的問題，最重要一點就是面對亂局處平心而內省。

美國和日本歷史的教訓，叫我們走在復興之路上時，切勿讓民族主義情緒影響對未來的判斷與預測。在「一球兩制」時代裏，各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在中美兩強爭奪話語權下生存？

「一球兩制」不可避免，「地緣真空」無法存在。地緣政治無法存在真空地帶，任何一個時期，地緣政治出現真空就必然有人填補。當中國變得強大時，中國必然施加影響力，中美之間也會搶奪真空地帶，所以對抗是必然的。

在數字技術發展所衍生的個人自主的新時代，我們必須為我們的生活尋找新的方向。在一個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的時代，如何彰顯我們的創意力就越發重要，而這正離不開每一個個體的自主創造能力。

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是中國不少獨角獸成功的基礎，但這些企業主要是在商業模式上的創新，而非技術上的大躍進。所以今日最大的挑戰是，面對科技冷戰中國如何確保科技創新。

中美兩國是數字經濟的領跑者。在數字經濟的絕對規模上，中國僅次於美國。數字人才是下一階段中國經濟數字化轉型最重要資源和關鍵動力。中國面臨的挑戰是，中國需要具有數字技術和商管經驗的跨學科人才。

過去幾年，內地不少人也加入了唱衰香港的隊伍。1997年以前，是西方唱衰香港。現在除了西方唱衰香港，我們內地也在唱衰香港。我們必須牢記，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是短期內中國其它任何城市無法替代的。

中美脫鈎對全球貿易跟經濟有相當大的影響。而受到新冠病毒的影響，大家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能不能依賴中國？展望未來全球的經濟格局，特別是全球跨國企業的運作會進入「一球兩制」的時代。

中國絕不能四處樹敵，我們也需要思考為何中國在40年難得的發展機遇之後，我們會陷入這樣的包圍圈，甚至在我們的周圍已經形成了美日澳印四國的準同盟關係。

特朗普不願意出席拜登的總統就職儀式、國會山莊騷亂各派相爭到底是誰的過錯，一連串事件更加清楚地提醒我們，即便美國的民主制度也同樣可能出產獨裁者，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了民主制度，也調整了我們對拜登的期望。

如今，幾乎所有的人都認識到美國社會貧富懸殊是美國走向民粹的根源，也是特朗普四年前得以上台的主要原因。不僅拜登政府束手無策，而且在盛產經濟學家的美國也沒有任何人提出一套良方，問題根源到底在哪裏？

與12年前2009擔任副總統時一樣，拜登也同樣面臨巨大的經濟危機。但這一回拯救方案的最大不同點是他要確保盡快控制疫情，恢復正常經濟生活。拜登還可以寄望什麼？

2020年過後的10年，我們可以期待個人自主的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但新冠大流行也更加清楚地揭示了，在每一個人更加獨立的時代，在強調個人權力的表像之下，人類只有採取集體的協調行動才有望解決人類的困境。

2020年，新冠疫情敲響了新自由主義的喪鐘。歐美政府減少開支，特別是在公共醫療領域的開支，是造成新冠病蔓延的原因之一。

2020年之後的10年，中美兩國是否可能在南海的微型填海島礁發生短暫的戰事？在美國與台灣關係日益密切，甚至半結盟的情形下，面對民族主義高漲，中國大陸會否武力攻佔台灣？

1968年之後的10年裏，全球在70年代發生了兩次金融和經濟危機。我們無法預測未來10年，金融危機何時會降臨。但已故美國經濟學家赫伯特·斯坦因曾經說過，如果一些事情無法永遠持續下去，那它終將停止。

1968年和2020年所發生的重要事件有如此之多的類似之處，這包括大流行病、種族衝突等。因此，在1968年過後，上個世紀70年代走過的歷史，和21世紀的第3個10年是否也有可比較之處呢？

如果特朗普反全球化的立場無法吸引美國的企業和製造業回流，拜登的「美國製造」計劃是否也同樣步上其失敗的後塵？

拜登在華盛頓長達47 年的從政生涯，一直擅長向美國國會山議事廳的另一邊伸出雙手，與對手達成妥協，但如今在美國社會處於分裂和對立時，他將如何開始他在白宮四年的歲月？

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認為內地在金融改革，特別在資本項目方面是要追求「可兌換」而並非「自由兌換」，因為這樣才可以受監管、可控制，不至於像美國般，整個社會被金融專家控制。

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認為人民幣現在的離岸市場，在香港是最活躍的，可是現時用處較少。香港可作為透過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成為人民幣離岸單一市場。

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認為紐約華爾街並不比香港中環有優勢，香港仍可擔當中國與外國的金融橋樑，但面對美國可能的制裁，我們可以利用香港自身的角色，抵銷其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