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現今的趨勢，十年後的香港、二十年後的香港及至本世紀下半葉的香港，還會是一個「宜居城市」嗎？
近期，美國和香港都出現社會撕裂而吵鬧不休。香港的社會紛爭，在國際上只是微不足道，遠不及美國般死傷慘重。
特區政府利用深圳灣口岸為例，只能表述相類的手段，但兩事在原則上是有分別的。
為什麼董和梁選擇在一月發表施政報告，而曾和林卻要在十月發表？
作為前長策會成員必須向公眾交代一個事實，在制訂十年房屋供應目標時，長策會已考慮過相當多的因素來作出預測。
董建華和曾蔭權是軟弱的特首，他們不敢對抗反對派；梁振英硬碰硬，但反對派明確表示不會跟他妥協。如果林鄭認為她的政策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她不應懼怕反對派的質疑。
我相信未來集權只會日益嚴重，民間社會無法制衡政府，只能希望依靠政府自我反省，亦即某位核心人士的反省。
林鄭明顯地迴避了兩個重要而棘手的政治問題：國家安全立法和重啟政改。長近5萬字的施政報告，只用了百餘字談《基本法》第23條立法。
到底在林鄭月娥的首份施政報告中理財新思維有多新？要拉高經濟增長又有什麼新辦法？
特區政府如何帶動香港社會討論首置上車盤的問題，應是對新政府的一次考驗。
本社廣邀政商學界權威人士出席灼見名家三周年論壇，包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騰訊控股主要創始人、一丹獎創辦人陳一丹先生、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博士等。
林鄭月娥說覓地建屋需時，政府會以破格思維，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和推行的短期措施，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紓緩輪候公屋家庭和居住環境惡劣人士的生活困難。
一國兩制的危機不是今天有、明天便失去的問題，而是情況慢慢變形、走樣。在這過程中，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批評，其實是件好事，值得特區政府警惕。中央官員不是經常提醒港人要有國際視野嗎？
我仍須指出「後天安門政治秩序」確確實實創造了過去20多年的基本政治穩定，並為經濟問題找了出路。
大眾不應抽離事件的整體性，就指本港法治已死。
香港的所謂「行政主導」，事實上愈來愈是港英訓練出來的政務官主導。
若將來香港變為威權社會的話，誘發者正是今天那些不懂得珍惜自由、不肯為自己行為負起責任的人。
「一國兩制的優勢將會保持，未來的30年是不用悲觀的。」
林鄭月娥在國慶慶典上說感受到國家的底氣。但是香港不能只感受，需要坐言起行，實實在在的有所作為。
在很多人的心目之中，只要香港保持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則既可防止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干預、入侵，又可透過促進內地經濟發展，而慢慢將可怕的中共改變過來。
香港建成有國際公信力的法治制度用了多年時間，要令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變形或逐步萎縮，卻只要中央或特區政府做多幾個政治動作。
近年土地問題廣為社會大眾關注，批評地政總署的土地政策，總能吸引大眾目光，不過，土地管理涉及諸多問題，批評者應了解背後的種種原因和有關方面所作的努力。
科技創新的成功方程式，離不開一個重要條件，就是群聚效應，吸引不同的人才匯聚，互相合作激發創意。
我們國家大力栽培上海取代香港這金融中心，幹了20多年了，成績如何？今天再就近推動前海，推動得了嗎？
緬甸羅興亞人危機的最大威脅，不是羅興亞人的人道主義問題，而是地方武裝勢力與回教極端主義結合的可能性。
說104條釋法有追溯期，得拿出有力的法律根據，而非「我說你聽」的政治訓話。
不要在黑暗的掩護下行使你的民主和言論自由權利。 勇敢地在光天化日下做到這一點。
特區政府坐擁豐厚財政儲備，採用減稅來幫助市民和企業絕對是好事，但問題是怎樣令政府的措施達到預期效果。
動物受生物演化的控制，青少年有反叛性，會挑戰既成秩序，不獨人類如此。
我的疑問是：掛在大學校園的港獨橫額移去了，但學生要寫關於港獨的學術論文，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是學術自由的範疇，還是沒有討論空間的禁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