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大雄中學老師們的循循善誘，畢業後亦師亦友的相互關懷，奠定了我日後的一些人文價值觀，及自己作為教育工作者的一些信念。

這是重新校準的時候了，ESG改革需要從今天開始。 It is time to recalibrate. The ESG reform needs to begin today.

AI科技的未來發展，不能單靠科學家和工程師，還要靠人文社科學者的參與融合。大學教育要帶動科技發展與人文關懷的結合，令兩者平衡共濟發展。

香港的文化政策還未能追上時代形勢，特區政府必須改革過去僅視文藝為經濟發展配套襯托的思維，擺脫官僚枷鎖，及單向由上至下的政策主導。

畢業生們，如你投入和享受你的工作，覺得有意義而不拘於名、利、權，就應擇善而固執，你會有更大機會獲得人生的最終「價值」。

職業是為了收入與生計，但個人對工作內涵欠缺興趣、投入感或意義，夠鐘下班就希望盡快離開崗位找回真正的自己。工作和獎勵不是愉快的來源，卻支配了自己的生活。

環顧全球，當前的ESG報告模式未能符合不同持份者的期望。不同持份者都很急切期待一個新方向。本文提出了一個基於負責任管理綜合概念框架而修訂的ESSG報告模式，以彌補當前模式的許多不足。

每個傑出領袖都是獨特的，有各自的能力、性格、風格和處事方式。大部分成功領袖是後天打造而非天生的。雖然很多領袖特質是天賦的，但有一些是隨着時間經驗及學習賺取來的。

我鼓勵您們保持開放的態度，欣賞不同的想法和意見。遇到問題與爭議時，從跨學科與不同持份者的角度思考，找出平衡同具建設性的解決方案。我亦希望同學能夠多關心身邊人，建立一個互信互助富人文關懷的校園社群。

