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音比目光更能洞悉世情，接收更全面的環境信息。社區坊間通用的粵語，已匿聲於官方和學術的論述裏，如此使香港社會運動難以深化，亦妨礙了一般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時下我們以所謂純正的粵語、英語與普通話互相排斥與批評，實在嘈雜了香港的聲境。
有一次，在來今雨軒，有位富商出了一筆為數不少的獎金，讓一眾國手比賽，最終結果，吳清源摘取桂冠而興高采烈把這筆獎金拿回家，而此時他才12歲！翌日在報刊亦有這則新聞發佈，而遠在東瀛之日本棋界，亦注意到中國冒起了一顆新星——天才吳少年！
小孩自呱呱落地第一秒䦕始，他們的一切皆成為父母影像紀錄的對象。有了手機和社交媒體，無論是小孩的發育寸進，或是舉手投足，以至情緒起伏，都逃不過父母的鏡頭，永遠記存於雲端，成全了人類個人史新紀元。
當年香港的中、小學是容許體罰的。在傳統學校裏，教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打、罵都悉從尊便。德明是這樣，拔萃也是這樣。在拔萃，用藤條是校長的專利，但不少教師會用手掌或界尺去「訓導」犯錯的學生。也有教師仿效古代的俠客，以粉刷或粉筆當暗器，在學生不守規矩時猛力向他們擲去。
2006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之主人公、地主西門鬧，在陰曹地府向閻王爺喊冤道：「我在人間30年，熱愛勞動，勤儉持家，修橋補路，樂善好施。……可是，像我這樣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大好人，竟被他們五花大綁着，推到橋頭上槍斃了！……我不服，我冤枉，我請求你們放我回去，讓我去當面問問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麼罪？」閻王體諒他含冤屈死，法外開恩，放他生還，轉生為驢。
10月25日在台北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行了港台非物質文化遺產交流會。五位港台專家學者和資深教育工作者，就兩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況、保護、教育和推廣，交流意見及心得。
所謂八字，只供參考，俗云人算不如天算，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相由心生，境由心轉；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唔（不）係你財，唔入你袋；做違背良心之事者，慇住收尾兩年。（慇，擔憂也；《詩經・小雅》：「憂心慇慇。」）
受尼采哲學及雨傘運動啟發，本人希望組成「雨傘歌者」團隊。這個團隊並無政治或宗教目的，而是希望向大眾傳播：一、人類對愛與和平的理想世界的盼望；及二、人類奮力追求這個理想世界的意志，希望邀請有相同心志的人加入。
語言表達有所謂三成來自文字或聲音符號，七成來自態勢語。語言又分外在語言及內在語言，演員沉默時，不代表沒有劇本存在，其行動是一種內在語言。而大部分時候，人類的內在語言卻往往是真實及最具涵量的。於是我想：這場舞劇，展示了劇場的詩性想像的可能。
對故鄉的思念令我黯然神傷，旅人的愁思徘徊不去。每天晚上，除非做着個好夢，否則都難以入睡，但好夢又可往那裏尋呢？就趁明月照大地，倚着高樓望遠吧，可是，一個人孤單單的，實在滿不是味兒。那就喝酒去吧，那知道，酒入愁腸，竟化作滴滴眼淚，是因相思而流下的眼淚。
佛入中土二千年，豐富了中國精神和物質文化。可惜二千年來中土改朝換代，戰火摧殘，民族遷移，文物文化大多被遺忘或流失。敦煌雖處邊陲，卻與古首都長安聯繫緊密，而且沒經歷會昌滅佛之災。她位於古絲路要點，據東、西文化交匯處，集四個文化體系匯流於一處。 敦煌石窟開鑿始自十六國至元代，中無間斷，清代多重修石窟。壁畫內容豐富，彩塑量大質高，加上1900年藏經洞出土的六萬件文物文獻，令敦煌在僻遠路遙的風沙中幸運地保存着人類同享的古文化，儼如世界文明時間囊。
