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要能「破格」，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見識和能力，帶領眾人安然渡過難關。
在一個必然會製造貧富差距極大的資本主義社會，商人把賺得的部分財富回饋社會，雖然不是法律要求，卻是應有之義。
不論經濟及金融市場的影響力，香港已由幫助國家，降格成國家發展一部分。去殖事小，重要是香港降格，由國際大城市變中國大城市，甚至更低檔次。
以外國一般每年只收樓價的1%來推算，對發展商的阻嚇力不會很高。香港一年樓價的上落，10%左右都不為過。
自60年代起，一般香港人生活不奢華，但大多已感到富足，人人只有勤奮工作。但上世紀80年代初，港人回內地設廠做生意，賺回第一桶金，開始刺激本地樓市，香港亦開始走入了邪門。
經濟學家相信的，主要是如何令社會運行更有效率。至於社會在經濟增長後，要如何分配獲得的資源，就是政治學者或者政客的問題領域了。
他們大都基於以下兩點來分析：姚松炎的敗選，是反對派在地方補選的首次失利，建制陣營亦已打破了傳統上反對派對建制派55%：45%的得票比率。
要確保一國兩制成為國策，最佳方法是把它寫入憲法，在憲制文件內加以確認。
在港島區，代替被選舉主任DQ的周庭出戰的區諾軒，以多出不夠一萬票擊敗新民黨的陳家珮，區承認這是慘勝。
今次補選後，立法會地區直選共有33席，民主派佔16席，建制派有17席。至於功能界別繼續由建制派佔優，他們有25席，非建制派陣營佔10席。
我們的社會已發展得愈來愈複雜，要訂好一份財政預算，既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亦要掌握到一定的數據，一般市民大都缺乏條件去提供切實可行的意見。
今次財政預算案一改過去守財的陋弊，有頗多積極因素，特別對創科投入較大，有助擺脫殖民地時代小政府、忽視科研與經濟發展的陋習。
印花稅是政府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增長速度或會極快。我擔心香港會不會有結構性盈餘？當印花稅收入極高時，便可能發生這情況，屆時應該如何處理呢？
公共財政貴在重實效、看成績。從港英年代開始，香港的預算案已有一個固定模式，要新也新不到哪裏。除非完全推倒重來，否則誰做財爺，來來去去都會是那幾道板斧。
筆者主張派錢，善用盈餘。部分立法會議員，特別是民主派，反對全民派錢，比如說要利用盈餘增加公共服務，也提出「煙花論」、「多餘論」和「漫無目的論」。現筆者逐一反駁他們觀點。
關愛基金另一個重要作用可以視為先導項目，提供數據及資料讓政府研究，從而考慮是否應將有關項目轉化為經常性開支，並納入預算案之中。
政府利用盈餘選擇性派糖其實可以接受，派糖派得不公平，特別是大部分低收入的人士無份享受，卻是大問題。
如能審慎行事，還富於民，將不會對全民就業而勞工短缺的經濟增添壓力。在經濟上既是師出有名，亦不用太花氣力，開支的一分一毫得以撥給最應受惠的市民，而不會讓中介者從中漁利。
不是說官員必定不懂用錢之道，而是政府處處要承受政治壓力，社會中向政府指指點點要她如何用錢的人，多於過江之鯽，我不相信政客大公無私，懂得用錢，既然如此，受政客影響的政府一樣會常錯用資源。
《財政預算案》增撥醫療開支是一個好消息，冀望港府及時投放資金，防患未然。與此同時，政府須實踐醫社合一，配合開拓土地政策，增撥土地興建醫療及社區設施，讓長者享有身心健康，才是盛齡社會之本。
曾蔭權當權的7年，增闢土地完全停頓、建屋數量下降、創新科技停滯不前，累積下來的深層次矛盾至今難以化解。香港意見領袖之所以轉軚，原因怕不是本屆政府比當年更為無能，而是今天的意見領袖比當年更加民粹。
陳茂波未雨綢繆的儲蓄版本是投資未來，投資於提升服務業和支柱產業的優勢，以緩解經濟困難時期可能的打擊。
「出生入死」意思是「順應天道則生，背逆天道則死」。古代政府理財哲學是「審量出入」，審量供給萬民生活的生活物資是否可以周游社會達至每一個人。可惜這種理財哲學，戰國後已難再發現。
本文旨在提出修憲建議的個別內容在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成為《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的有效內容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解釋與執行的影響。
政府施政之難，不在於缺錢，也非因不願使錢。
政府上年度財政盈餘暴增至1,380億元，但政府就是不肯派錢，因為不能接受財富再分配的理念。
本書著重梳理香港社運的軌跡，呈現抗爭政治的「庶民經驗」（plebeian experiences），探討經歷抗爭洗禮後，香港社會何去何從。
錢不派了，但糖還是要派，而且因為盈餘太多，糖份一定會增强。
要取得群眾信任，社會才能穩定、興盛的道理，古今中外的政府領導都明白。
政府在2017至18年度的財政收入，預期錄得的1,000多億元盈餘。但《基本法》規定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政府開支不得高於預算的政府收入。額外的盈餘不能變成額外的政府開支，所以政府有錢難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