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蘇榮等「超級大老虎」受擒，特別是周永康成為30多年來首名受查而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官員，同時也成為首位落馬的正國家級領導人，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慣例。
〈點點回憶〉是長篇的文革紀事，原載北京《當代》雜誌，涉及羅瑞卿事件、黨內鬥爭的殘酷。更為重要的，是探索了「一黨領導」體制弊端，特別是高度集權下的家長制一言堂。
用學術的觀點去看殖民地，殖民地主義者根本稱不上有什麼道義可言。在長達好幾百年的近代西方殖民地主義橫行的記錄裏，無論是法理的道義，或是人道主義的道義，都是背道而馳，否則戰後成立的聯合國就不會呼籲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者在1962年之前放棄他們的殖民地。 殖民地主義者不肯放棄殖民地 從1945年到1962年之間，殖民地主義者為了要繼續殖民地統治，發動了連年的戰爭，像越南戰爭，以及非洲數以百計的戰場，便是人類史上罕見的兵燹，有關殖民地主義者在戰後20年的戰亂，學術研究的著作可說是「汗牛充棟」，不勝枚舉。 這裏隨便拈來，Martin Meredith 所著：《非洲國：五十年獨立史》，是一本將非洲戰後由獨立建國前到建國後的50年遭逢戰亂的悲慘歷史，原因就是殖民地人民要結束外國統治，但殖民地主義者不肯放棄殖民地，即使聯合國通過決議要所有殖民地主義者放棄他們的殖民地，以1962年為限。可是西方殖民地主義者卻想盡辦法，打着各種名堂繼續插手干預，其中被當成理所當然的便是：因着人權、民主、自由的道義責任叫他們欲罷不能。 真相如何？Bob Geldol 介紹此書說：如果你未曾閱讀這本匪夷所思的書，你連非洲近代政治的皮毛認識也稱不上。這本書中描繪得最深入的一個歷史個案，是剛果獨立之父盧蒙巴當上總統後，迅即被前殖民地比利時當政者伙同其殖民地殘餘分子綁票分屍各地荒野，無法找回全屍。 剛果是非洲面積很大的國家，是比利時的殖民地，面積是比利時的77倍。1960年獨立時全國只有幾位大學畢業生（由外國歸來）。比利時捨不得這塊大地豐富的資源，不斷掠奪其資源，不開發當地人力資源，卻說其沒條件獨立建國，因此比利時有道義責任要留下來開發這個國家！像類似的借口，成為殖民地主義者常見，聯合國看不下去，因此斷然一刀切，定下1962年為全球終止殖民地的年限。 以上所述，是有感於英國外交事務委員會正在設立委員會聆訊調查有關《中英聯合聲明》在港的落實情況，英國這聆訊是出於其對港仍有「道義責任」的想法，令我想起1997之前中英開始談判後的十多年不斷被觸及的英國對香港的「道義」問題。當時討論得最多的是九七後香港有370多萬「英屬土公民」，英國要怎樣處理他們？他們會不會被遺棄？一個最直接的想法是英籍民身份可不可以移居英國？ 香港「英屬土公民」不准移民英國 為了這問題，當時擔任香港行政議員的鄧蓮如和鐘士元曾代表他們企圖說服英國政府為着道義，這370多萬曾宣誓效忠英女皇的「英屬土公民」應得到保障。可是英國仍堅持這個「英屬土公民」的身份早在1971年已被取消移民英本土的資格。 1971年是因為烏干達政府要驅逐該國印裔的「英屬土公民」，要他們回去英國，英政府當時有見於數目太大，火急在24小時內由國會通過立法，取消所有殖民地的「英屬土公民」移居英國的資格。許多烏干達印裔英公民趕不及在24小時抵英的，全部被迫要另找其他國家移居，他們的尷尬與狼狽，一時引起世界關注。 鄧蓮如的丈夫還是道地的英國本土白人，鐘士元是港英政府的重臣，如此地位卻說動不英國重新立法收容香港的「英屬土公民」，最後還是中國有見於他們是「香港同胞」的道義之情，不介意英國用「英國國民（海外）」（British National-Overseas簡稱BNO）的身份讓他們繼續留居香港，同時也可用「香港特區護照」的中國公民身份。兩者不同的是：前者不能定居英國，後者可以定居中國領土，包括香港和大陸。前者唯一的作用是在中國領土之外，可持 BNO 向英使館尋求援助，中國使館也然。 澳門葡公民可移居葡萄牙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澳門的葡萄牙公民，不論華葡都得在主權轉移後，移居葡萄牙，也因為葡國加入歐盟，其公民因而取得在其他歐盟成員國定居與工作的資格。港人聞言，有不少在澳門出生的，趕急回去向澳門特區政府要回「澳門身份」，不少人遲了一步，被通知早有人冒領了他們的身份，年湮月久，要找文件重立澳門出生身份，談何容易？比較港澳的英葡兩種不同對待其殖民地屬土公民的態度，可見澳門的葡國身份，在港人心目中比英國身份有人道得多！ 除了港人身份的問題外，不少港人（尤其是80後與90後）還認為香港在回歸前的80年代後的香港，一片繁榮與安定，是英國統治香港的貢獻，大陸卻遠遠不如，因此認定英國待殖民地並不寡情薄義，而是有情有意，大公無私。 可是若從過去一個半世紀去看，由於從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掠奪資源，英國本土的發展達到帝國興盛繁榮富強的高峰，香港同期間卻遭遇到一片混亂，變成各種負面的「天堂」：走私鴉片的「天堂」、販賣與綁架「豬仔」勞工到英國海外殖民地的「天堂」（「豬仔」在美國、加拿大、澳洲與紐西蘭等英殖民地過着非人的待遇，還引發當年上海同胞發動了一場著名的抗議游行）；英國洋行大班紙醉金迷的「天堂」；還有華洋雜處道德淪喪的「天堂」（娼妓，偷、盜、搶、騙、黃、賭、毒橫行，直到20世紀50年代，香港還盛行「阻街女郎」當街當眾「拉夫」！）。 英國對香港沒有「道義」可言 其他一應民生的條件都未到位，吃水奇缺，直到50、60年代還會因排隊領水而秩序大亂；住房問題與新加坡脫離英殖民地統治後相比，香港的木屋、臨屋與新界遍地「鐵皮屋」直到80、90年代主權轉移前才得到改善，但卻遠遠落後於新加坡，新加坡早在60年代已完成殖民地時代的貧民窟拆除，並提供足夠的「組屋」安頓他們，以租或購的辦法讓居者有其屋。 新加坡其他一應的醫療、教育、社會安保、工作待遇、個人儲蓄等一應改善民生的管治都把港英時代的香港拋離在後，直到今天，香港在房屋、醫療衛生、個人收入與儲蓄、公共安全等等，都因為港英政府管治不當留下來的負累。因此，不比較，不看過去的紀錄，還以為英國是對香港這塊殖民地盡了管治的「道義」呢！其他還有種種不夠「道義」的地方。 總之，作為殖民地主義者，不說「道義」也罷，真的要說，所有殖民地主義者都不配！本文作者見證了從英國三個殖民地「捲地鋪」走人，也領教過他們的所謂「道義」，看了英國為《中英聯合聲明》大談「道義」，不勝噓唏！ 原刊於《大馬華人周刊》，作者授權轉載。 （圖片：亞新社）