在新的經濟浪潮中， 主要職位將見於高科技、旅遊、休閒、教育和醫療護理等服務行業，而事業成功者的特徵將為： 一、企業家精神；二、靈活性；三、冒險；四、創新性和；五、領導。此外，當企業的營業額及市場力量愈來愈大，直接僱員數量愈來愈小，大部分職能外包，包括合作夥伴和供應商的業務日益網絡化，他們將成為真正的分形業務網絡（fractal business networks），每個分形都完全面向客戶和市場。
1959年4月29日，李小龍乘船離開香港往美國三藩市。他是次返美，並非如眾多文獻的浪漫式描繪，像個苦命兒隻身往金山闖蕩江湖。李海泉當時是個紅藝人且家境富裕，有能力送三個子女往美國升學，李小龍必帶備充足的美金上路，不可能如眾多文獻講的只得區區一百美元傍身；而且，李小龍已是個18歲的成年人，亦已有一定的人生經驗，絕對可以照顧自己，故此他不需要其他成年人陪伴同行。與當年往外國留學的同輩比，李小龍在經濟和人脈條件上，實都遠比一般人優勝。
英國廣播公司（BBC）又比《觀察家》報更晚，6月19日才播出陳平的訪問；同一天，獲得大馬警方批准之後，《星洲日報》刊登系列專訪的第一篇〈歷史捉弄了一代人〉 ；6月20日和21日，《星洲日報》的姐妹報《光明日報》一連兩天全文轉載《亞洲週刊》封面專題。
任何一個王朝走向衰落，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從吏治腐敗開始。作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官員的優劣直接關係到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當政府成為最大的貪腐機關，官僚階層整個淪為貪墨集團，這樣的帝國無疑已是病入膏肓，必然行將就木。
家族裏留下的孫子，現在是個中年人了，一直守護着文氏祠堂和幾宅的房子。他拿出一串門匙，打開了我祖父母和父母生活過的房宅，那景像於我來說是懾人的。庭園深深，都長滿草了，廳房是空洞的，只有一疊紮起的雜物。我想像祖父生前書不離手的般若波羅密多經，祖母拿手的白粉果，以及父母親在房子裏的活動情況。
唐延壽《南史》：「人移居，官府上任，忌正、五、九月。唐人於此三月不殺，不行，刑叫斷屠月。」明陸容《菽園雜記：「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殺，新官上任祭告，應祀郊壇，必用宰殺，故忌之。」
高希均教授發起創辦《天下》雜誌，後又與王力行女士創辦天下文化，贏得了台灣企業界及社會普遍的祝福。1986年他又與王力行、張作錦創辦《遠見雜誌》。1998年自威斯康辛大學退休後，更致力於文化事業群的永續發展。接連創辦了《30雜誌》、《哈佛商業評論》、《未來少年》、《未來出版》，2014年更創辦了《未來兒童》。很多人冠之以出版業巨擘之名，實當之無愧。或稱之為成功的人文企業家，亦洵非過譽。
香港都市這樣複雜，加上近期社會的撕裂，影像上如何表達？我走過西九，看到紛繁的工地和改道、背後的高樓大廈、和扭曲的玻璃牆膜反影，自然有所聯想，是以按下快門。
兩位主任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在我紀念冊上寫下的箴言，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銘。謝老師以「自立立人，自達達人」共勉，馬老師的訓誨是「澹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相信兩者我都在某程度上做到了。
歷史上，有兩件「到民間去」的事，都非常有名，而結果大相逕庭。俄國的年輕人和印度的甘地，都有理想，可是態度和行為截然不同。前者以為真理在我，要喚醒人民，後者謙虛地自稱在體驗真理，於是去理解人民。這兩個到民間去的行動，於是得到全然迥異的結果。