隨着香港334新學制改革在2012年的落實，香港的院校都趁機改革其本科課程結構加強通識，這都有利於全人教育的落實。

病態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正面臨一場新的醒覺與改革。

讓我們師生學習反思，究竟我們態度行為的改變，如何能為環境、人類社會及未來生活帶來改變？

在過去幾十年，很多企業高層只顧單一地追求短期利潤和股東價值最大化，犧牲了非股東持份者的利益。

由於優質本科教育的成本高昂及本土學生的經濟能力有限，因此不能成為產生經濟回報的投資，自資院校短期內也難自負盈虧。

香港長期依靠公帑資助大學，私立自資院校起步遲發展較新，私校仍難與公校在資源、聲譽與排名上作競爭，一些社會人士對私校仍欠足夠了解。

B型企業（B Corps）是一種介乎社企與主流企業之間的新型態企業，也是近年一個環球抗衡「賺到盡」的社會運動。

近年政改與陸港關係問題纏繞著香港社會，造成港人不少困擾與憂慮。但對經濟和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包括社會不公、市場扭曲、貧富懸殊與官商民互信，港人也不能掉以輕心。 在過去幾十年，很多企業高層只顧追求短期利潤和股東價值最大化（所謂「賺到盡」），犧牲了非股東持份者（如員工、顧客、公眾及環境）的利益，是導致今天腐敗資本主義許多問題的根由。 為了維持資本主義的正當性及可持續性，我們必須立即行動作出重整改革。近年來，一些另類的概念和做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它們包括企業可持續性、企業公民、三重底線、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CSR）和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s, CSV） 等。這些都旨在改善大眾對商界的印象及創造更多「社會價值」。   大學商管教育的未來 然而，筆者懷疑有多少企業高層真正理解上述不同概念的內涵意義、根本假設及局限，甚至對CSR出現誤解。文獻一般界定CSR為企業承擔起對經濟、工作場所、產品、社區及環境的合規與道德責任。但例如Social「社會」或「公益」一詞似乎過分鬆散糢糊，它是意味着平衡地為不同持份者增值？或是主要指改善外部社區、社會或整個世界？公益性CSR活動是否越多越好?此外，企業在從事公益性CSR活動以創造更多社會（公共）價值之前，是否已先做到守法德和照顧好員工、顧客及供應商？ 事實上，許多大企業正在推行的CSR政策與項目大多為公益或慈善性質，其一般旨在（a）彌補企業活動所造成的社會成本（補償性CSR）、（b）出於純良心利他主義（公益性CSR），及／或（c）提升企業聲譽及業務增長（工具性CSR）。然而，這些CSR項目大部分脫離了企業的核心業務，甚至被一些人認為是「號錢」、「公關秀」或「形象工程」。而實際能產生多少社會價值或效益仍很少有作衡量。 當然有些企業在從事公益性CSR之前一直已善待其主要非股東持份者，也有些形式上遵從交易所的ESG報告指引、聯合國《全球契約》十大原則或GRI《可持績發展報告指引4.0》。也有很多企業高層一方面跟從MSV教條並以自肥，在守法或照顧員工、顧客及社區的利益方面都未有足夠重視（即忽略其社會契約責任），而另一方面他們卻又廣做公益性CSR活動。後者顯然是一個矛盾和無效用的CSR策略。 由於缺乏對「持份者理論」的承諾，這些企業的CSR活動經常受制於股東利益的考慮。當企業業務或盈利情況受壓時，非股東持份者的利益考慮往往被放諸於旁變成次要。換句話說，企業對CSR的承諾很多時會隨著經濟景氣、其盈利或股價狀況而改變。相反，如企業堅持履行社會契約責任及「持份者理論」，就會在任何情況下都兼顧不同持份者的利益，而非出於偶爾或有條件的良心。此類公益性CSR將繼續盛行，但企業的正當性仍受到質疑。 企業的基本責任就是透過合法和合乎道德地（包括把社會成本減至最低）對待各主要持份者以賺取合理利潤，並確保平衡這些持份者之間的利益。過度承諾投入純公益性CSR活動以創造更多社會價值，或許會受到大眾的讚賞，但一般不可長久持續（通常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董事會預先批准的5%年度利潤為可接受），私人企業或家族控股公司可作例外。 管理層不應犧牲股東及其他持份者的利益，過分慷慨地從事此類純公益CSR活動，除非額外的活動也能為企業帶來額外的經濟效益。這些創新的策略性CSR項目（基於企業自己的核心業務）以同時創造經濟和社會價值，與哈佛學者Porter和Kramer提出的「創造共享價值」（CSV）概念相類似。 值得注意的是，有其他公益目標機構（social-purpose organisations）如非政府組織、社會企業和Ｂ型企業，專注於特定的社會問題，比主流企業可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通過採用持份者為本模式，主流企業可以協助或與公益目標機構合作以轉變自己成為積極的社會創新者，創造更多共享價值，並強化公民社會基礎和改良公共制度／政策。 總括來說，如果企業只專注於股東利益、不着重持分者的看法、和不理解其社會契約責任，只將資源大幅投入公益性CSR，效益很有限甚至阻礙企業目的改革，因許多當前根本問題仍然存在未解決。 我們需要結束以股東利益為上的市場慣例，並創造一個新的社會規範。重回持份者為本模式需要一個轉變過程。這個過程有賴地區內的一些有遠見和智慧的政商學領袖作出先行者的角式，創建改革力量的基礎。這個目標也可以透過教導大學商學院學生認識社會契約的本質和不同持分者的參與角式來達到。只有這樣透過眾多單位的努力，自由市場與大學商管教育才可以見到美好的未來。

筆者相信人文教育的沉寂一因人文學科傳統教學方式出現了問題，二是一般人對人文學科本質的認識不足。

李博士美國大學畢業回港，在本地一家鐘錶公司工作，兩年後他在公司聚會中認識了日本鐘錶大企業「星辰錶」的代表，並獲聘加入該公司駐港機構新設立的營業部。他直言這是人生一大轉捩點，讓他學習到日本公司的工作模式。

