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國的歷史，便可發現漢朝和宋朝的科學能與西方媲美，這源於當時文人輩出，寫下不少千古絕唱，包括屈原的《楚辭》、諸葛亮的《出師表》等。加上司馬遷撰寫《史記》時，運用列傳和傳記等前所未有的寫作方法，足見當時中國人創意源源。然而，這些情況並非只在漢朝和南北朝發生，唐朝和宋朝以後也有很多出類拔萃的文人，譬如李白、杜甫……一直延續至清朝的曹雪芹，他們的文章和詩詞熱情澎湃，均是很漂亮的作品。這表示中國人有足夠的感情和創意，可是未能在科學上加以運用，以致科學成就匱乏。
瀨越為何不親自到北平與吳相會過手呢？原來按當時之規矩，瀨越如與吳清源對局，須授吳三子，瀨越心裏明白，三子是怎麼也讓不動的，沒必要費此周章。所以在他給吳的信中，寫得謙虛客氣，並以身體違和為由未能前往一會。致發生橋本從中國東北輾轉到北平與吳歷史性的第一次交手。
片名《老狗》指的是藏獒——現今最昂貴的稀世名犬，黑市上曾熱炒至160萬美金——也暗指老牧人以及他面對這個拜金時代（表現為喧鬧的假冒金鍊電視廣告）仍頑固地懷抱着的傳統牧民價值觀念。
舉杯向春風祝酒，請不要走，和我們一起留連，在洛陽城東郊的小路上，欣賞垂楊柔美的姿容。這裏不就是當年攜手同遊的地方？那時凡是花木叢生處都有我們的蹤跡。見面的時間苦短，匆匆過去了，留下無窮惆悵。
實藤惠秀在戰後不斷反省自己戰時錯誤的行為和紊亂的言論。更重要的是他通過多種具體行動顯示痛改前非，帶頭開展中日關係史反思和研究的工作，對日本社會發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馮友蘭匠心獨具，把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由第一個階段是科學的；發展到第二階段是空想的；最後到第三階段變成了荒謬的。如果沒有曲解，科學的是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人民，打敗三大敵人，建立了新中國。實踐證明，這個思想和路線都是正確的，因而是科學的⋯⋯
李海泉夫婦選擇西雅圖和周家，是刻意的安排。西雅圖是細埠，遠離與香港聯繫較多的三藩市，李小龍在香港得罪的人，要尋仇亦不易。西雅圖華人圈子細，而周氏夫婦有相當江湖地位，周家是安全的避風塘，學校亦近在咫尺。
進入香港後，為建立永久的商港和政府，義律立即着手組建起員警、法院、監獄等一整套現代治理機構。為穩定局勢，他宣布對華人繼續實施大清律。而在其他領域，則陸續引入了英國法律。1841年6月7日，義律宣布香港為自由港。為吸引各國商船前來自由貿易，他相繼委任了船政廳、工務處、港務及海事官員。為開拓政府財源，義律作出了拍賣土地的重大創舉。
酒黨聚會一般都喝高度白酒，幾杯酒下肚，話閘子打開，這才是正戲。此時，三人的不同性格也就表露無遺。山東人憨厚耿直，國光喜歡直言不韙。安徽人機智幽默，學良更多妙語連珠。我則往往慷慨激昂。酒酣之餘，三人往往得意忘形，或勾肩搭背，或唇槍舌戰，若不是各自的老婆在一旁催促，喝到半夜也不肯罷休。人生在世，還有什麼比美酒老友更值得留戀的呢？
在中國的傳統信仰，不管獅子是怎麽恐怖模樣，牠永遠是善良的。古往今來，牠守護着千千萬萬善良的中國人。
有中國人說《易經》是原子物理的祖先，因為《易經》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話。也就是說，天下的物體都在運動；電子繞着原子核轉，行星繞着太陽轉，宇宙間的物質都在運動狀態，這就是「天行健」，而《易經》老早已經指出這一點了……
食，首先是為了生存，這是人類簡單不過的道理。富足了，我們對吃有格外的要求，除了食物的色、香、味之外，還講究跟誰一起吃的，吃誰煮的，在什麼環境氣氛下吃，以至以吃來表達什麼。
