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0年的變化，是舊有的做法受到挑戰。愈來愈多團體、民眾表現得不耐煩，認為要有所改變。但那些期望具體是些什麼，其實並不清楚。
其實香港特區成立的那一瞬間，幾個月前國務院通過的決議迅即生效，在三處更改了香港的版圖，拿走了幾十個維園面積的土地，但別處也補回幾十個。天沒有塌下來。
何志平碰上大麻煩，也許是對民間外交敲響了警鐘！
2017年12月15日（上周五），立法會終於成功修改議事規則，民主派揚言要「三倍奉還」。三名茶客再聚首一堂，討論日後民主派的抗爭是真實行動，還是空談。
個別事件加起來造成的實際影響，以及台灣及國際社會因此對香港改變觀感，總不可能是正面吧。
香港人一向對國家安全、民族意識的觀念薄弱。 面對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如果繼續放手不管，問題會愈來愈嚴重。
香港財政有盈餘，但政府沒有善用。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應主動又進取地開拓土地、建設公屋，遏抑地產泡沫。同時建議政府派錢給長者，讓他們可生活在貧窮線上。
民主派阻止具爭議性的議案通過，出使點人數、提出大量修訂案等拖延手段，建制派反對民主派所為，修改議事規則，兩派鬥得你死我活。茶樓裏有三名茶客，討論近期立法會的動向。
很明顯，初心已變，領展現在成為了一家儼如物業發展商的企業，出售資產、收購物業、進軍內地地產……營運進取，但為屋邨居民服務似乎已經不是領展的主要工作。
既然是一家人，就有長幼之分，就應該把話挑明講清楚，讓大家不要花時間互相猜疑。這種做法，近年愈漸明顯。
降低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其實與反拉布無直接關係。這是因為建制派議員的數目遠超過半數，可確保會議不會流會。
興建大型基建的主要目的是增強香港的競爭力，但從西九文化區和啟德郵輪碼頭兩項基建來看，政府明顯欠缺規劃能力。
2017年10月26日，各界權威聚首本社周年論壇「2018施政新思維」，剖析香港未來發展。
港區人大代表要提高他們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認受性，本身有先天的制約。所以在選舉什麼人當代表的時候，應該更加從參政議政能力的角度出發。
上世紀提起性騷擾，很多人都認為只是「茶杯裏的風波」，或是辦公室政治等瑣事，公眾的容忍度很高。
私人住宅租賃市場相對較少，卻反而要容納全港住戶增幅中的大多數，市場上湧現「劏房」單位，也就不足為奇；結果導致租金與樓價同時飆升，房屋需求有增無減，私人發展商則轉而興建更細小單位。
這種操作方式是標準由上而下的思維，並沒有提供社會認真討論《基本法》的誘因及動力。
不用《基本法》，用甚麼法律依據可以讓香港特區立法，訂明法律上香港某處不視為特區的一部份，特區不管轄它，而同時內地機關可派遣內地人員到該處執勤，並依內地法律行使管轄？
香港與內地建立命運共同體的關鍵是香港與內地權責相合。香港憑什麼對內地只取不予呢？
關鍵仍在於中央是否願意，如雙方都覺得無不妥，是可向中央建議的。
近期傳統媒體報道新聞很多審查及編輯自主的問題，相比之下，網絡媒體的自由度較高，但我們能夠盡信新媒體的報道嗎？
港深兩地倘要分別檢查出入境旅客，將令造價840億元的港深廣高鐵變成「大白象工程」。
希望立法會和政府不要以「依法辦事」為名，做不公平、不合理的錯事。
《基本法》有很多細節及原意，必須清楚認識，否則到有需要應用時，便沒有清晰的背景資料去作出有意義的討論。
中央官員在全港學校直播講話，推廣《基本法》第23條。一旦23條立法後，對香港人有什麼影響？
根據最新統計，2016年香港貧窮人口佔香港人口近兩成，要搞清楚原因，才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改善扶貧政策上。
時下的00後和90後，從小就收到「殖民地時代好，現在不好」的信息，出現港獨思潮。社會分化，貧富懸殊加劇，使時下的00後和90後在一個物質富裕的社會，產生「生於亂世」的感覺。
要知道事件的真相，需要尋根究底的哲學精神，不要被事件的表面蒙蔽。透過尋根究底的哲學，反思事件的是非價值。
到2050年，再翻一番的話，人均GDP就可能達到5萬美元，這是甚麼概念呢？就是達到目前香港或美國的水準。當然，美國也會進步；但大家不要忘記，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所以屆時中國的國力就相當於4個美國。
即使屬中央管理的或涉及中央和特區關係的事務，中央大概只能阻止特區作出違反中央意願的決定，不能強制特區作出符合中央意願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