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5月18日至21日率團訪問北京，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級司法官員與負責香港《基本法》的內地高官交換了意見，這是一種罕見的，但未來也許是一種嶄新而重要的交流方式。

幾年前做過特首的梁振英，肯定較已離開政府十多年的筆者，更有資格評論現時公務員的工作態度和效率。不過，我對他稱檔案在不同部門互傳幾個星期事屬平常感到意外，這不是我當年經常發生的情況。

在新的選舉制度下，民主黨仍在思考是否繼續參選。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認為即使民主當和公民黨等主要泛民政黨不參選也不會亡黨，但「民主派」非他們的專利，故此即使他們不參選仍會有其他民主派人士參選。

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於5月19日至23日舉行。展出來自23個國家100多個領先畫廊的藝術品。是自北京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以來的首次大型藝術展覽，包括艾未未在內的一些評論家說，這導致該市喪失言論自由。

台灣也想借助陳同佳案來創造既定事實，就是台灣與香港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接觸。雙方各有堅持，這就令港台關係跌破冰點了。

香港的疫情並不嚴重，所以沒有必要強制市民打疫苗。問題是任由疫情反反覆覆，社會整體付出的代價會十分大，反對派沒有理由為了要讓政府背黑鍋，就要廣大市民一起陪葬。

第6屆政府將會在明年成立，社會都有熱切期望。現屆政府作為配合及政策上的延續，對產業政策應該盡快建立一個有系統的研究機制，研究六個關鍵問題。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接受本社專訪表示，「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將深港河套納入粵港澳大灣區四個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反映中央重視合作區。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指出，有多少區議員因新條例而辭職未可知，新通過條例正面及負面清單效力不一 ，但觸犯負面清單任何一條都有機會被DQ 。一起聽聽曾主席怎樣說。

蔡展鵬事件提醒港人，包括有份治港的愛國者，在國安新時代，你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受到監控。

香港有望繼續發揮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性，從而提升大灣區在國家發展和開放政策中的作用。澳門在區域合作的政治經濟中也是一樣。因此，澳門與大灣區之間更緊密的合作，未來將優先考慮如何最大地發揮澳門的潛力。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認為，香港通過《國安法》令部分美國企業不安，有部分企業對香港前景比2019樂觀，香港更安全。更值得特區政府關注是美國企業所提出的問題。一起聽聽曾主席怎樣說。

筆者認為，到內地掛職，是改變香港公務員文化中根深柢固的殖民地政府官員心態最好的辦法。

按《基本法》，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忠誠實施資本主義制度，不應干預市場，包括廣播業內的商業決定。政府以某個界別利益為由，用公帑干預市場，又不容港台參與，難不惹人憶測。

只要到香港工作或者結婚，住滿7 年之後就會成為一個香港人，如果不犯法，可以在中國通行無阻，有不少非中國籍的人正在以此方法成為新香港人。

管喬中認為，首先要改革香港的「短板」。「中產階級正在萎縮；中產階級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大大下降，財富過分集中在大財團手上，一輩子買不起房子是多數人的痛苦。」

到山區工作兩年比讀一個碩士還要好？

屯門的發展應要利用發展落後的劣勢，轉為優勢。

在新選舉制度下泛民主派應如何取捨？民協前主席馮檢基認為，新選舉制度有篩選機制貼近內地制度，新議席劃分對各個派別都有一定打擊 ，但做議員需要謙卑更須要放下心魔。一起聽聽馮檢基怎樣講。

香港成為中美⻆力戰場之一應如何自處。術數名家文相濡從術數角度分析，內憂外患的香港如何走出困境。

香港有逾150年的被殖民歷史，又是外國勢力滲透的目標，有非常獨特、豐富的底蘊（understory），但民主派有用心探究嗎？

警方面對有人假冒記者的困難，其實記協可借助處理這問題，把記者專業化，由他們去制定「有牌記者」的要求，不達到要求，就不能從事這「行業」，更可提升記協地位。

現實不再是觸手可及，政治淪為教條主義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卻隨時會車毁人亡，這將會是大破大立時代治港的最大考驗。

除少數英國移民可以有高薪，有地位之外，其他移民大多數勞勞役役地工作，他們去英國算不算上錯車，我真的不敢講。

上周五司法機構向立法會提交改革文件，表示將提出一個包括專責調查小組及諮詢委會的兩層機制來應對公眾對司法人員的投訴。

在新選舉制度下反對派面臨選擇。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教授認為，老一輩反對派難以轉型兩邊不討好，公民黨與民主黨要考慮組新政黨轉型。一起聽聽劉教授分析。

從歷史長河看香港，就算過去幾年都有許多變化，不同陣營有不同的政治觀點，有樂觀也有悲觀，有負面亦有正面，無論如何，這些變化必然導致下一階段的新變化。

我無興趣討論下屆特首人選的議題。不過，把一些以「魔鬼」（devil）入詞的用語拿來形容今天香港的政治情景，倒會增添趣味。

西方企業不會長期為了政治正確而放棄經濟利益。因此，只要中國的產品性價比高，香港作為經紀人就不愁沒有生意做。香港的經濟前景，大體可以看好。

蘇共政權消亡快30周年，人們談論戈爾巴喬夫的90壽辰及其「新思維」改革，議論家長制一言堂的集權，可能釀成政策失誤和社會災難，這是應承擔的公權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