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新一年來臨，香港青年要「賣懶」，停止耽於逸樂，努力拚搏，把握機遇，香港才會發展。

香港人會接受北京的「大棒與胡蘿蔔」策略，還是自然傾向與西方一道捍衛香港的自由？

最近流感爆發，香港有一位女藝人質疑流感疫苗的成效，結果政府官員和醫學界紛紛反駁，認為她誤導市民。但您們相信官方和專業人士的澄清，還是市民用家的意見？

案例是普通法中的重要一環，法官審畢案件之後，通常都會以文字紀錄他審理案件所應用的法律依據及解釋有關法理。

劉兆佳講述自回歸以來中央對港政策的變化，從「不干預」到「不干預及有所作為」，再到「善有作為」，進而論述中央政策轉變對香港的影響。

香港的激進青年如要真的立足香港，首先要腳踏實地認識香港的實況，不要聽信老政客亂說，不要亂設政治觀。

特區政府要認真地利用大灣區的政策框架，不可能不調整其經濟角色。

懲教署人員工作量相當大，形象負面，工作環境艱苦，工作地點偏遠，導致流失率高，新人入行少。政府如何解決？

把激進的年輕人排拒在體制之外容易；把他們「拉進來」成為體制的支持者反而更困難。

水貨客困擾上水居民，港人稱內地遊客為「蝗蟲」；到中央高調批評香港出現「港獨」，內地網民自發響應，有從理論高度的聲討，有出於民族感情的開罵，更多的是訴諸感觀的辱罵⋯⋯香港的「內交」不能只對上不對下。

鄭若驊觸犯的只是人類自訂的Normative Law，而不是上帝所訂的Natural Law，錯誤不算很大。

從來從政者的形象和誠信是最重要的，特首全力守護下屬隨時引火自焚，代價可能非常大。

為了原則的理由，進一步令香港年輕人離心離德，在政治上是否值得？

《基本法》頒布20多年來，中國和香港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基本法》的條文不足以應付這些變化帶來的所有問題，這逼使人們把是否要修改基本法的問題放到議事日程上。

如果說，黃錢其濂早年的生活是一個「知識改變命運」的故事，接下來，Return一書便寫她對香港社會數十年來轉變的看法。

在停課決定上，儘管涉事學生有冒犯教員之嫌，但他們的行為是否嚴重到需要即時被勒令停課，值得商榷。

來港內地生的數量，長期以雙位數增長，然而近年增幅放緩。

香港營生環境及謀生空間不足，是資本主義市場極化所導致，這才是社會不和的深層次矛盾。

過去獅子山精神，有努力就有回報。但今天香港，除了地產之外，從事其他營生都變得沒有意義。香港新一代憑自己基本沒可能像他們的前輩般置業安居，所以對社會充滿怨憤。

做香港人不容易，小市民要選一個合適的代表很難，買樓很難、要為退休儲蓄很難，還未包括東鐵全線停駛、《23條》經常蠢蠢欲動等恒常難事了！

香港社會與大學當局應好好懲治這些不良學生，公帑不應浪費在他們身上。

其實《HKG報》和它的讀者不是應該為滿城「廢青」感到悲哀，並想辦法協助他們改過自新，日後成為像他們一樣出類拔萃的人才對嗎？

本文以法律的視角，再思索人大對香港基本法104條的釋法（2016.11.7釋法，下稱104條釋法），究竟有無追溯期（又稱追溯力、溯及力），觸及法律的可肯定性和透明度。

李柱銘說：「你要是問我香港的學校該如何教學生《基本法》，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樣教。因為如果你讀過《基本法》原文，知道《基本法》背後的歷史，你們就知道，《基本法》與內地官所說「基本法」，根本是兩回事。」

司長：大家都知，我有好多公職，人稱我做「公職王」，我業務又忙，處理好多仲裁case，多到加入政府時都未做完，又要飛來飛去……係好忙。

有權決定她去留的人士是否需要想清楚，鄭若驊繼續做下去到底有什麼好處，而找另一個人代替她是否真的無可能？

不同的法官量刑標準差異極大，這便很難使人心服了，香港的司法當局若不自我檢討這問題，恐怕其威嚴會被侵蝕。

高鐵票價遠比預計高，經濟效益會下跌多少？奇怪的是，政府提交的報告未見提及，支持高鐵的分析也未曾考慮。

人大常委會「至高無上」權威之說，也是不確切的，其權限受法律約束。

現在爆炸的計時炸彈，其影響始終會消散，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可以高枕無憂，新的政治爆炸將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