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筆者多年來對世事的觀察，很多人感到奇怪和不合常理的事，真相往往不是那麼荒誕無稽。另一方面，很多人認為很合理和理所當然的事，真相又未必真是這樣。一般人對市場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解，會否存在着不少偏見？

大部分人對競投私人飛機、限量名車這些奢侈品沒很大興趣，也對於馬斯克投入的航天科技沒有很大興趣。在市場制度下，大家將財富分配到自己主觀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各得其所，不是挺合理的安排嗎？

在現實世界中，究竟這超級拍賣官有沒有可能存在？若他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話，那一般均衡理論學說只是分析的起步。

對很多人而言，轉變和創新不是什麼複雜深奧的概念，但當我們不斷深入鑽研，或許會發現這可以是一近乎深不可測的概念，而格林斯潘的一生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證。

推動轉變其實不一定需要什麼宏圖大計，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很多宏圖都只是動聽，反而單靠市場每個單元做好自己的事，市場的無形之手往往可匯聚成一龐大得多的力量，從而開拓出新的發展大道。

格林斯潘對美國和全球經濟的最大貢獻，可能在於建立了全球市場對美國聯儲局以及再無黃金支持的美元的信任，其事蹟可為創新的定義帶來另一層次的啟示。

格林斯潘在任期間，常談及較抽象的題目，如監管哲學、經濟運作原理、競爭的本質等等。雖然資料很零散，但若我們將所有紀錄湊合起來，對了解他的思想有極大幫助，也很具教育價值。

歷史上好些突破性發展，都是源自年輕人甘願冒險嘗試做一些，時人都覺得浪費時間和徒勞無功的事情。那些年輕金融巿場才會和才可做的事，會否是其中一些香港可考慮的機會？

若今天已斷言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遺址，是有欠公允的；而這樣說的人的動機，亦未必真是有心要為找一個公平公允的真相。

變通、融和、創造，可能亦是伏羲對龍的傳人的寄望和香港未來的關鍵。

資本市場是主要服務三個個體，分別是企業、個人和政府，這三者是同時既是資本的使用者， 亦是資本的提供者， 當中又以企業的角色最為重要。

美國在戰後環球金融貨幣體制的位置，並不是完全出自它的要求，在某程度上，是由盟國加諸在它身上。長遠而言，美國是否最適合擔當有關角色的國家，亦是有商榷空間。

自八十年代中其金融業出現以「放鬆管制」(de-regulation) 為主調的「大爆炸」以後，倫敦是能把握「石油美元」流入歐洲的契機，逐步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美元中心。

美國的建國之父們背叛大英帝國，勝率有點像小大衞面對着哥利拉，勝率他們深知若行動是失敗了，他們要面對的是叛國罪，而他們亦已預知審判的結果會是怎樣。

國際金融中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領域，過去曾有許多城市爭取這一地位，包括阿姆斯特丹、維也納、佛羅倫斯、威尼斯、巴黎和美國費城等，倫敦和紐約的地位和潛力最初也未被普遍看好。

若我們只是着眼於目前或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多事情都是不用多想，一旦我們套入文明和歷史視角，視世事為一場接力賽，那可能對很多事情的看法也會有所不同。當中是否有些事情是值得「知其不可而為之」？

人世間可能有些事情，就應該全力以赴地去做，超越機率計算和現實考慮。孔子一生所做的，會否就是這類「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事？

香港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成就， 其實並非很突出，很多方面仍然落後倫敦和紐約，但香港發展尚算「年青」，仍未岀現太多利益集團盤據經濟環節，以及有着很多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

其實，香港本身是未必需要冒上什麼的風險，只是提供足夠空間，容許來自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人，借助香港金融市場的平台，作出各種由他們自己承擔風險的嘗試，可能已經足夠。

既然紐約和倫敦仍尚未做到100分，香港亦並非完全沒有有關的文化基因，而國際金融中心建立，又是一動輒以百年計的事業，那我們又何需過早斷定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前途已經消失？

驀然回首，甘廼廸處身的，是一個大時代。甘廼廸上任的時候，正當是冷戰的高峰，而甘廼廸當年的競選口號是：「這就是就偉大的時刻」（A time for Greatness）。

記得馬雲曾經對傳媒豪言：「這是互聯網的時代，不再屬於李嘉誠了。」李嘉誠雖沒直接回應，但說過他若見到成功的中國企業家，內心只會為他們鼓掌打氣。

Tesla若不是在美國上市，它能否取得今天的市場估值？我們不能肯定Tesla的美好前景能否兌現，但美國的資本巿場，至少能給予這些另類公司一個可能。

藉由「首要原則」，Space X誕生了，並為世界帶來潛在的革命性和巔覆性的影響。藉由探討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最深深處的基礎」，我們也許能知道到底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金融中心。