當他們意識到今天的特朗普已經勢不可擋時，才醒悟過來，意識到美國民主竟然也能產生這樣一個他們所不能接受的候選人。
對於中央來說，地方政府的內部管治問題從來不在他們的雷達區，除非內部問題上升到全國範圍。
上星期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來港「視察」，是代表中央政府及國家主席習近平向港人宣示調整對港政策。所以他一下機便請新聞界傳達習主席及中央對香港市民親切問候的良好祝願。（可惜新聞界卻始終沒有機會代表香港市民向張德江提問。） 一國兩制的初心 在特區政府安排的香港社會各界歡迎晚宴上，張德江發表重要講話。重中之重是他回顧當初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在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前提下，照顧香港的現實，最大程度保持香港的特色和優勢，以及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他稱中央體現了和堅守這個「一國兩制」的初心。他表示，在「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的原則下，港人對自己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的珍視，理應得到尊重；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則是對香港「本土」實際情況的最好照顧。因此，極小數人排斥「一國」，甚至倡議「港獨」，是違背了「一國兩制」的初心。 現在中央提出一國兩制初心論，包括明確尊重香港原有生活方式和核心價值，值得絕大多數港人真心地鼓掌歡迎。實事求是，過去幾年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有所動搖，主要原因是中央對港政策偏離了初心。國務院於2014年6月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對一國兩制的演釋，包括法官必須愛國等，便是個明顯例子。 尤有甚者，中央官員、學者，特首及政府官員，在港的中央機構，以及一眾愛國人士對港人的疑慮不是嘗試去化解，而是用「愛國神聖、不容爭辯」的大帽子壓下去。 再舉一個偏離初心的例子。無論是按照國家憲法或《基本法》，中央當然可以在有需要時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但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特首有責任向中央據理力爭，維護港人的利益；而在「原有生活方式不變」的保障下，港人可以各抒己見，包括表達一些中央認為不正確的言論，而不應被視為矛盾的敵方。以前者為例，今屆特首在令港人惶恐的李波事件上暴露不敢向中央陳請的懦弱形象。以後者為例，直至今次張德江來港，不少香港選民視為溫和的民主黨派，都被中央和特首劃分為不可溝通的反對派。 張德江講話有什麼含義？ 張德江今次來港示範了一國兩制最初構想時的包容，就是史無前例地與幾位泛民議員會面，聽取他們對特區政府及梁特首的批評。他在離開香港前會見各界代表時，特別強調中央不分黨分派，會耐心聆聽不同意見，聽到之後將來可以交流。 張德江的講話，港人有信或不信的自由。但官員和建制人士卻沒有不跟從提示的選擇。我們應該在未來幾個月看到中央對港政策調整後的影響。讓我在下面舉出兩個情況供讀者參考。 第一、在張德江視察期間，全程笑臉迎人的梁特首會否繼續保持低調，甚至低聲下氣？有人在張德江尚未離港時放料，指他對財政司長曾俊華的滙報有意見。我估計此事曾令中央非常不滿，所以梁特首立刻出來澄清。我相信日後會看到梁特首積極地向泛民伸出友誼之手，例如已有傳聞他會帶領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深圳。這個改變是否為時已晚，留待博奕雙方考量。 第二、標榜愛國愛港的團體及個別積極分子日後的表演會否回復正常？今天香港亂象之一，正是不少人以「愛國」為名」，行「一制」之實。例如有人包圍法院，斥罵法官，甚至呼籲在網上對個別法官「起底」。有官方色彩的全國港澳研究會亦曾發表言論，指旺角騷亂是司法機關姑息暴力的後遺症。面對這些衝擊法治的行為，律政司長卻顯示罕有的包容態度。 有人指張德江在講話中希望香港的司法機構絕不能姑息縱容違法行為的說法是施壓之言，甚至是替批評香港法官姑息「暴徒」的言論背書。我認為這個結論不正確。有關句子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法律之上」、「行政區政府⋯⋯切實履行維護法治的神聖職責」、「公正司法」、「社會各界對那些衝擊法治底線的行為也應該嚴厲地譴責」等字眼。張德江更強調「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 香港失去法治，兩制便融為一制。既然張德江強調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的說法沒有根據，我相信打擊香港司法的言行會收歛，甚至暫時消失。 是次行程對9月選情的影響 在中央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下，我更希望警方的刑事調查，律政司的檢討決定，和廉政公署如何處理涉及梁特首的案件會令港人恢復對法治的信心，否則特區政府便是違背了中央要求的「履行維護法治的神聖職責」！ 中央選擇在9月立法會選舉前向泛民釋出善意，對建制派的選情其實是利大於弊。一方面，激進分離派會繼續，甚至加強狙擊泛民。另一方面，中央容許梁特首受辱，令部分不喜歡他的建制選民消氣，有助鞏固票源。正如我之前分析（見〈建制派選舉穩中求勝〉4.5.2016），在非建制派碎片化的效應下，建制派完全有機會在地區直選上取得多數議席。所以泛民如何應對中央下一步的「交流」而又對選情有助，是個考驗智慧的政治難題。 無論如何，港人應該對張德江的講話「信住先」，看看特區政府和建制人士是否改弦易轍。同時，我們要繼續保持警惕，堅決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特別是法治和言論自由（包括講「獨」的自由。） 最後，張德江稱中央把香港內地化的說法沒有根據。其實張德江此行剛好凸顯香港的內地化問題愈來愈嚴重。實事求是，這個問題與中央和特區政府有莫大關連。我會在下篇文章詳細討論。 原刊於《信報》，作者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亞新社）