精通中文的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在上海對記者說：「批評莫言的那些媒體人，一本莫言的書都沒有讀過，他們不知道莫言作品的質量是什麼。這讓我非常生氣。我讀過很多當代小說家的作品，但沒有一個作家比得上莫言那樣去批評中國社會的黑暗和不公平現象。他敢出來批評，但是別人就不敢。跑到外國去，非常愛講話的人，他們很容易批評莫言，但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中國從來沒有視葡萄牙為威脅，而是認為澳門的葡萄牙歷史文化資產，是與葡語國家集團一個重要的聯繫。香港的情況則不同，由於與英美有密切聯繫，而北京對英國不信任與懷疑，因而處處防範。所以，北京對香港政改的強硬立場，源自其真正的關注，害怕香港可能成為《木馬屠城記》中危險的「木馬」（Trojan Horse），會引來西方的顛覆性影響，破壞中國政府的統治控制。
2014年10月24日下午參觀台北故事館，侯幸佑執行長導覽後，雙方座談，藉此了解私人「認養」並活化古蹟的成功個案。參觀過台北故事館後，我忽發奇想，日後本港的非牟利團體可考慮「認養」本港的廟宇，並利用有關文化空間傳承、保育及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當然內裏會涉及一些利益、權力及信仰的複雜問題，但也可以作為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1944年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收入她第一本小說集《傳奇》，翌年馬上親自改編成劇本，在上海蘭心劇院公演40多場，盛況一時無兩，突顯文學與劇場的互動光輝。香港文學與劇場這對孿生兄弟何時相認？
仁在孔子學說中，是重中之重。孔子認為具仁德天性之人，會不計利益而行仁德；但不仁者會為一己之利，而不管所作所為是否背離仁德。除了上述兩者，還有一種智者，他們認識了仁德對自身和社會的好處，故奉行之。這是好的。
秋天來到邊塞地方，肅殺得很，和中原大不相同。你看，連雁都飛到南方去，一刻也不肯留。四面傳來邊地獨有的聲音，風吼、馬嘶、笳吹⋯⋯還加上軍中號角聲，令人惶恐不安。在千山屏障下，落日映照着孤城，煙氣彌漫，城門緊閉。心中自是想念着萬里外的家鄉，愈想愈苦悶，只能喝酒解憂。勝利遙遙無期，又怎會有機會班師回朝呢？遠處傳來悲涼羌笛聲；夜深了，地上一片霜白。面對此情此景，又怎會睡得着呢？做將軍的，已滿頭白髮；做士兵的，只好暗暗流淚了。
李小龍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演員，6、7歲便正式開始在電影中演出，一直演到18歲，然後25歲入荷李活打滾、30歲返港發展、到逝世前仍在拍戲，他一生都與演戲有不解之緣，當係好戲之人。戲中的李小龍，一個打十個、大鬧日本道場、大戰羅馬鬥獸埸、虎鬥龍爭，是虛擬的、編排過的打、是假的。但李小龍不是一個簡單的電影人或武者，他的真正成就，便正正是利用假的李小龍，去造就真的李小龍！
除作為中國市場的門戶及海上絲綢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的樞紐站，澳門長久以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和宗教融合的平台及知識技術轉移的軟實力輸送帶。除國際貿易功能外，透過文化交流管道，澳門對中國早期現代化十分重要。葡治澳門的獨特地位，不由中國的管轄，所以對西方的學術、科學知識、技術和思想流入，給予更多的自由、更大的公共空間、更強的政權寬容性、更多管道、機會及方便接觸和宣揚外地文化。外來的文化智力軟件，透過澳門注入中國，直接影響中國人的理念和思想。
道光22年（1842）8月29日，在停泊於長江的英艦皋華麗上，中英兩國代表簽訂了《南京條約》，以國際法的形式確認了香港的「暫行賞借」。事後英方的感歎是「中國皇帝高於一切的統治，恐怕是一去不復返了」。從乾隆、嘉慶到道光三朝，只不過短短半個世紀，不但康乾盛世不續，天朝上國更是從傲睨一世到割地求和，這其中沒有世事的偶然，只有歷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