吳博士預期象牙業式微，於是與合作夥伴轉型至珠寶金飾。憑着出色的工藝和客戶的信任，成功將珠寶外銷至美國。1989年，港府正式停止象牙進出口，他便全力投入珠寶行業，並於1991年在番禺設廠。何校長指出這歷程反映了領袖視野和把握機會的重要性。

由於缺乏對「持份者理論」的承諾，企業之公益 CSR 活動經常受限制於股東利益考慮。當企業業務或盈利受壓時，非股東持份者的利益考慮往往被放諸於旁變成次要。

費里曼（R. Edward Freeman）是最早推動持份者理論的管理學者之一。他的模式包括六類持份者：股東、高層、員工、顧客、供應商及社區（包括環保）。他們應對企業重大決策有參與權，並期望不會只被視為工具或手段。企業高層有權責將企業管理得好，並小心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

過份或濫用的高管股票期權薪酬計劃令到管理層過份冒險以爭取短期股價上升，也導致過高不合理的薪酬（在美國2012年一個 CEO 的薪酬可以是一個普通員工的350 倍）。在 MSV 的理念下，企業傾向高借貸、高股息及頻密回購股份的政策，但減少產品創新研發的投資和低層員工的薪津。

金融化與世襲化的資本主義需要迫切改革以拯救其正當性與可持續性。對它的未來改革，筆者仍是樂觀正面的，因它有一套「自我調整機制」。但單靠政府的公權力量並不能做到，商界、學界和民間組織如能及早作出醒覺及價值觀改變，相信我們仍可以創造另一個可持續的「綠色資本主義」。

狄博士當社工，後來曾從政，是源於服務心態，希望解決社會和家庭問題。他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地方行政開始開放，於是參與區議會選舉，成功當選。1991年立法局開放選舉，他在朋友鼓勵下再次參與並取得成功。

胡主席點播了羅文主唱的《獅子山下》，因為歌詞很能表達香港精神，任何理想都要付出努力去追尋。他提到時下的年輕人學歷較上一代高，因此投身社會時希望取得高職，將理想放在很高的位置，自尊心也較強。他指出，年輕人若對上司不滿或有訴求，就必須坦白告訴上司自己的想法，一起解決矛盾，切忌將矛盾極端化。

領袖之道，必須講求下情上達，在上者要了解下屬想法，讓下屬對決策有歸屬感。

身為成功的企業家和公共領袖，胡主席的人生追求並不複雜，只希望香港是我們的家，可以讓大家開心和諧的城市，安居樂業。他分享，每件事都可從不同角度去看，如以正面態度看待事情，做人會比較開心。

談到自己的領導風格，葉太認為自己比較偏向哈佛大學 Joseph Nye 教授提出的「軟力量」，不靠權力和競爭，而注重共同合作和共享願景，近似女性領導風格「femaine style leadership」。

何博士談到生命最重要的，莫過於有自由意志做自己最喜歡的事。他認為，人生並非單以金錢至上，更重要是既平衡生活的需要，又追尋自己的理想和興趣。他認為追求理想需要自己努力爭取，不要放棄，有時候失敗了，就不要緊張成敗得失。

黃局長土生土長，小時候住在唐樓的板間房，後來有幸抽到位於慈雲山的廉租屋，成功「上樓」。他記得，家裏可以看到獅子山與飛鵝山，喜歡望日出、日落、雲海和舊啟德機場。後山成為了他小時候的天地，喜歡跟大自然接觸。

施先生說，追求快樂是每個人的權利，但必須根據佛洛伊德的理論，為長遠快樂，壓抑眼前的快樂。他認為自己雖然時常微笑，但也有遠慮，經常做一些籌劃。施先生也分享了自己的快樂方程式，在吃飽穿暖之餘，將自己期望調較至現實的水平。