「你剛才不是說張德江對泛民的客氣態度會助長他們的氣燄嗎？怎麼又說對建制派有利？」「那你說吧，張德江破天荒與泛民會面，擺出溫和姿態，有什麼目的？」
返國內三個月後回德國來，發現目前德國的難民潮開始有所平靜，不但媒體議論少了，在柏林和漢堡的馬路上已經看不到那些穿着很顯著的中東人。他們逐漸地適應了德國的社會。
毫無疑問的是，自從蔡英文成功當選台灣地區新領導人以來，5月20日的就職演講就成了兩岸千呼萬喚的政治表態。蔡英文到底會不會在這一天表達自己對「九二共識」的立場一直是一個箭在弦上的問題。
西方民主推行了三百年，所得到的卻是社會質素年年下降，最終是人的危機：人存在的危機、人明日的危機。
蒙古或許是中國繼巴基斯坦、吉布提之後，又一個龐大的國別投資計劃。
跡象顯示台灣新任領導人蔡英文幾乎不太可能在就職演辭說出「九二共識」或「一中」原則，兩岸下一步充滿變數。
習引古人話說：「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爺（指少爺、姑爺、舅爺），廢職亡家。」「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 習還披露：「在年前的中央政治局專題民生生活會上，我專門強調了這個問題。我說，我在這裏跟大家語重心長囑咐，要操這點心，家裏那點事有時不經意可能就溜過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漸，不要護犢子。幹部子弟也要遵紀守法，不要以為是幹部子弟就誰都奈何不了。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處理，而且要從嚴處理，做給老百姓看。」習敢警告幹部子弟，顯示已掌握一些有問題者情況。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習近平首次明示對觸犯黨紀國法的幹部子弟要從嚴處理，可謂道出民眾心聲，但能否增強民眾對執政黨的信心，則要看是否真的付諸行動！ （封面圖片：亞新社）
張德江下香江，這些天成了全城熱話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5月17至19日在香港視察3天48小時。這位目前中國體制內主管港澳事務的最高層國家領導人南下，是中共十八大後首位政治局常委訪港。這次張德江抵達香港，是自2014年香港「佔領行動」、2016年年初二旺角暴亂以來，首度有國家領導人視察香港。 撰文：江迅（《亞洲週刊》副總編輯） 從「訪問」到「視察」 熟悉中國國情的大多會注意到，新華社早前提到張德江將來香港視察，沒有使用以往國家領導人「訪問」香港的字樣。在內地，國家領導人下地方都是「視察」。 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的有關張德江的文件、稿件，原先都用「訪問」一詞，直到17日，即張德江抵達的這一天的傍晚，特區政府所發出的文件和稿件，開始轉用「視察」一詞。 記者從北京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獲悉，張德江此行香港，是為2017年7月香港回歸20周年大慶，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香港「打前站」。香港回歸後，一個時期來西方勢力不再重點聚焦香港。但近年，香港政壇「自決」囂張，「港獨」暗湧，西方勢力又重新回頭看重香港，此際，委員長視察香港別具一番深沉意義。 張德江在香港的第一天多個場合的講話，強調香港面臨一系列挑戰，也面臨難得發展機遇，希望政府官員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重點。這與他月前提出「香港地位源於經濟，不應將經濟問題泛政治化」的說法同出一轍。當下香港，經濟連續滑落、政治生態日趨惡化、民生難題亟待破解，張德江是受邀出席由香港特區政府主辦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作主題演講，並視察香港。 對此，各路學者紛紛闡述：有的說，在香港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張德江此行，無疑「有鼓勁打氣、指牌引路」的意圖，預料也會拋出一些「挺港」之策，幫助香港擺脫目前困境；有的說，此行藉參加論壇之際，是為2016年9月立法會選舉和明春3月特首選舉，布兵擺陣，協調運籌。 「一帶一路」與「最後機會」 不少專家稱，國家的「一帶一路」是香港振興的最後一個機遇。北京專家對此指出，「最後機遇」之說並非危言聳聽。「一帶一路」無論對香港還是對國家，甚至對亞洲都是千載難逢的大機遇，對香港而言，是經濟轉型而發展的重要機會，一旦錯過很可能就會喪失幾十年時間。張德江18日在「一帶一路」論壇上發表演講，宣示中央挺港態度不變外，更從實際角度具體呼籲香港把握「一帶一路」機會。否則，也沒必要今次有發改委、央行、商務部、外交部一批高官隨張德江訪港，這無異是一次在香港的「現場辦公會」。 針對如何落實香港在「一帶一路」中的角色，如「超級連絡人」，香港一直未能拿出像樣的方案和態度，若僅停留原地，沉湎於「馬照跑，舞照跳」的轉口貿易時代，不思進取，不把握機遇便會下沉。中觀研究所所長、資深時評家劉瀾昌說，主管香港事務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來港，推廣「一帶一路」是重點。