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各國如何面對碳排放的問題，中東的石油在未來幾十年不會缺少買家，只是多數買家將會是亞洲人。
若問西方民主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愈來愈劣質化？這就要從頭說起，回到西方民主提出的背景，才知道它的初衷，亦即當時要解決的問題。民主觀念雖然石破天驚，但提出時仍不免簡陋，這才埋下今日之禍。
我告訴他，這次他的天書一定出錯，因為我會在他算出來的死期前一天自殺。
「對網上那些善意的批評，對互聯網監督，不論是對黨和政府工作提的還是對領導幹部個人提的，不論是和風細雨的還是忠言逆耳的，我們不僅要歡迎，而且要認真研究和吸取。」——習近平「4·19」講話。
不論各國如何面對碳排放的問題，中東的石油在未來幾十年不會缺少買家，只是多數買家將會是亞洲人。
筆者曾親身經歷魁北克省獨立運動帶來的龐大影響，兩次運動的經濟成本是可以作為參考的。
值得注視的是，習近平強調沒有全面依法治國，就治不好國、理不好政，戰略布局就會落空。可見，全面依法治國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起着關鍵作用。
很顯然，這種看法也是對中國政治制度化的誤解和誤讀。首先，十八大以來，並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領導層已經脫離了鄧小平以來所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制度規則，包括領導人任期制度、年齡限制、集體領導等。其次，十八大之後所發生的變化是對現行制度的調整和改進。明明知道體制出現了毛病，如果還繼續下去，那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對具有責任感的領導人來說，唯一的選擇就是承擔政治責任，改變制度的運作方式。實際上，隨時對體制進行調整是中國制度的一大優勢，而非劣勢。如果不能對體制進行調適，既得利益就會主導體制的運作，就會產生體制內外的巨大衝突。把十八大以來的政治變化和非制度性的個人專制聯繫起來，並沒有經驗根據，而是一種基於意識形態的預設。 中國本身的發展邏輯 第三，反腐敗和制度建設之間的關係問題。西方世界對十八大以來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從一開始就加以關注。一些西方企業儘管在它們自己的國家非常守規矩，但到了中國，它們也開始腐敗起來。反腐敗運動對這些企業產生負面的影響不難理解。當然，對更多的西方企業來說，它們希望中國清廉起來，具有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反腐敗運動總體上在西方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增強了西方企業的對中國體制的信心。 不過，一些人擔憂反腐敗停留在運動的水平，而不能轉化成為制度建設。這方面，西方也有誤解。隨着反腐敗運動的推進，制度建設也一直是中國所追求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改革方案的主題詞就是「法治」，是一個全方位的制度建設方案。反腐敗的制度建設表現在國家制度和政黨制度兩個大的方面。就國家制度來說，主要是要減少和防止司法政治化和地方主義，這方面包括建立跨區域法院、巡回法庭、強化司法專業主義和通過主要領導人司法責任終身制，來管控他們對司法的政治干預。在政黨制度方面，執政黨大大強化了黨紀制度的建設。黨紀一直存在着，但十八大以來，黨紀的「細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倒退與進步。西方的一些人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國高層所執行的路線不是在促成中國的進步，而是相反。他們引用的經驗證據是中國政府對非政府組織、媒體（包括互聯網）、人權律師等方面的控制。 毫無疑問，在這些領域，政府和這些社會群體存在着緊張的關係，甚至是衝突。不過，從制度建設的角度來說，這種衝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可避免，原因在於中國必須探索管理所有這些領域活動的制度。任何一個國家，對這些領域都存在着規制制度。對中國來說，這些領域的發展都是相當近來的事情，需要很長的時間來確立一套有效的規制制度。不過，總體上看，西方所說的「倒退」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發展並不符合西方所預期的方向。這方面，西方學者們倒是很明言，表示儘管十八大以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些變化並不是他們所預期的或者所希望的。簡單地說，這些變化反映的是中國本身的發展邏輯，而非西方的邏輯。 第五，國際上的擴張政策。一些西方人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國已經完全放棄了鄧小平時代所秉持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走上了一條國際擴張路線。他們所引用的證據包括東海、南中國海問題，和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中國外交政策。 不過，西方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顯然是簡單的意識形態問題和立場問題。說其是意識形態問題是因為美國和西方往往從自身的歷史經驗看中國，總以為中國崛起之後會像西方早期那樣，走上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路線。