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改革開放首戰是解散把農民緊緊固定在土地的人民公社，那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荒唐低效的制度。然後是出訪美國，為後來全球化大潮中中國攫取幾乎所有利益，帶來崛起作了鋪墊。
橫洲公營房屋發展爭議對梁振英政府來說是公關大災難，災難的根源是政府高層的不統一。
在回教徒看來，西方為了對付他們，已撕下了面具，連之前到處宣揚的人權與自由都拋棄了。
香港是法治社會，產生問題最終都以法律定對錯。但政府發行的貨幣連政府機構也拒收，實在可笑，也說不通。
王志勤說：「移動通訊特點是全球漫遊，舉例以往我們到日韓，便需要換手機，相當麻煩。將來我們出國商旅便不需換手機！」
對於「一黨領導」體制下各朝的敘述，各帝執政理念、功過的評論，應緊貼歷史場景，詳讀相關的重要文獻，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理性思考，而不是與小道新聞的「政治假想」共舞。
中國可以制約美國，保障朝鮮的政權安全，甚至是領導人的個人安全，但中國必須要求朝鮮進行內部改革開放，成為正常國家。
周總理這一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是個典型的儒家，和我的父母親同屬於一代知識份子。
Ellenberg 在這本書裏向讀者介紹的，是第四類問題：簡單但富有深意的數學問題，如直線和曲線、統計學、概率、博弈論、集合和羅素悖論等，當中毋須涉及冗長的運算或複雜的定義和定理，卻包含了深邃的數學道理。
假使香港變為左傾平均主義社會，保持「一國兩制」的理念便蕩然無存，這既有違《基本法》第五條規定，而《基本法》亦將不合時宜。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將是一場災難，自由將會蕩然無存。
It is time we took our land use discussion to another level, where the wider public interest takes precedent over other vested interests, including those so-called local kingpins.
80後強勢，戰後嬰兒紛紛交棒，年輕選民亦理所當然選出同齡代言人，造就今次選舉結果包括兩大陣營年青議員出線。
如何協調建制派在立法會選舉中的參選名單、選舉策略，令建制派取得最多的議席，應該是中央賦予中聯辦的任務。在英殖時代，獲港督委任的立法會議員最終須聽命港英政府；今天，獲西環加持才能當選的議員自然視中聯辦為衣食父母；這是有人理直氣壯認為向中聯辦「講下」自己在立法會的工作係「好正常」、「非常之恰當」的原因。
台灣25萬軍人、公務員和教師有史以來首次結盟上街，抗議蔡英文政府霸凌式的年金改革挑起族群、階級對立。前行政院長郝柏村等逾20名退休將領參與，藍營士氣大振，稱這是「倒蔡第一槍」。
由反國民教育到港獨運動，再到參選立法會與區議會，站到叛逆前線的是青年。
珠三角得益，香港會否能分一杯羹呢？
由於大氣層的變化無分國界，所以沒有國家和地區能夠在這個危機當中倖免。
有危就有機，當大家憂患意識提高，凡事三思，不再率性而為的話，立法會的糾結不是無法可解，整體社會族群撕裂的傷痕也不是沒法縫合。
毛澤東革命成功后，他成了開國皇帝，視所有人為他的臣下而為所欲為，沒有人能阻止他，一直到上天終結他的壽元，才改變這一歷史的逆流。
毛澤東發動紅衛兵運動的第一個動機，是組織紅衛兵充當政治鬥爭工具，類似20至40年代德國納粹黨的黨衛軍（親衛軍）、衝鋒隊，是參與監控社會和政治鬥爭、絕對服從於領袖的暴力組織。
這是首次有局長在選舉前呼籲投票。而在張雲正向公務員發信之前，亦有多個公務員團體呼籲會員投票予「為公務員發聲」的立法會候選人。這一連串的舉動惹來批評，認為會影響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
我認為周總理是一個絕對的儒家，君是君，臣是臣，一切以國家社稷為重。如果他當時和毛澤東一旦拔刀相向，他既不會成功，說不定會使中國社會大亂。那麼中國老百姓還會有今天——吃飽穿暖，到處自由旅行的和平社會？
十七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帕斯可（Blaise Pascal, 1623–1662）說得深刻：「世界上罪惡的出現，是因為一個人無法獨自坐在一個房間裡。」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中環和西環都有出重賞的能力。
如果要改變香港和台灣的局面，促成大陸與兩地的關係向整合方向而非分離方向發展，大陸必須首先改變現在的思路和具體政策。這至少可以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著手。
｢手段｣只能服從｢目的｣和｢效果｣，由於｢手段｣的不正確，任何良好的願望可能引導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走向地獄。
Being a legislator also entail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rticulating voters’ interests and demand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legislate with the larger interest of the community in mind. Lawmakers will find that rational discussion and political moderation are far more likely to bring the results they seek.
本文無意針對梁特首本人，但以事論事，當特區最高領導的誠信不斷受市民質疑，而他又得不到非建制派議員的基本信任時，政府與下屆立法會的關係根本沒有可能改善。
研究地緣政治的風險，最簡單的指標是這個國家為地緣政治。愈具戰略地位的，愈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我從來支持民主，但卻對它抱有很大的保留，正因如此，我更相信小政府與人民的自由來得更重要，就算民主制度出錯，小政府與自由都可把損失減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