回說拔萃的學習生活。中四那年，我們的班主任是 Paul Du Toit（綽號「大水牛」）。他多才多藝、能文能武，教學之餘，還在香港電台擔任節目主持，以及為澳門籌劃第一屆格林披治大賽，並奪得這項賽事的亞軍……
國光劇團《孟小冬》於2006年首演，巡迴過台灣、大陸多個地方，每次演出都會修改，今回在香港是第六次演出，屬第六個版本。不停修改，為求完美，生動呈現孟小冬這個京劇傳奇人物心境，希望更打動觀眾。主辦方沒費心力在演出前向觀眾解釋什麼京劇歌唱劇或台式新京劇，觀眾肯進場便好。他們相信，戲好觀眾便會感動，而他們都有信心。
睡覺也好，看書也好，這兒有一種不干預，不多話的氛圍。說不出的恬謐。店家與看書者滿有默契的過着自由、散漫和不知漂浮到那兒的辰光，跟外邊世界的百般喧鬧、千種浮華，就是與這兒沾不上邊，歲月靜好，彷彿在這裏一下子尋着。
《四十壹炮》初版於2003年，是莫言潛心打造的一部在藝術上勇於探險的長篇力作。小說以上世紀9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為背景，通過身體長得很大、精神心理卻仍停留在少年時代的主人公羅小通絮絮叨叨的訴說，重構了人生的少年時光，敘述了農村改革初期兩種勢力、兩種觀念的激烈衝突，在揭示人性裂變的同時，寫出了人們在是非標準、倫理道德上的混沌與迷茫。
人之運氣總有好、有不好之時，旺、衰相接而循環，不必心灰，希望在明天。三衰指身衰、家衰和運衰；六旺指丁旺、財旺（揮春：丁財兩旺）、畜旺、牧旺、農旺和果旺。旺、衰之說，見之古代子平八字算命術，認為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之金水木火土五行，不同季節各有不同之旺（當時得令）、相（畧遜於旺）（揮春：周年旺相）、休（繁華漸減）、囚（受禁制）和死（了無生氣）——五種狀態，亦即四時（四季）五行之中，必有兩行為旺（旺、相），兩行為衰（囚、死）。
山崎有民與吳清源對局，輸了以後覆盤時並無發現自己有何錯着，便知吳清源棋力和境界非一般。遂領此少年往日本人俱樂部，介紹數位日籍高手（約職業三段）與吳清源對弈。吳清源遇強愈強，一一戰而敗之。山崎認為吳清源應是世間罕有之天才，便起了助其赴日跟隨大師，好盡情發展提升其無限才情。
高行健的長詩曾引來一位在台灣教書的大學老師劉正偉的不滿。他認為高行健詩集中這首「主打詩」大多是詞組、片語或成語的堆疊、拼貼，若不召開記者會做新書發表會，又或者姑隱作者其名，初讀者可能會以為是中學生初習的拼貼作品，了無新意。把他詩句分行去掉，就像一段平凡庸俗的散文。
深深的庭院，究竟有多深呢？在輕煙之中，楊柳一層層，簾幕一重重。我在深院內獨自徘徊，他呢，一定在騎着馬和那些富紈子弟結伴，尋歡作樂去了。我即使登上高樓，也不會望得到他去的地方。
實藤第一件誠心道歉的事，就是1938年9月受聘為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特別研究員，利用庚子賠款的資助，到中國淪陷區調研， 為期一整年。他以北京為基地，先後前往天津、大連、瀋陽、哈爾濱、南京、上海、廈門、汕頭、廣州和香港等地考察。此行目的有二：第一，收集有關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史料，以便完成其《留日史》一書。在這一年內，他搜購了四、五千冊的圖書，運回日本。第二，他奉命以日本政府「特別研究員」身份，處理淪陷區的「危險書刊」，包括大批中文期刊和外文書籍。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提出宋明學者中，有所謂「秀才教」，是范仲淹等人以來，流行於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的宗教。