只要知道天下之大，到處都是英雄好漢，就可學會謙卑走向正路。

黃博士認為出色的領袖需要以身作則，並非單單指揮別人工作，而是成為榜樣，讓追隨者信服，以德服人。

她以前開會，務必要引同事最少笑三次，因為討論題目已經難，又要構思對策，如果不笑一下，大家都撐不了。

阮太有個愉快童年，一段開心婚姻，還有兩個乖巧女兒，人生快樂。她的快樂方程式可濃縮為一句座右銘：「Count Your Blessings」。

對於「一代不如一代」的說法，張教授並不認同，強調每一代都有其機遇，但也面對獨有的挑戰，而機會是隨着世界形態的變化而成，因此是「一代人，一代事」。

他記得，有次與師兄一起到維園一座小山觀星，他突然想到星與星之間的黑暗地方，那一刻感到空間無限，自身渺小，從此更愛上天文。

正如著名台灣歷史學家許倬雲教授曾指出，本來是馬拉車，而現在改為車拉馬。這都是令人擔憂的改變方向，社會領袖和高等教育工作者必須經常作出反省。

蔡醫生點播了R. Kelly的 I Believe I Can Fly 一曲，指出世人不知不覺形容很多年輕人為「失敗者」，而制度也慢慢傾向只協助某些人飛翔，所以他認為系統需要變革。他舉出單車運動員黃金寶的例子，說明了對人的信任，可將其最好的質素發揮出來。

他把同事當作一塘魚，他的職責就是把魚塘管理好，令魚快樂做事，為客戶服務。就像魚塘中有三種魚：水面魚、水中魚和水底魚，愈近水面的愈需要更多氧氣。身為管理魚塘的人，不可以罵魚。當需求氧氣不多的底兩層魚逐漸掙扎的時候，就得檢討魚塘的生態安排是否有問題。鍾先生指出，這種哲學也適用於公司的管理。

曾於哈佛商學院完成環球領袖課程的彭主席認為，成功領袖首重同理心（Empathy），代入他人的空間和思維。

對於年輕人的躁動和不安，霍教授認為以歷史角度而言，表示對傳統體制或現存社會措施有所不滿，逼使大家反省調整，追求理想。

陳主席點播了Frank Sinatra 的 My Way，因為當中的歌詞表達了他人生旅途做過的多個選擇

本集的嘉賓是公民黨現任主席余若薇。她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和英國御用大律師，連續三屆獲選為立法會議員，也是公民黨的創黨黨魁。

本集的嘉賓是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高醫生是骨科專科醫生，曾任醫管局的高層領導和私人執業，主管過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及防癌會等，身兼多項公職，是位出色的社會領袖。

從選舉之中，李慧琼體會到年輕時應作多方面嘗試，不怕吃虧。

從選舉之中，李慧琼體會到年輕時應作多方面嘗試，不怕吃虧。

蔡冠深認為親和力也可以避免自我膨脹，以防被權力沖昏頭腦。

蔡冠深認為親和力也可以避免自我膨脹，以防被權力沖昏頭腦。

目前，教授的工作評價都主要取決於出版和取得研究項目，教學反而看得最輕。這令年輕教授備受壓力，花在學生個人培育的時間愈來愈少。

目前，教授的工作評價都主要取決於出版和取得研究項目，教學反而看得最輕。這令年輕教授備受壓力，花在學生個人培育的時間愈來愈少。

梁智仁憶述以前在公立醫院工作，周一至周六都忙碌，後來在公大時只工作五天，經常見到面露笑容的同事，明白一天與兩天休息的分別，所以更珍惜周末時間作平衡。

梁智仁憶述以前在公立醫院工作，周一至周六都忙碌，後來在公大時只工作五天，經常見到面露笑容的同事，明白一天與兩天休息的分別，所以更珍惜周末時間作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