事實上，港人從上到下都還有許多糊塗認識，一些人以為「一帶一路」無關香港事，一些官員則高看自己，口口聲聲要給內地「帶路」。理性看，國家推出「一帶一路」的大戰略，這將貫穿當下至本世紀中葉以至更長遠的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全過程，也是香港繼上一次搭上中國改革開放快車的再一次機會。不過，「一帶一路」或許是香港再起飛的最後一次機會，因為錯過了這次機會，香港將必然淪為中國二三流城市。 香港和內地一些學者在多個論壇場合上都有共識：香港在「一帶一路」的參與是否提速？力度會否增加？社會各界對「一帶一路」的認識會否加深？能做到的話，張德江的香港之行便更有意義了。面對「一帶一路」的巨大蛋糕，香港今後如果能在合作中收穫不菲的紅利，未來20年經濟上行的曲線幾乎現在就可以劃定。可以說，張德江委員長就是為「劃定香港經濟上升曲線」而來。 （封面圖片：亞新社）
中共機關報章《人民日報》2016年5月3日刊登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1月12日在十八屆中紀委第六次全會上講話「全文」，這一罕見的做法立即引發北京政壇的熱議和國際社會的關注。 縱覽講話萬字全文，至少可以發現，習近平首次透露中共新高層十八大以來高壓反腐和清除「四風」的根本目的在於清除黨內的野心家、陰謀家，以穩定執政根基；首次揭示黨內野心家、陰謀家的主要特徵是口是心非的「兩面人」，要求善於辨別；首次警告幹部子弟，不要以為是幹部子弟就誰都奈何不了。 北京政界人士評析，習近平的1．12講話鄭重表明，中共新高層今次的高壓反腐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戰略決策，旨在揪出野心家、陰謀家，杜絕後患。同時表明將對觸犯黨紀國法的幹部子弟從嚴處理，若能兌現，將消除人們對「反腐會對幹部子弟網開一面」的懸念，相信今次反腐動真格。 野心陰謀 多種表現 習近平講話最出人意料的是，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共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從內部侵蝕中共的執政基礎。 習近平說，十八大以來，中央反覆強調領導幹部要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但反腐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高層腐敗分子往往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生活腐化、作風專橫於一身：一、有的置若罔聞、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團團夥夥，一門心思鑽營權力；二、有的明知在換屆中組織沒有安排他，仍派親信到處游說拉票，搞非組織活動；三、有的野心不小，揚言「活着要進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寶山」；四、有的在其主政的地方建「獨立王國」，搞小山頭、拉小圈子，對黨中央決策部署陽奉陰違，為實現個人政治野心而不擇手段。 「這些問題是關係黨和國家政治安全的大問題，難道還不是政治嗎？還用得着閃爍其詞、諱莫如深嗎？」習直言：「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從內部侵蝕黨的執政基礎，我們不想投鼠忌器，顧左右而言他，採取鴕鳥政策，這個必須說清楚。全黨必須講政治，把政治紀律擺在首位，消弭隱患，杜絕後患。」他引用杜甫詩句「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說，如果不除惡務盡，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死灰復燃、捲土重來。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中共對黨內「野心家、陰謀家」的提法並非始於今日，在毛澤東主政後期，林彪曾被稱為「野心家、陰謀家」；在鄧小平主政時期，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江青、康生稱為「野心家」，高崗、饒潄石也稱為「野心家」。 時隔35年後，「野心家、陰謀家」被主政的習近平重提，習還痛斥周永康等的非組織活動，顯示隱患未消弭、後患未杜絕，顯示紮牢監督權力的制度籠子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 口是心非 做兩面人 習近平在講話中特地痛斥惡化政治生態、危害黨和人民事業、損害黨心民心的一些行徑。 一、習毫不留情地揭露，「十八大後查處的領導幹部，很多在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上沒有收手，貪圖享樂、大吃大喝、花天酒地、驕奢淫逸，依然我行我素。」 二、習指社會上出現反腐影響經濟發展，反腐是權力鬥爭，反腐應當緩緩手，等等興論傾向。「如果這一次還是出現反彈、出現回潮，那人民就失望了。軍令狀不是隨便立的，我們說做就要做到。」必須加強輿論引導，說清楚反腐不是爭權奪利的「紙牌屋」，也不是有頭無尾的「爛尾樓」。」 三、習總相對於「遠在天邊」的「老虎」，群眾對「近在眼前」嗡嗡亂飛的「蠅貪」感受更為真切。「微腐敗」也可能成為「大禍害」，它損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眾獲得感，揮霍的是基層群眾對黨的信任。所以，也須除「蠅」務盡。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引人注視的是，習近平揭示黨內野心家、陰謀家的主要特徵是，口是心非「兩面人」。「我說過『兩面人』的問題，大量案件表明，黨內有一些人在這方面很突出。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很會偽裝，喜歡表演作秀（騷），表裏不一，欺上瞞下；說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有的張口『廉潔』、閉口『清正』，私底下卻瘋狂斂財，手腕高得很。「這種口是心非的『兩面人』」，對黨和人民事業危害很大，必須及時把他們辨別出來，清除出去。」 幹部子弟 違法嚴處 習近平在講話中再次強調家風建設問題。習指出，從對薄熙來、周永康、蘇榮、令計劃等「大老虎」的調查，都揭示出家庭式貪腐的特徵，他們不僅自己在台前大搞權錢交易，還利用從政多年積累的「人脈」和「面子」，縱容家屬在幕後收錢斂財，民眾反應極壞。為此，習近平今次着重指出，「將自己從政多年積累的『人脈』和『面子』，用在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 （請按下一頁繼續閱讀）