他們以嚴肅的態度，來遵行他們的「純潔高尚而肫摯的信仰」，形成一種合理的教育，可惜的是，不是人人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上有機會讀書，以及有資格做官的人，遠遠超過「秀才教」的人，因此他們空有理想，而無法實現，他們對政治悲觀，甚至持反對態度。而一輩盤踞在政治各部門的官僚，亦常敵視他們，甚至屢興黨獄，明代講學的書院，屢遭焚燬，程顥朱熹皆列黨禁，王陽明亦幾不免。
義律擅於權變的特性再次顯現，他不按常理出牌，選擇了交煙保生和升旗立國的方式，巧妙的完成了鴉片由英商所有變為國家公共財產的轉換，從而將下一步事態的發展導向了中英兩國政府的行為。通過他交出鴉片後，作為民選的英國政府不可能再袖手旁觀，勢必要採取行動來維護國家的利益和權威，同時也必須對選民中的勢力集團——英國商人做出交代。義律的這一舉動，無疑最終是點燃了中英鴉片戰爭的導火線。
利瑪竇出身歐洲貴族之家，受過16世紀時歐洲最好的教育，所以他既會修辭學，又會邏輯學，既熟悉歐幾里得幾何，又通曉亞里士多德哲學，還會繪製地圖。是他首先把歐洲300年間累積的知識介紹給中國士人。比如他的摯友徐光啟就驚訝地發現，原來中國文化中，缺少細緻的分析，只是長於綜合概述原則性的東西。
中三那年是我人生中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之前，我的思想尚未定型，處於摸索階段，這時明顯地左傾了。這不僅是銳意閱讀和積極思考的結果，也跟一位與我往來頻密的同學不無關係。
滑翔是人類跟空氣互動的玩意。有風才有可能起動，但方向也要恰當才能借勢而行，是以滑翔區域的戰略性位置都樹滿了風向標。沒風和風向錯誤的時候，人們只能靜待變化。一旦有利條件出現，借勢起跑，繼而騰空一躍，就能乘風雲遊，俯瞰大地，盡享飛翔的自由。
《蛙》是莫言醞釀十多年，筆耕四載，三易其稿潛心創作的第十一部長篇小說。這部觸及國人靈魂最痛處的長篇力作跟莫言的諸多長篇一樣，以第一人稱敘事，講述了姑姑——一個鄉村婦產科醫生的人生經歷，用生動感人的細節展示中國農村60年混亂顛倒、慘無人道的生育政策的同時，毫不留情地剖析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卑微而又醜惡的靈魂。
明嘉靖廣東某處有一條大清和河，上有一座清和橋，橋上有攤販擺賣。某次，菜販只剩下些少菠菜，正欲收檔回家，突然來了一位和尚、一位秀才和一位少婦，同要買他的菠菜，菜販一時難以決定應該賣給誰。不過，他也是個讀書的清士，忽然心生一計——要三人比賽作詩，誰作得好，就免費送給誰，作詩的條件是：一、就「清和橋」三字，每人挑一個字；二、再把此字拆開，去掉偏旁；三、留下與此同意字；以及四、再添一偏旁或部首，成一個新字。
在骷髏野地哭喪的臉孔，呼叫，加上蒼蠅亂飛的聲音，破落的殘破磚瓦，構成象徵死亡的畫面，催促復興文明的迫切。另一較容易引起關注的，是最後晚餐的再造畫面：耶穌已不再是最後晚餐的主角，耶穌門徒荒誕地變成賭徒，彈指之間，灰飛煙滅。寓意宗教也不能拯救人類的困境。
《無印良品成功90%靠制度》書序中引古語云：「不成規矩，不能成方圓。」無印良品的創立，正是起源自這個中心思想。舉凡企業運行、制度建立都不脫出「人、事、時、地」的交互關係。寫序者指出好制度是讓每位員工都有主管力，領導人建立制度是希望能夠善用群體智慧，提升工作成效。筆者以為作為課程領導者，要領導校內不同科目或/及組別發展校本課程，如果缺乏一個良好的制度，成果一定事倍功半。教育範疇廣泛，領域繁多，課程領導者根本無可能是每個範疇及領域的專家，若沒有制度去策動全校持分者向同一個方向邁進，很大機會是原地踏步，徒勞無功。