在眾多社會現象中，國際金融中心應是最難人為打造的。因此，在香港發展其國際金融中心的事業上，筆者認爲三個主要原則的第一個，就是盡量借助和善用自由市場的力量。

嚴格來說，釋迦牟尼所做的不是將佛教的教義傳播50年，而是用了50年時間，去逐步向凡人傳達解釋一個無比深奧和深不可測的意念，並令有關意念能在人間落地生根。

金融業的真面目，可能比大部分人所理解的遠為複雜和微妙，業內跟業外人士的看法，可以有很大差異。

摩根大通一生喜歡藝術收藏。於他而言，金融可能是有如一能完全掌握和駕馭的工藝，而他就有如一個大師級的工匠。

全球最大金融機構之一摩根大通只是跟摩根有關的眾多公司之一。基本上，J. P.摩根可以說是跨越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工業整合浪潮的主要推動者。他對金融制度提出了什麼一針見血的見解？

香港是一個兩方文化融和很好的例子，但能否繼續發展下去，就得尋找激發港人創新的力量。

近年，中外關係、香港社會都經歷了不少轉變，香港能否維持成功一面，甚至更上一層樓，就在於能否適應這些轉變。筆者認為，香港有能力在文化藝術等不同層面繼續開拓。

香港的誕生是一個歷史的偶然，理論上難以形成獨特文化。不知是命運的安排還是巧合，自60、70年代起，香港竟然孕育出獨特的本土文化，尤其是在影視音樂產業，一度席捲全球華人社會。當中，更蘊含了中西合璧之道。

《易經》的64個卦象是64個「大局」，每個卦象裏的6個爻，可視為「小局」。從大局和全局的角度如何看「未濟」卦對香港未來的啟示？

從《易經》的《序卦傳》中可以看到，我們有需要考慮重新為這城市定位，才能繼續推動這個國際城市、文化之都發展下去。

社會要得以長遠發展，有一群有智慧識見的人，能以公義的角度表達意見、紀錄事件，以及人人都知道有着這股力量的存在，是十分重要的。

常說香港是中西文化匯聚之地，必須把這個優勢加以發揮。但中華文化究竟是什麼？若說伏羲是中華民族的智慧始祖，又是否可信？

佛羅倫斯的例子喻示文化對一座城市的力量可以極其龐大。香港可以在中華文化適應現代社會，以及中西文化融和的議題上多作探索，定能加強香港國際城市的地位。

若城市是一生命體，而香港是一棵樹，原則是要令這棵樹在所有方面不斷成長和發展，我們是否應考慮香港在中西文化融和方面的潛質？

伏羲的智慧，可以理解為為中華民族往後數千年的發展，劃出了一個發展框架。不少人視《易經》為群經之首，諸子百家之始，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對於香港又有什麼啟示？

《易經》和太極的中心思想在於宇宙萬物都是陰陽互動的結果，而有論者更視《易經》為解讀宇宙奧秘的密碼，當中有什麼乾坤？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歷史上，困境的磨練是促成大事業的前奏。而且，從周文王的發跡史看來，要成就大事業，可能真是有一定的法則可以跟隨。

國際金融中心倫敦和紐約分別已有至少300和200多年的歷史沉澱，從很多方面而言，香港跟它們仍有頗大距離，縱然如此，不代表香港無法訂下比今天倫敦和紐約情況還厲害的長遠目標。

香港如何才能處理目前的問題？《道德經》當中哪些字句可以帶來啟示？

香港目前面對的挑戰毋疑是不少，但似乎不見得比黃家駒曾經面對過的困難為大。也許，只要香港能有着像黃家駒那樣的勇氣和堅毅，立心要做一個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大都會，那麼無形之手的力量可能有望被激發出來。

史密斯相信是第一個人發現和指出，在世界的運作中是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仿似能神乎其技地統籌各方的力量，史密斯就稱之為「無形之手」。

世事的發展往往自有其邏輯，我們可以有所謀，但能否成事，很多時取決於我們不能控制的力量。

國際大都會和國際金融中心都是一些只能由自然秩序力量成就的東西，不能靠打造而來的。不過，話得説回來，不能靠打造而來，也並不表示香港要做真正的國際大都會和國際金融中心，我們是沒有什麼可以做。

城市的發展是一場馬拉松，我們不能只看眼前的一段路，最重要的是香港人自己不會放棄，能在客觀現實的局限下，不斷盡力改善。只要做到這點，即使將來客觀環境改變，一直以來的堅持和鋪墊相信應可帶來成效。

無論國際媒體怎麼說，跨國機構和企業怎麼做，香港人要保持一個信念和心態，就是香港是一國際城市，並會不斷朝這個方向改善。

香港島的割讓，實在是有着不少陰差陽錯，甚或糊裏糊塗的成分。

香港是出生於歷史的偶然，而在跟着的百多年，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力量曾經營或理會這地方，因此香港仿如一艘在浩瀚大海中飄浮的小木船。這也許就是香港的「命格」，又或是香港社會的集體無意識重要的構成元素。

我們在分析一個社會的前景時，應該留意社會有沒有什麼集體無意識，若有的話，它的特質和成因又是什麼？以筆者之見，「意外」是了解香港的出身和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

唯有對一個現象或生命的出生和發展有所了解，才能有較紥實的基礎，去評估它的未來，以及應付不同挑戰的能力。

中華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認為很多做人的道理，都可從自然世界中找到啟示。林則除一對聯，隱隱然就是香港今回最終能否渡過厄困的重要關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