台灣警方估計，全台灣有將近10萬人從事詐騙犯罪。2005-2014年之間，台灣破獲詐騙嫌犯超過20萬人；僅2015年，詐騙嫌犯就有17,000人。
這幾年的實踐表明，行政審批權的下放很不理想。那些含金量很大的權力，各級政府機構還是捨不得下放，另一些權力下面沒有能力接和接不住；而那些沒有含金量的權力，下面不想接。這就是中國的現狀。
台灣警方估計，全台灣有將近10萬人從事詐騙犯罪。2005-2014年之間，台灣破獲詐騙嫌犯超過20萬人；僅2015年，詐騙嫌犯就有17,000人。
這幾年的實踐表明，行政審批權的下放很不理想。那些含金量很大的權力，各級政府機構還是捨不得下放，另一些權力下面沒有能力接和接不住；而那些沒有含金量的權力，下面不想接。這就是中國的現狀。
以中央政府對香港實際情況的了解，這信心大概不會是出於低估了問題和困難，而是對解決問題和克服困難已心中有數。
年輪轉動傳出時間的腳步聲：毛文革（1966－1976）發動50周年，江青集團倒台40周年，大飢荒（1958－1962）約55周年。北京、上海等地網媒有文革的話題。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近日來香港的消息早在兩個星期之前就炸開了鍋，引爆港媒最大的關注。
撰文：劉瀾昌 主管香港事務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來港，推廣「一帶一路」是個重點。事實上，港人從上到下都還有許多糊塗認識，一些人以為「一帶一路」無關香港事，一些官員則高看自己，口口聲聲要給內地「帶路」。理性看，國家推出「一帶一路」的大戰略，這將貫穿當下至本世紀中葉以至更長遠的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全過程，也是香港繼上一次搭上中國改革開放快車的再一次機會。不過，「一帶一路」或許是香港再起飛的最後一次機會，因為錯過了這次機會，香港將必然淪為中國的二三流城市。 參與其中絕不會嫌早 不少港人還以為「一帶一路」是玩虛的，其實習近平最近指「『一帶一路』不能急功近利」，已表明國家3年來對這項戰略從提出到探索，已到了初步總結經驗教訓的階段。如果不是只坐在香港的井底觀天，就會發現成效初見。筆者訪問江蘇紅豆集團時才得知，這家在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排第62位的公司，早在2007年就在國家商務部引領下，牽頭打造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西哈努克港口自然環境得天獨厚，瀕臨泰國灣，是柬埔寨唯一的出海口，旅遊資源優越。西港特區離機場才數公里。柬埔寨首相洪森為特區動工鏟下第一鏟土，經過8年的經營，昔日的荒灘已變成現代化的工業園，入住企業來自全球各地近百家，就業員工1萬2,000人。當地期望西港特區成為「柬埔寨的深圳」。相信，這是撤離珠三角的港商的好去處。 在紅豆集團總部看着西港特區的沙盤，筆者內心有不少震撼，就像第一次看到新加坡在蘇州的工業園一樣。其實，國家不止這一個海外工業園，在泰國有羅勇工業園；在越南，有龍江工業園和海防經貿合作區；在雅加達，有中國印尼經貿合作區，位於印尼首都雅加達工業長廊上的「綠廊國際工業中心」內。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已和數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建港口機場。去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60個國家新承攬對外承包工程項目近3000個，而合作共贏的發展理念，為愈來愈多國家接受。香港此時參加「一帶一路」，只會嫌遲絕不會嫌早。 特首梁振英說，香港在內地和國外經濟聯繫，扮演着「超級聯繫人」角色。此點，過去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得到證明。無疑，在當下北京推行「一帶一路」國策中，香港還是有功能。「一帶一路」，表面是中國深化走向世界的戰略，本質是另一波的全球化。自由港的香港歷來在全球化中有優勢，支持國家「一帶一路」大戰略亦順理成章有區位優勢。 不過，應該承認香港的功能在減弱。30多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伊始，香港即開始扮演特殊的角色，有說是「窗口」，有說是「門戶」，也有說是「橋樑」。只不過，香港的GDP曾經是全中國的四分之一，而今只佔百分之二三，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時移世易，顯然香港在中國經濟中地位已發生重大變化，香港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也必然隨之轉變。因此，對於香港角色功能的認識必須與時俱進，不能還停留在30多年前的陳舊思維。事實上，也許香港對於東南亞和歐美還比較熟悉，而對於中東、中亞以及前蘇聯加盟國，還有非洲、南美，並不見得有太大優勢。 香港還講「帶路」已過時 可是，不少港人、港商，甚至港官並沒有體察到這些變化，負責香港經貿發展的局長蘇錦樑提出的「帶路論」就是一例。他在去年亞洲商貿論壇時表示，香港在「一帶一路」中擔任「帶路」的角色。他稱，「一帶一路」有「五通」原則，包括政策、設施、貿易、金融和民心的互聯互通，這亦是香港的優勢。