西方一方面一直在抱怨中國「搭西方的便車」，沒有能夠承擔足夠的國際責任，但當中國創始「一帶一路」等議程來承擔區域和國際責任的時候，他們又擔心中國會走他們的老路。至於東海、南中國海問題，中國並沒有主動挑起事端，而直到其它國家挑起事端，中國才做出了反應。中國如果沒有有效的反應，政權的合法性就是一個大問題了。但中國的反應被西方認為是具有挑釁性甚至侵略性。這主要是美國的「盟友」政策所致，即美國選擇了站在「盟友」這一邊。同時，中國本身缺少國際話語權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不過，這樣說並不表明中國的內部體制建設和外部外交政策並不存在任何問題了。相反，在所有這些方面，中國都存在着很大的改進和改善空間，需要中國做持續的努力。西方對中國內政外交的反應表明，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內部建設和外部崛起都不容易。 （圖片：Pixabay）
現在問題是中國要如何爭取越南。從習近平在訪越期間的講話來判斷，中越現存的最大麻煩無疑是來自南海的島礁主權紛爭，既然雙方各執一端而無法解決主權的爭端，習也只好建議以建立危機控管的機制以防止紛爭失控，但這樣做畢竟還是消極的權宜之計。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政治發生巨大變化，西方亦對中國政治感覺到巨大的不確定性。
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一書中，雖然福山維持自由民主制是普世的治國模範，但他以美國為例，指出民主體制發展到今天產生諸多弊端。
前些時教育局發表的一份諮詢文件引起了一番關於使用簡化漢字的爭議。讀者或許有興趣知道，在英語世界裏，同樣有關於「簡化英文字」的爭議。
康德（Immanuel Kant, 德國哲學家, 1724-1804）主張，人要通過理性思維，找到自己的自尊與自主，而不是服從感覺、慾望和外在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的道德實踐。
從選舉之中，李慧琼體會到年輕時應作多方面嘗試，不怕吃虧。
中國實在需要有新的啟蒙。本着這樣的信念，本文探究中國過去的那兩次啟蒙運動，即以五四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與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總結它們對中國現代歷史進程的影響及其局限。
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欲成功轉型，固然主要依靠市場激發民間創新潛能，但亦需各級領導幹部勇於作為和擔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康德（Immanuel Kant, 德國哲學家, 1724-1804）主張，人要通過理性思維，找到自己的自尊與自主，而不是服從感覺、慾望和外在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的道德實踐。
從選舉之中，李慧琼體會到年輕時應作多方面嘗試，不怕吃虧。
在法國及英國的例子中，兩組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警方在防暴的過程中，與民眾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對遏止騷亂的蔓延惡化，甚至強化亂後的警民關係，十分重要。
今年3月遠見民調中心做了一次「民眾自我概念」的調查，在可以複選的項目中，逐項提示的五個稱呼是：台灣人、中華民族一分子、亞洲人、華人、中國人。你會選哪些稱呼？
香港求變有兩個方面，一是要定下方向、定位、戰略，並且要解釋，不是簡單地定出什麼中心、什麼產業便算數。另一方面，港人要自求多福，主動爭取。
雖然陳章明聲稱忘記向嶺大申報，但他有向稅務局申報，這種選擇性「善忘症」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在貧民窟長大的黑人經濟學家索維爾（Thomas Sowell）嘆道：「黑人家庭熬過了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和種族歧視，但卻因福利主義而土崩瓦解。」健全的家庭是人類社會的核心組織，也是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支柱。拆散窮人的家庭，又怎能幫他們脫貧呢？
從蔡英文在黨的領導地位的角度來看，要她在兩岸關係做得比馬英九更討好不可能，比陳水扁更壞，也不是意外。
文明對話對中國來說尤其重要。中國文明就其本質來說就是一個對話文明。這個對話文明表現出的特點是開放、包容和進步。
從蔡英文在黨的領導地位的角度來看，要她在兩岸關係做得比馬英九更討好不可能，比陳水扁更壞，也不是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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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一代的悲觀心態並不純粹源於世代間的社經鴻溝。對成長於後現代紀元的新世代而言，他們這種悲觀心態也植根於其中的文化氣息。
梁特首向機場職員「了解」情況後，其女兒便無須親身攜帶手提行李安檢。這個事件，及事後梁特首及一眾官員及建制派人士的辯解，究竟是捍衛還是打擊香港的法治？
粗放模式的經濟的特點，是「三高」和「三低」。「三高」指資金和原材料的高投入、能源的高消耗高排放（環境污染高）；「三低」指低質量、低創造（高仿造）、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