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香港海域以外填海,是避開香港內部的政治紛爭和阻撓,借助中央政府的支持,大舉擴張香港可發展的空間。

2017年4月金管局一份研究報告成了科學證據的泉源,用科學說明樓價高企的原因。

今天香港社會最需要的,是放膽以逆向思維,衝出框框,為未來定向。

除了頭痛醫頭式的獨立調查,找出當前出事的原因之外,現在應是時候為港鐵來一次「全面體檢」,徹底地查找不足,令這家港人珍而重之的企業能夠重新上路、持續發展。

香港以憲法為依歸,為什麼會有人鳴冤叫屈呢?結合當前社會上爭議最大的議題,就是港獨,港獨的最終目的就是主張並以行動將香港分離出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時,往來內地的港人一旦遇上意外或患病時,大多選擇回港求診,對內地醫療服務缺乏信心,近期的疫苗事件亦必然會令他們提高警惕。

其實,香港回歸中國後,中央對香港可以行使生殺大權,根本毋庸置疑。說得極端一點,明天中央廢除《基本法》,取消一國兩制,也是中國行使其內部事務的權力,全世界都無權干預。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估計到2047前,一直會是個爭拗點,親友之間、同窗、同事、鄰居,當然更加是政黨之間。

有些成語最近經常聽到,例如「送官究辦」和「蒙在鼓裏」;但引用成語的人要表達的意思,跟一般人的理解未必一樣。

特區政府的官員不可靠,香港居民可倚靠誰呢?或許香港社會可倚靠的是遠離本地資本勢力與既得利益,從宏觀、從國家層面來看香港發展的中央政府。但中央熟悉香港實情嗎?

我感嘆港鐵CEO日薪6.3萬元,加上一大班管理團隊,身價更是天文數字,但竟連這樣簡單的道理也無人曉得,那就如同他們對工程災難的觸覺一樣魯鈍。

關於《土地大辯論》左右之爭的一個戰場,是發展農地時政府應運用《收回土地條例》還是公私合營?

我們應該要清楚,世界都變很那麼快,怎麼可能說不變呢?如果留着50年不變的概念,會有誤解嗎?我相信會有很大的誤解,1997年至2047年完全不變,這不是一個事實。

這場所謂土地辯論只是反映升斗市民是何等悲哀,政府無能引發房屋供應嚴重不足,特首卻要求社會辯論如何覓地來製造房屋供應。

香港市區有不少土地或建築物已不符現在社會需求,未能有效發揮土地價值。不但是總體社會資源的浪費,也讓周邊土地資源荒涼或減價,甚至拉低整個片區的土地價值。

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董建華表示:「今日香港社會眾多問題總跟土地嚴重短缺有關,我們必須有信心,有勇氣,亦有責任為香港做長遠整體規劃,好讓年青人及下一代享有更多條件、更大空間,生活得更快樂,工作得更安穩。」

香港外國記者會為陳浩天提供了講壇、召集了聽眾,正是讓他公開宣傳港獨的黃金機會。

梁智鴻醫生每做一件事全以大局出發,無考慮自己,亦在大局中考慮所有持份者的利益,務求做得公道,因此高永文醫生十分尊敬他。

2047年時開始便是中央對港政策的第三個階段,至於屆時香港實行甚麼制度,港人的權利、自由是否與內地同胞看齊等,到今天仍然沒有一個權威說法。

有關土地和房屋的神話,其實不止以上幾個,肯定的是,新移民並非房屋短缺的罪魁禍首。

表面上,他們也說不支持「港獨」;但在行動上卻以結社自由為名,支持「港獨」分子在香港成立政治組織。

建制派陣營希望在11月的補選中,成功為建制派贏得九龍西第四個議席,但到換屆時卻自動退下,放棄競選連任。也許有人認為,高醫生正是這第四者(或稱「阿四」)的最佳人選。

我以為換地權益書會永遠消失,原來又不是,竟然有學者組織提出政府要再次簽欠單,真的是千奇百怪的事,在世界上隨時都會發生。

特首民望的躍升不單源於市民對特區表現的認同,更多少透視他們對新政府正在凝聚的信任。

文翠珊、侯俊偉等這些中國化的譯名,都是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傑作。給英國官員起個優雅的中國名字,是英國人管治香港時的習慣。

今天香港,不可能是最好、也不應該是最壞的時代,但荒謬之事卻層出不窮。希望當權者正視問題,勿讓香港墮落荒謬時代。

居屋轉售機制新方案有助壓抑炒風、打擊套利,但在斬斷居屋市場與私營部門市場的力度依然略嫌不足。透過實施四項措施,可以避免私營部門樓價影響居屋市場,真正達致「居者有其屋」。

時下關於大灣區的討論,大多數均屬客客氣氣,態度友善,盡量不要太過具體。但作為一個區域發展大計,只是很表面地談談互補優勢,其實不足以推動很實在的新嘗試。

在特首選舉期間,林鄭月娥的對手曾俊華及葉劉淑儀都是資深政務官,商界精英無人出戰。林太勝出後,組織問責班子時困難重重,最後也主要沿用舊人或從政務官挑選。

警方建議取締香港民族黨,令有關23條立法的議論又熱起來。對於23條立法,不是應該不應該、逼切不逼切的問題,而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怎樣保證法案可以順利通過,而不致引起嚴重的社會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