香港具有國際視野，了解不同地方的營商環境，所以香港在「一帶一路」中擔任「帶路」的角色。也許，30年前說這話還可以，而現在問問廣東省長朱小丹需要「帶路」嗎？或許，深圳的一個區長周遊列國比蘇局長還要多！改革開放30多年，內地企業的足迹已經遍布全球每一個角落了，再也不是當初從未出過門的「土包子」了。現在還講「帶路」，而且是出自蘇局長之口，足見陳舊的思維還如何頑固的影響着香港。這些過時認識不剷除，香港如何在國家的「一帶一路」大戰略中立足？ 事實上，「一帶一路」對於香港來說，更重要的是老老實實搭順風車，從中分一杯羹。香港應對國家「一帶一路」的最正確的思維，不是去「帶路」，不是什麼「幫助內地走出去」，而是首先明確香港在「一帶一路」中是獲利的重大機遇。香港的商人都是利益第一，香港的許多地產商進出內地，不是利字當頭嗎？香港不認識「一帶一路」是重大機遇，是不會熱中加入。 據悉，國家對「一帶一路」也有分階段的部署，第一階段主要是基建，國家行為為主。這一階段，香港大概只有服務的角色。因為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尤其在人生地不熟的第三世界國家搞十數年才有回報的基建，香港商家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而第二階段，則主要在海外搞工業園、科技園、服務園，就像新加坡在中國搞工業園一樣。對此，本來香港一些財團已有先見之明，曾要求港府幫助在緬甸等國家建香港工業園，但是香港政府沒有反應。如果香港真的先走這一步，還算是「帶路」吧，起到先鋒作用。至於第三階段則是各種商貿全面展開，推到更高階段。所以，香港目前進入還不算遲。 重要的是，香港如果拒絕加入「一帶一路」，還是在1,000平方公里「塘水滾塘魚」，能有明天？要緊記，正是香港自己不作為，被新加坡遠遠拋離了。 （封面圖片：亞新社）
英女皇在白金漢宮園遊會上的私人對話曝光，令人想起習近平前年在韓國首爾大學演講時引用的一段話：「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去則傾；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遠。」
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宣布考慮參選9月立法會選舉，原因僅一個：換特首。他希望當選議員後，可以團結其他議員及香港各界人士，向中央及全世界發聲，表明港人值得有個誠實的特首。他以行李門為例，指機管局、航空公司一齊陪梁振英講大話。 王維基說香港過去四年不斷沉淪，社會價值被扭曲，源頭是特首。他相信自己踏出這一步，會促使更多人站出來。他反對港獨，但亦反對「講都唔畀人講」。至於誰做下屆特首，他認為葉劉淑儀、曾俊華和曾鈺成都是適當人選，而他相信大多數市民都係 ABC（Anybody but CY）。 誰希望梁振英連任？ 王維基上述考慮參選宣言反映了大多數市民的心聲。其實說來悲哀，眼看香港禮崩樂壞，不少人對特首人選的期望已降到低無可低的ABC。 香港有三類人支持梁振英連任。第一類是可以從中獲得利益的人，包括只有梁振英才會委任的官員和公職人員。第二類是預計中央會繼續委任梁振英，於是唯恐執輸的投機分子。第三類是真心相信梁振英強硬得有道理的激進愛國愛黨人士。此外，不介意梁振英連任的是什麼都無所謂的順民。不反對，甚至暗裡歡迎梁振英繼續做下去的是倡議港獨的少數激進分子，因為港人對中央委任的特首愈反感，分離的土壤愈肥沃。 (根據港大今年5月的民意調查，僅21%受訪者支持梁振英出任特首，反對的受訪者佔62%)。 講道理，假如中央重視大多數港人的意見，梁振英應該被指示出來宣布不會尋求連任。假如這個喜訊在立法會選舉前公布，建制派可以卸下一個沉重的包袝，甚至可以透過精密的配票，擊敗多人參選導致碎片滿地的反對陣營。 但政治不是硬道理。我相信上述情況不會發生，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央面子大過天，豈可因為部份港人不聽教，便示民以弱？二是儘管梁振英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他到底是通過忠心和勇武考驗的「勁草」和「忠臣」，不宜倉促決定其去留。於是我們今天只是看到一些微妙變化。例如與中央關係密切的建制人士，刻意將支持特首與支持梁振英分開，而梁振英本人也重施語言偽術，說沒諗過角逐連任。 王維基為何改口？ 其實改口的不僅是梁振英，還包括向他挑機的王維基。今年1月，王維基對傳媒笑言，要了向股東和同事負責，不再談政治，並效法李嘉誠，「富不與官鬥」。他繼而接受一份雜誌專訪，說雖然參選立法會有一半機會當選，但他不會去做，因為議會無作為，參選沒有用。今天他改變主意的解釋是年初一發生的旺角騷亂令他與身旁很多朋友極不開心。他也看到很多父母不想子女在一個黑暗城市生活。所以他決定將香港的未來放在自己的生意之上，並透過參選，集結撤換梁振英的力量。 其實王維基攪局前多個月，泛民黨派已達成共識，反對梁振英連任。幾位有份於今星期三（5月18日）與人大委員會張德江會面的泛民議員亦表示會在梁振英面前親口表達這個意見。不過，不屬泛民的王維基選擇在張德江視察香港前挑起這個議題的殺傷力不容小覷。梁特首當然可以指王維基此舉是因不獲發電視牌照懷恨在心，乘機公報私仇。但王維基義不容辭或乘機挑機的原因與不僅是政府不發牌不講理由，還包括令市民不滿特首加深的旺角騷亂和行李門。在梁特首向張委員長的匯報上，他不容易將港人近四年來積累的怨憤統統歸咎反對派或外國勢力。 下屆特首選舉將於明年3月舉行。負責提名及選出特首的選舉委員會，其界別分組選舉將於今年12月舉行。經過上次梁唐惡鬥令建制陣營嚴重撕裂的經驗，合理假設是中央不想看到歷史重現。假如梁振英角逐連任，以他對付「敵人」絕不手軟，有權用盡的作用，任何一個建制派（或非泛民）對手都很難保持斯文，只能被迫鬥臭鬥爛。理論上，中央手操生殺大權，可以發施號令，震懾參選人。但在現實上，中央很難明目張膽地干預選舉過程。 上屆梁振英競選辦副主任劉炳章說得坦白，除非中央阻止，梁振英必會競逐連位。對此，中央有三個選擇。一是讓梁振英參選，然後挑選一個對手陪跑；二是讓梁和另一個（多一個有票數不夠分的風險）可以接受的人參選，到最後才決定讓誰當選；三是不讓梁角逐，讓兩個信得過的新人參選，可以是公平競爭，勝者為特首，或是到選委投票前才決定誰當選。 