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的留言，有人以「愛國」和「政治回歸」之名，把方言強扯到「港獨」，揚言不可說廣府話是母語。這是紅衛兵式的恫嚇。
筆者一向支持長者就業，原因是在缺乏良好的退休金制度下，加上香港人的預期壽命是全球最長的，部分仍有工作能力的長者選擇繼續留在勞動市場工作，絕對不是壞事。
中央政府官員的特點，是官僚的思維，凡經中央制定的政策，就必須具有權威，即不容隨意提出修改意見，但大灣區牽涉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國際聲譽，實在不容有失。
由於兩地體制不同，司法制度更有明顯差異，港人到內地或內地人到香港法院旁聽，很自然都會特別留意當地法庭的清規戒律，入境問禁，不會隨便「亂說亂動」。
移除大樹後可清楚看到，樹幹中間已變成空心，可見樹木辦及地政總署的判斷並非錯誤。
組成香港法治的核心元素，例如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奉行普通法、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都在《基本法》內列明。因此，推廣《基本法》當然有必要。
法庭與學術界一樣，都是講證據的地方，指控一代人貪圖逸樂，總也要拿出證據吧？想不到隨口噏當秘笈的風氣，也會蔓延到法庭中。
政府的投資有帶頭作用，起碼可以展示堅決發展創新科技的決心；然而企業不動起來，政府的科研投資只會停留在實驗室或大學的學術研究，未必可以落地成為經濟發展動力。
毫無疑問，大灣區的發展規劃對香港本身的經濟發展有積極的作用。
試問少數人玩高球多一個場地重要，還是千萬個家庭改善居住環境重要？
我深信每一位行政長官都面對過相類似啞子吃黃連的情況，未能說服中央給予適當空間，精準反映民意，注定被渲染為採取「好女兩頭瞞」的策略。
本地政府的資助及學費都不是大學經費的主要來源，聯邦政府的研究資助十分重要，企業界或政府特殊部門的應用研究（如火箭研究）可以扮演重大角色。
我的提問其實很簡單：如果沒有後着，一切短期措施都會變得欠缺說服力。
不同土地選項的確並非均等，有需要衡量和討論利弊，發聲並不等於自私。
特區政府重視粉飾民主櫥窗，常把一些專與政府唱反調的人放進一些諮詢組織，大大地降低了一些半官方組織的營運效益。
韓先生患病的父親走了，家裏現在少了一個人，擠逼的居住環境或可稍見紓緩；難道這就是基層家庭改善居住條件的唯一辦法？
跟9個內地城市和澳門聯手合作發展成為一個灣區經濟體，是前所未有，對香港和內地城市來說都是全新挑戰。
民間多用回歸兩個字，沒有提及主權，這是一種「籠統」但並不盡全面及完善的說法。
特首林鄭月娥在回應議員有關土地供應的提問時，斬釘截鐵地說，她的施政沒有「既得利益」4個字，而她只是關心有沒有足夠的公眾利益，讓政府行使公權力去為社會辦事。
現實是年輕人的社會經驗較淺，容易只顧理想，不理現實。
如果香港的領土、主權、治權，不被英國佔有而「都在國家手裏」，何來殖民統治？鄧小平可以說「政權移交」，香港中學課本為何不能說「移交香港」？
我理解的獅子山精神，正是久違了的互助精神。獅子山精神一去不復返，是因為香港社會已沒有它存在的空間。
今時今日勉強以行政指令方法為某種語言「造勢」，其實毫無必要，也不會有實質成效，反而只會激起民情反彈。
雖然英國確實管治了香港150 多年，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3 條條約有效論」。
各政策局需要審時度勢，考慮怎樣調動人手確保有能力於緊急關頭，動用最短的時間將所有支持政府的議員及時召回議會參與投票。
多了土地，發展空間增大，市民不用耗費太多的收入在房屋之上，那麼社會便有較多的資源去改善環境，保育工夫可能做得更好。
一方面繼續在一些合適的發展項目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另一方面應提供更多完善和開放的途徑，給予社會大眾、各界人士甚至外來專才有機會提出土地發展建議，同時協調相關計劃。
我們破壞了你們應該享有的自然生態和祥和的社會氛圍，又令你們代表香港背負更多破壞地球自然生態的罪責，損了你們的陰德，對不起。
城市規劃是一門很專門的學問，但亦不能違背一些最普通的常識。
「一國兩制指數」問卷的1至7分評分中，青少年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雖然稍為上升，仍然僅僅是大於4，決策者仍須努力培育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