我沒有內幕消息，但按常理分析，假如中央不想梁振英連任，上述第三個選項最穩妥。這個訊息適宜在今年12月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前透露，避免梁營和反梁營提早惡鬥，或讓反對派有機可乘。 在廣大民意和不少建制人士（不僅是自由黨）反對梁振英連任的情況下，中央當然可以力撐梁振英到底。問題是：這對中央有什麼好處？（上屆投票予梁振英的689名選委中，部分人相信不願意再支持他連任。在投票不記名的機制下，中央的指令未必可以百分百保證不失。） 王維基創業成功之道是利用長途電話回撥方式，擊倒擁有專營權的香港電訊。今次他把握時機，利用參選立法會凝聚反梁力量，很可能成為梁振英連任無望的臨界點（tipping point）。假如王維基願望成真，這對香港，以至一國兩制都是件好事。 無人可保證中央不會再選錯人做下屆特首，但這不是容忍梁振英做多五年的理由。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亞新社）
誠實而言，回答「文革是否會再來一次？」這類超複雜的嚴肅問題，是不可以信誓旦旦地拍胸脯去預言未來的。
今天5月16日是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50周年的日子。當年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發出一個後來稱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將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為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務，並規定了文革的方針政策。因此這一天被官方認定為文化革命正式開始的日子。 文革唱徹中國 登堂入室 這場把中國鬧個翻天復地，傷害當年幾乎所有中國人，並且被中共以中央委員會決定的形式徹底否定，被稱為浩劫的歷史事件50周年的時候，訴說文革的罪惡災劫在內地竟成禁忌。反而作為文革符號的紅歌卻登堂入室，唱徹中國最具政治意義的地方人民大會堂。大量文革最常見的話諸如野心家陰謀家再次出現在高層言文之中。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被文革餘孽引用的，頗具機鋒的古話是不是在今天又進入天道周星的反向循環，繼續尚未成功的革命呢？其實人們早有所謂亞文革的說法了。 文革有人認為是一場權鬥。權鬥不要說歷史上屢見不鮮，即使在現實中乃至在我們的生活裏，都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如果只是一場權鬥它不會如此深遠地影響中國社會。 人們常說文革帶來巨大的人命財物的損失。有人統計過文革有多達500萬人非正常死亡，包括被迫害致死和在兩派衝突即武鬥中被殺者。古人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死了這麼多的人自是罪孽深重。不過有人統計過，中國因毛澤東的紅色革命死了超過5,000萬人，包括60年代初大飢荒的大量餓殍。這樣文革從人命損失純粹從人數而言，不算最悲愴。至於財物損失，根據內地退休高官於幼軍早前在中山大學舉行的那場被廣泛報道的文革報告會援引的數字，文革的財物損失為6000億元人民幣。這自然是巨大的損失，尤其是當年中國處於極為貧困的情況，全國人口六億計，每人平均損失1000元。 要知道，當年城鎮職工薪金每月只在40元上下，即使一家夫婦都有工作，也不過80元上下，通常負責撫養一家四口，每人20元。而且這種夫婦都有工作的家庭，稱為雙職工家庭，人上人也。至於農村，農民的收入今天說出來，大家一定覺得匪夷所思。我上山下鄉時，出工一天大約耕十小時田，得八分工分，年底核算每分工分五仙即每天收入0.4元。這就是說文革財物損失以當時計相當嚴重。但是與中國歷史上的戰爭破壞相比自是算不了什麼。如果考慮到文革使中國沒有建成像蘇東那樣完善的計劃經濟體系，從而使鄧小老的新政能在一個近似自然經濟的條件下，順利過渡到市場經濟並導致中國經濟的起飛，就經濟層面而論，文革乃禍兮福所倚。 對此筆者撰有長文詳盡分析，不贅。必須指出，文革與中國後來的經濟成功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種必然的關系。這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於鄧小平在毛身后脫頴而出，成為中國的新舵手。而鄧早年在西方長期（鄧少時在法國居住達六年之久）生活經驗，在他推出的改變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的路線無疑是一大重要因素。實際上後毛初期，如果高層政治不是鄧驘，而是任何其他人主政，則中國回到文革前的可能性極大。這樣，文革對中國經濟層面的影響就完全不一樣了。禍之福所倚也就無所說起。很明顯，在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下，執政黨高層少時的背境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他上臺後中國的走向。同時紅色中國之兩條路線：毛路線和鄧路線，不入於此，必還於彼。 文革累世之罪 實際上，文化革命對中國的影響不是權鬥和生命財物損失這些尺度可以衡量的。因為這些方面的影響會隨時間的流逝而淡化，所謂一世之禍輕也。但是當我們看看今天中國，亞文革的重來且不說，困擾中國的道德崩潰，從食品中的三聚氰氨、蘇丹紅等等，本來沒有在大學修讀化學專業就不可能知悉的化學物品，成了大眾傳媒的常用辭，到醫院為錢陷害病人而產生的醫患沖突；從對施援者的誣告到見死不救。中國社會成了叢林。這其實都是文革累世之罪。 文化革命的發動者為了達到目的，不惜打開潘朵拉盒子，讓人性之惡的滾滾濁流淹沒中國大地，國民完全失去道德底線。當時，冠年上下的青年學生被偉大領袖號召，先是鬥老師，搞噴氣式，以對這些曾對我們諄諄教誨的長輩施虐為樂，拳腳相加其為小，以皮鞭鐵鍬一類具殺傷力的兇器置人死地者也多有所聞；後來殺向社會，在破四舊，造反等口號下，幹起不少滅絕人性的壞事，包括對早已成為賤民的所謂階級敵人進行滅門式的殘殺；至於兩派沖突和武鬥中的互相施虐更是無所不用其極。文革中的大批判運動也集中地成為傳播人性惡的地方。諸如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就是後來人們普遍誠信缺失的思想來源。顧亭林之所謂亡天下者，見之當年的獸行也只有無語對蒼天了。後來這些革命小將因為其用已盡，被偉大領秞打發去了農村山區，在相當長的時期被邊緣化，成了社會棄兒。因為這個原因，80年代初的有限去毛化，這些文革着色最深的一代被漏過了，他們血液中的文革毒素沒有受思想解放潮流的滌蕩，文革思維在這一代人保持了下來，並有可能在這一代言傳身教下一代一代傳下去。 對紅色中國有深入瞭解的人都認為，文革起於文革前。人性惡的泛濫確實也起於文革前。別的不說，60年代初興起的階級教育就是以某種形式散布了人性惡的毒素。當時為了提高人們的階級覺悟，各個地方請出所謂苦大仇深的貧農給人們尤其是青年學生講敘解放前地主惡霸如何壓迫人。在當年從政治上看這是為了紅色中國的合法性，因為中國那時經歷了三年大飢荒，必須以這種方式灌輸給青年學生知道，舊社會如何不堪，以免有人責疑當時的經濟失敗。但是這種政治操作帶來遺禍無窮的人性惡泛濫。當時上臺宣講者除個別出洋相的鬧劇外，很多都是在政治正確要求下，憑空創作或無限誇大。從法律方面看，根本就是誹謗，只是受誹謗者在國家壓迫下，只能默默承受。這種教育使青年學生以為人是可以這樣邪惡的。到後來中國社會根本自食其果。以當年全國無人不知的四大惡霸地主即劉文采、南霸天、周扒皮和黃世仁而論，後來証實當年人們耳熟能詳的很多罪狀多是子虛鳥有，憑空捏造，強加於人。倒是當年宣傳說劉文采吃人奶的事，在紅色中國的暴發戶中有不少群起效法者，甚且形成了產業鏈。 馬克思主義否定人的很多共性，對包括人性在內的人的本質都要進行階級分析。把人性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認為沒有抽象的善惡。從而在以馬克思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那些地方，一般意義的人性善惡界限模糊了。從而這些地方的人性美德或者說社會道德都普遍下降。經歷文化革命的中國因為由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主導，從而出現最嚴重的道德崩潰。 今天中國最當務之急是扭轉道德崩潰的局面，首要就是徹底反思文革，把潘朵拉盒放出的妖魔重新收伏。中國才有可能走上正確道路。有人把中國無法實行民主政治歸咎於中國人的質素。這是對我們民族沒有信心的表現，實際上只要清除人性惡的文革流毒，中國人的質素包括道德在內是沒有問題的。從反面看，如果不徹底反思文革，中國確實不可能出現民主政治。即使進行試驗也只能是失敗的，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失敗的民主。在紀念文革50周年的時候，中國大陸社會對文革態度的曖昧和含糊是文革後所僅見的，這使人對中國終結文革遺禍感到悲觀。 （封面圖片：亞新社）
實現優質民主是一個極大的、全面推進的文化工程，非全民動員不可。學者只能提供方向，由先行者推動。
藍營人士會在當天現場向國際媒體分發這六點質疑，相信會造成對新政府的嚴重困擾。
（封面圖片：2016年2月香港立法會補選，圖中為當選人楊岳橋。） 與內地一位精英談論香港與內地的問題，令人驚訝的是他把一切問題歸咎於共產黨，歸咎中國沒有民主，並且說美國制度最好。他的看法似乎與香港本土派無知青年同出一轍，分別可能是精英說得比較儒雅，加上多一些名詞，香港的青年則不加包裝，不懂得怎樣把共產黨、民主與美國連在一起來解釋內地的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不過，只要進一步問深一點的情況，便可發覺精英對共產黨、民主、美國等還是一知半解，與香港本土派青年的認知水平，只是50步與100步之差。 該精英是內地名大學畢業，屬高級專業人士，對他工作上的專業水平我不會懷疑。可是，在專業之外，卻知識貧乏又沒有自知之明，且提出他自以為是的見解。在專業方面，是絕對認同他的工作；可作為內地精英，又否定現行的制度，不求甚解地一味崇美。 在談話中我表示慨嘆，指1949年前赴英美留學的與改革開放後才赴英美留學的有着巨大差別，或許根源是1949年前赴英美留學的是帶着中國問題去，近2、30年去的卻只是鍍金，最好是變成美國人回國享受高薪厚祿、特殊待遇。或許更深的根源是1949年前的中國大學與近年中國的大學不同，教育的取向、內容與效果均有差異，結果現在大學培養出來的精英變成高分低能，不懂世事，卻自以為明白一切，中國要依他們的片面理解來改革。 希望這位精英是例外，否則，內地的政治和發展問題會比香港的情況更嚴重！ 立法會選舉混戰一場 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將會是混戰一場，不但多了公開或不公開的港獨分子參選，激進派亦會有更多人出來競選。泛民正在新老更替，建制派則是老退不下、新的爭出頭爭得不亦樂乎。回歸後立法會選舉的老面孔大部分會離去，可惜新面孔或半新面孔的，很難令人記得住他們的名字，也不知有甚麼表現，只知已在立法會內的，不是拉布便是流會；現時在立法會外的，亦難保入立法會後不會也是拉布與流會。 不論建制、泛民和激進派，現屆立法會的表現是沒有作為和反對作為。新一屆我不相信港獨分子可以憑選票入會，結果還是建制、泛民與激進派三分。就算建制可維持現時的多數議席，在泛民、激進派拉布破壞下，並沒有能力使立法會回復正常運作。 假若只是個別議席、票數變化而沒有根本性的轉變，九月後新一屆立法會相信仍然是沒有作為和反對作為，政府運作將被癱瘓；如果激進派議員數目增加，癱瘓政府的行動肯定會加劇。而在立法會外，未必會有佔中一類大規模行動，立法會內幾個激進派議員便可以破壞政府運作，效果一樣，付出的成本更低。 九月立法會選舉後，最大的政治問題是：如果立法會的運作仍然與今屆一樣，甚至變本加厲，香港社會、政府與中央政府會如何應對呢？抑或再拖幾個月，等待2017年特首選舉的結果？除非到時選出個激進派與泛民都支持的特首，否則的話，香港的政局會有改善嗎？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